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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
公元815年，时年44岁的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马一职。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别友人，突然听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弹奏琵琶，美妙若天籁之音。他陡发感怀之情，因作一首长诗相赠，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弹奏之女原本是长安城里的歌妓，此时则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关于那位茶商的诗句有四节，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入唐诗，这不是第一首，却是最出名的，当然其形象也是最经典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经商活动及商人生活、心态成为了描写的主体。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唐代的商贾诗约203首，大约是唐以前商贾诗总量的100倍，涉及的诗人共90人。
在这些唐诗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劳顿——把商人视为一个正当职业，同情他们的谋生艰辛，这是唐人与前代最为不同的地方。白居易有诗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黄滔作诗《贾客》，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艰险非同寻常：“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职业本性，唐诗对经商活动中的细节多有描述。
元稹写长诗《估客乐》，对商人的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亲不认等等行迹进行了细致描写，诗中写到：“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勾结权贵——诗人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揭露，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元稹在《固客乐》中描写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此外还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从这些诗句中可见，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之深，由此可见。高适有一首《行路难》，写官商勾结尤为著名：“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奢侈消费——诗人们描写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
刘禹锡在《贾客词》一诗中写了商人的巧取豪夺之后，继而描写其生活的奢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贷通倖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施肩吾的《大堤新咏》则描写了商人在长江大堤沿岸城市寻花问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
唐代诗人豁达天真，触景皆可入诗，生情俱能成句，从他们的诗句中透露出大量的社会实景。开元年间，国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当时的经商风尚多有咏诵，李白诗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进入中唐之后，民间经商之风更为盛行，元和诗人姚合有诗记录他在长安城郊所见的景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贞元诗人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也就是说，举家从贾、全村经商的情况在唐代已经不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