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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
我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与我对视，它重875公斤，高133公分，是当今世上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站在它面前，我浮想联翩：那个铸造它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疑问后来得到了一些答案，北大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大方鼎的铸造流程：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是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勾画出精美的铜鼎图案；再次，他还是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溶化，所以必然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须在短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在一些学者看来，从殷商到20世纪中期的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几乎停滞。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庭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是特别早慧的民族，可是却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徘徊了两千年，这一景象，举世独一。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又是否已彻底的排除？导致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停滞，有几种重要可能性，一是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二是外患的入侵，三是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四是自身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从未发生，外患的威胁一直存在，不过却从来被汉文化所消融，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整体而言也未发生，大一统从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那么，制度安排，就成了最后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了。中国的统治制度，统而言之，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人类历史上，保持这一体制长达两千年的，只有中国。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要回答这一问题，对治理制度的思考很可能是个重要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