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曾经统计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的事情至少已发生了五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5年、1946年和1956年。前面的四次，断断续续都写过了，便有读者来信询问第五次，本文就简述之。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1949年之后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讲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履，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而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热烈的人群中，荣毅仁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私人资本重新在中国复苏，是众所周知的1978年，当时他们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或“暴发户”，而“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报纸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出现，是在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