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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
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经济治理逻辑：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进行严厉的宏观管制、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微观上的放松，同时，政府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达成政治和经济集权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此的坚持，也是中国两千年没有分裂的重要经济原因。
这种治理模式的困境在于，宏观管制和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诱生国家主义前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社会失衡。所以中国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之间达成和谐。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但这些理想如何实现，他没有具体的办法。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与儒、道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惟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经典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理财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主张用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均的差距。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