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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第一节中从汉语、英语的辞典中引用的定义所表述的，“代价”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损耗，获得某种东西的费用，某种行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和惩罚。而“达到、获得、行动”无疑都隐含着一个主语。没有主体的“达到、获得、行动”及其为此付出的“损耗、费用、惩罚”都将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如果不是主体为达某种目标，为获某种东西，而自觉做出的行动选择，损耗之大小，费用之高低，惩罚之轻重，也就仍然与主体不发生责任关系，无权要他反省教训、承担职责。因此可以说，代价的理论是以人——这一主体的选择自由为前提的，又是必然与一切形式的宿命论格格不入的。
固然，自然的赋予与前辈的遗产，都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如，西亚险恶的地理条件阻隔了东西交往，使得近代的中国未能更早地接受西学的刺激。再如，创业者赢得的优越物质条件竟使很多后人失去了前辈的斗志。但这些并不是严格语义上的代价，因为他不是当事者为获取某种东西的付出。且这些外因虽然限定、影响了当事者，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决定了当事者的选择、发展和前途。即使这样的论述仍不充分，“代价”一词在语义学上仍有歧义，我们可抛开语义学不论，重申：本书重点主观地规定在“代价”的严格意义上，即它是以人的行动选择为前提的。
极端主义的宿命论认定一切——人们的每一举动，其举动的每一结局——都是前定的。自然，这样的主张没有为代价论留下丝毫的立足之地。然而在现实中，虽然宗教多与宿命论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并不是多数宗教都持极端主义的宿命论。原因无他，在于宗教于很多时刻并非要人们沉睡、隐寂，而是要他们行动，只不过它要以一种强悍的思想魅力去诱导他们，左右其动作，规定其行止。比如佛教的三世因果学说，认为你今世的苦乐都是前世的作为所导致的——已被彻底注定了，可称极端主义宿命论；但来世的命运却尚未注定，它将决定于你今世的作为，因而来世的好运靠今世的修行——这绝非极端主义宿命论，因为它不认为一切都先验地注定了。似乎极端主义宿命论是彻头彻尾地扼杀个人能动性，是彻底地与行为主义对立的，事实又非尽然。冲破了中世纪天主教束缚的加尔文即为一例。一方面他宣扬“前定说”：人根本无力解救自己，谁被拣选，谁被绝弃，早已被上帝预先决定了——这种极端主义决定论却正是它的革命性所在：教会、牧师管不了得救，上帝早定下了。但如此，个人也救不了自己，不是不必行动了吗？加尔文在极端宿命论之上又提出了“义证说”：被上帝拣选的人是上帝的工具，会当然地勤勉于工作，过禁欲的生活。这样，禁欲与劳作虽证明不了你能得救，但反之若纵欲与懒惰却证明你必得不了救。加尔文教派就这样将极端主义宿命论与强烈的行动主义绝妙地结合起来。宗教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宿命论。能将非宿命渗透到宿命中（如佛教），能将行动主义与极端宿命论珠联璧合（如加尔文教派），正是一些伟大宗教的微妙之处，动人之处，革新之处。但是无疑，它们身上的抹杀不掉的宿命论色彩，决定了它们不会为人们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更不会令人们深刻反省形形色色的行为在世俗世界中的种种得失利弊。
传统的宿命论几乎无例外地处在宗教的笼罩之下。在近代科学的日益冲击下，它们在理性的地盘上已渐渐告退。但正是在理性与科学的地面上又生长出宿命论的新变种——历史决定论。
产生于19世纪初叶的历史决定论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风行世界。它的最初的阐述者之一斯图亚特·穆勒这样表述：
现在所论述的这一方法，乃是一种必须通过它来……探索社会进步的规律的方法。靠了它的帮助，我们以后就不仅可以成功地展望遥远的人类未来的历史，而且可以成功地决定什么样的人工手段能够用来……加速那个自然过程。这样的以思辨社会学的最高分支为基础的实用教诲，将形成政治艺术最高贵的和最有益的部分。
以后，一批批持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先后涌现。虽然他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大相径庭，却拥有一个共识：人类历史中隐藏着一个规律，它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较为晚进的那位历史决定论思想大师斯宾格勒更搬出了古罗马历史学家的那句深沉的格言：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
针对这样的思想方法，历史决定论的反对者们就要提出本节开始时说到的“主体”问题。卡尔·曼海姆便这样发问：
不断的变迁是谁造成的？它是谁的历史？反省一下便会看到，只有当一个句子中的动词表明某实体的变化时，“变化”才具有意义。当历史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它就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占据了造物主上帝腾出来的空位。虽然有些历史哲学家仍然相信历史性之天理，但后黑格尔主义模糊不清的赘语已让位给下述一些思想，（其中一条便是）变迁的真正创造者是人，不是历史。
