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济反思

第三章

强国还是富民？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

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经济治理逻辑：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进行严厉的宏观管制、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微观上的放松，同时，政府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达成政治和经济集权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此的坚持，也是中国两千年没有分裂的重要经济原因。

这种治理模式的困境在于，宏观管制和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诱生国家主义前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社会失衡。所以中国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之间达成和谐。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但这些理想如何实现，他没有具体的办法。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与儒、道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惟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经典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理财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主张用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均的差距。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在经济理论上其实是羸弱而混乱的。

一块玉石为什么比一块鹅卵石更值钱？在《第一财经周刊》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很弱智？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伟大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子贡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问题是孔子提出来考子贡的。子贡同学这样回答：“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比较多。”听了这个回答，孔老师很不以为然，他神情严肃地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说了玉的“七德”。孔子所谓的“玉之七德”，现在常常出现在各大珠宝企业的广告上。可是你更认同子贡的观点，还是孔子的呢？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相比，子贡的观点就太铜臭了点。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从这段对话可见，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羸弱是分不开的。

近年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已蔚为可观，不但民间喜读《论语》，学界更是新论百出，颇有老树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学者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余英时在多篇论文中证明，儒家与生俱来的入世价值观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不需要证明中国也有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只需承认中国史的特殊性。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玉石为何比鹅卵石要贵的问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