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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按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从那以后，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只要稍稍懂点掌故，谁都能随口报出几百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不过，这么轻易的事情现在却每每困扰到我。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料极度缺乏、对商业极度鄙视的国度，试图从商业的角度来描述国家历史的演进，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主角模糊、故事残缺的历史长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逼进了死角。最让我烦恼的事情之一，是很难找到商人的名字。
写《史记》的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商人做传的历史学家，在《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先秦到汉初的十多位大商人的名字和他们从事的产业，尽管每个人只有寥寥几句，可已经让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感动到涕泪俱下了。因为，在他以后的所有历代官史，尽管都有《食货志》，可是却几乎再没有商人名字的出现。
比如说到宋代。它被史家认定是商业最为兴旺的朝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出现在宋代。胡寄窗先生认定，有宋一代是对“富民”提倡最力的时期。你看世博会上中国馆如何证明我国古来文明璀璨、商业盎然呢？就是把一卷《清明上河图》用高科技的方式重新展现。
然后我到宋史中去寻找商人的名字，可笑的是，花了我好多天的时间动手动脚找材料，找得全名字的商人居然没有几个。比如在官方的《宋史》中，似乎只有一个商人，名字叫朱勔，他以贩卖花石纲而出名。在《宋史》中，朱勔是个坏分子，他被写在了《佞幸传》里。
除了朱勔，我还在大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资料中意外发现，他的外祖父祝确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贷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朱熹自己很讨厌商人，不过对这个号称“祝半州”的外祖父倒是津津乐道。
找不到其他名字，我当然不死心，就再回头看看当今的历史学家是否找到过，一查，果然让我发现，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先生做过同样的傻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
汪先生是宋史大家，他查得比我细致。自先秦之后，盐商就很富有，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他就到盐商堆里去找。在《宋会要辑稿·盐》中，果然被他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个人的名字都只出现过一次。文中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
汪先生还在考察宋代宗女出嫁时遇到了两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史家李焘记，宋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曰：一事甚悔，前日乃往问帽子田家，见说是家凡十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又北宋后期人朱彧记：“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勿庸置疑，二人真正是京师的大商人。然而不幸的是，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此一处，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大桶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
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一个可笑的对比是，在历代的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妓女肯定比有名有姓的商人多——当然，我这样说绝无歧视性工作者的意思。在宋代，艳名流传至今的名妓就有好多，比如与皇帝纠缠不清的李师师、“莫问奴归处”的严蕊、被苏东坡写进诗里的琴操等等。
从这个细节，你大抵可以知道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