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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我提过一个观点：西方诸国与中国相比，在治国经济策略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完全依靠税赋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而后者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在本文中，我们要说说这一中国式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齐国，那是春秋年代的初期。齐国的疆界并不大，却在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最强的国家，齐桓公因此被视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的强大，与管仲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关。他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产业管制政策便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在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并将之制度化。
管仲以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
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些白开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齐国滨海，是产盐大国，食盐是最有竞争力和价格话语权的战略商品。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为了维持国家对盐的垄断权，防止盐价因生产过度而大跌，管仲下令对煮盐的时节进行控制，只准在头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这四个月的农闲季节煮盐，到了仲春二月，农事开始，就不许聚众煮盐。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禁止擅自闯入。
在垄断了资源之后，管仲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盐铁专营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却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显著成效，它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它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能力。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为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始终存活。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