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合作与团体生活

几乎没有无代价的合作，几乎没有无内耗的团体生活。

初等物理学告诉我们，当两匹马拉车的时候，每匹马只能发挥出自己力量的百分之九十几。这是因为两匹马的套绳在与车的连接点上形成一个夹角，一部分力内耗了；若把两副套绳平行地连接在车的两边，又因两匹马难于时时等速，不仅增加了车的摇晃，且增加了摩擦力，内耗反而增大；两马一前一后更不是办法。一句话，两匹马拉车必然做出一些无用的功，三匹马拉车时每匹马的内耗又只会比两匹马时更大。但是为什么人们很少用一匹马拉车，而往往是三套车，这是因为一匹马拉不动常规的马车，三匹马能完成一匹马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因而这是有意义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为什么不把车做小些，使一匹马足以胜任呢？那样，每匹马的力量显然能充分地发挥，但是在负担一架空车时，却比三套车中的每匹马吃了亏，并且，每匹马却都要单独占用一个驾车人。可见三套车减少人力的支出，选择三套车时的畜力损失不仅是必须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而且是相对较小的代价。此例生动地告诉我们，内耗和代价是不可避免而又值得算计的。

畜类作为工具的合作关系如此，那么人类呢？有趣的是齐美尔（G. Simmel，1858—1918）的几何社会学正是从两人关系、三人关系说起的。两人组合体依赖于这两人，其中任何一人的撤出或死亡也意味着组合体的消亡。这增加了每一成员对这一组合体存亡的责任，但同时也使它不具有其他类型的团体所获得的那种超个体的性质——它对成员产生一种压迫力。两个人只是相互依赖，不服从一种超个人的团体意志。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的投入都最大，而两人的距离最近。三人组合体带来了一种新的特征：一个人可能被多数否决。三人团体是达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最简单的群体结构，它带来了群体对个人的压力，显示出了一切社会中自由与约束、自主与服从的辩证关系。从两人组合体转化到三人组合体，意味着增加了伙伴，增加了协调的余地，却也削弱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增添了人际关系上的是非。

如果人数再多呢，会获得怎样的收益，付出怎样的代价？一个可供观察的绝好例证是会议。社会学家说，“七”或“八”是个界线。在人数不超过七八人的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可能和可以扮演完整的角色：既是倾听者又是发言者。人数超过七八人，有些人就难于找到发言的机会，沦为单纯的倾听者了，于是与会者中分出了层次：演说者与听众。认真对比一下会发现，大会小会各有利弊。七八人以内的小会，因其使每个人承担起完整的角色，刺激了他们的活力，且可以频繁地对话争论，易于使讨论深入，只是因人数所限，在这样的会上难于获取更大的信息。而一旦会议扩大，信息量增加了，深入的讨论却不可能进行了。虽然还可以寻找一些调节手段，制定一些会议规则，但人数、规模的不同将导致得失的不同，却是原则上难于否认，应被会议发起者记取的。

当合作具有了一定规模，变得常规化时，也就形成了团体生活。当团体生活复杂到包容了成员的全部生活，且有了其严格的结构——兼及政治（即权力）、经济（即生产）、消费（即日常生活），及其他种种——时，就构成了社会生活。简单的合作有其收益和内耗，大规模的团体生活有更大的收益和更大的代价。我们且不说社会中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和斗争及一个庞大官僚组织（亦称科层组织）的巨大惰性所带来的内耗，仅从一些最正常和必不可少的支出，比如交通上，就可看到大规模社会生活的代价。

在一个小村落中生活，几乎没有交通问题。而在一个大都市里，人们上下班的平均往返时间竟长达一两个小时，每年总还要有几十人、上百人死于交通事故。这就是都市生活诸多代价之一。而当我们看到不同性格的民族习惯性地对待交通规则的态度时就又会看到两种不同的代价。在西方的城市十字路口，只要遇上红灯，即使是清晨或深夜，前面横向的路上没有一辆车往返，驾车或骑车的人也会规规矩矩停车止步等着绿灯亮。他们自觉甘心地付出“时间”的代价。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人只要见前面横向路上无车往来，便无视亮着的红灯继续穿行。但中国人却为这种习惯付出了另一重代价：因为很多人有这种闯红灯穿行的习惯，于是即使你是在绿灯通行的路口，也常会碰上闯红灯抢行的人，而不得不时时盼顾，所以中国人在街上行走，过路口时神经格外紧张。赚得几分钟的时间，丢失的却是安全感。烦躁、紧张的心情导致的“副产品”无法估算。更不要说，闯红灯扰乱交通秩序，造成车流堵塞，甚至酿成车毁人亡的惨祸了。这就是在团体生活中因不愿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格外付出的更大代价。

城市化是当代人类的发展趋向。人们纷纷涌入这拥挤的地带，付出了交通和居住的物质代价，忍受着喧闹和紧张的精神折磨，究竟得到了什么？自然，城市有其繁荣的物质生活。除此，更重要的在于城市是一个更大的交际场，各路怪杰在这里易于生存，各种歪才在这里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用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的话来说：

在城市的有取有舍的日常交流中还发现了人类潜在能力的伟大财富。……假定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一万人中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才，那么一千人的群体则要等许多世代才能获得一个杰出人才，而这个人才由于自身的孤立状态会因缺乏其他人的激发而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在苏米尔、巴比仑、耶路撒冷、雅典，或者巴格达、贝那里斯这样的城市中，一代人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出现五十个杰出人才。而且这些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其所面临的机遇则会比小型社区中多许多。……因此城市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不仅支持着王权制，而且创造着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的同类相比较……更能创造新的价值观，做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

城市所以成为孕育天才的沃土，在于它成了交际场，构成了大舞台。它的膨胀为城市人带来了交通的负担和环境的污染，但它的浓缩却又跨越了空间，把一个民族的杰出人物聚合在一起，从而减少了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的交通阻断和信息隔绝。它使青年遇到了大师，怪才遇到了知音，艺术家遇到了倾慕者，本城人遇到了外域的造访者。一句话，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

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容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如果说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和戏剧是城市的本质性功能之一，那么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便很明白——即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致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不止一座历史名城都在一次总结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的发展顶极。

西方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方的城市是集市贸易和手工业繁荣的产物。当代中国的一些史学家认为，中西历史迥然相异，中国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需要和产物。城市一旦形成，就往往潜藏着荟萃人才、开阔交流的功能。但正如杜尔凯姆所说，一事物的功能并非产生该事物的原因。一个事物也绝非一定会结出人们期待的丰硕果实。我们分明看到，有些历史时期、有些民族，因种种原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设起宏伟的都市，内中却看不到该民族有声有色的对话和多姿多彩的表演。如芒福德所说：

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起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地斗争又不懂公正地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更庄重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