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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在经济理论上其实是羸弱而混乱的。
一块玉石为什么比一块鹅卵石更值钱？在《第一财经周刊》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很弱智？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伟大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子贡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问题是孔子提出来考子贡的。子贡同学这样回答：“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比较多。”听了这个回答，孔老师很不以为然，他神情严肃地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说了玉的“七德”。孔子所谓的“玉之七德”，现在常常出现在各大珠宝企业的广告上。可是你更认同子贡的观点，还是孔子的呢？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相比，子贡的观点就太铜臭了点。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从这段对话可见，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羸弱是分不开的。
近年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已蔚为可观，不但民间喜读《论语》，学界更是新论百出，颇有老树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学者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余英时在多篇论文中证明，儒家与生俱来的入世价值观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不需要证明中国也有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只需承认中国史的特殊性。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玉石为何比鹅卵石要贵的问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