争论的焦点成了：是历史创造人，还是人创造历史。如果是历史规律完全地决定了人的命运，便成了一种新的命定论，历史成了上帝。如果是人的主动性改变和谱写着历史，那就是反宿命，是行动主义哲学。
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内容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历史决定论者们却很少是地道的宿命论者，相反他们多是激烈的行动主义者，鼓励他们的门徒参与历史活动。最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行动主义特征的便是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于是，在他们的主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坚称，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将决定历史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动人们去改变历史。既然人是历史活动的载体，既然规律决定了历史的趋势，那么规律就必然决定了多数社会成员会沿着与规律符合的方向行动，也就无须再提倡人们去参与历史，甚至改变历史了。宿命和行动，毕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这里历史决定论者遭遇到了老加尔文遇到的那个问题：必须将宿命与行动融合在一起。老加尔文解答这一题目的钥匙是“义证”：你不知道更不能改变上帝的选择，但可以以一种积极的行动去增加自己已是选民的信心。而历史决定论者解答这一题目的钥匙是“加速说”。用穆勒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加速那个自然过程”。用另一位历史决定论者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跃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问题。既然有人可以加速历史进程，那么也会有人可以减缓历史进程。历史总是由时间构成的。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变异，如果可以加速或减缓的时间又较长，那几乎就是改变历史了。多大的量变才构成质变呢？但是历史决定论者在强调“行动”的时候却基本上只强调可以“加速”历史进程，在谈到反动力量时很少说可以“减缓”，只说：“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是，可以认为，历史决定论者不肯走入极端主义宿命论，如是他们将失去积极行动的余地。他们的宿命论——“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只是他们行动的注脚。他们以宿命论铁一般的逻辑，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历史决定论者的改造社会的主张无疑也是一种选择。但当他们以决定论做其理论基石的时候，他们就断然排斥其他选择了。因而在决定论者的著作中，很少使用“选择”这一词汇，他们喜欢使用“发现”一词，认为自己“发现”了历史规律。“选择”往往意味着比较不同方案的得失，以求减少代价。而现代历史决定论往往与某种乌托邦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发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遵循那一逻辑是无代价的，更不需再做什么选择了。
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条分缕析的全面批判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亦将是极其艰巨的工作。在此笔者只想再做出三点论述。
（1）历史决定论是带有决定论色彩的一种历史观。它本身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与学术的内涵。但因其提出者多信奉行动主义哲学，两相结合，便使得百家争鸣中的一种学术思想陡然间具有了十足的霸道哲学的味道，而削弱了它的思想意味。这一特征几乎始于历史决定论发端之际。
如曼海姆所说，思想意识的进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集团自我解释的历史。其中最早的，也是历时最久的是通过神话人物来理解自己，这种关系或为主仆，或为父子，等等，每一种关系都表达了一组社会范式，其终极保护权取决于一个神一样的人。启蒙时代的人们不再满意这种社会范式，便找到了一个新型社会秩序的新型保护人：理性。以理性思潮为基础的革命运动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当大革命失败，波旁王朝复辟后，神权已失去魅力，理性在对方手中，于是波旁王朝高唱“历史在我们这一边”，以历史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
自然，其潜台词是：历史有一种规律，这一规律选择了我。因为历史决定论确乎有其思想内涵，因而先前鼓吹理性的革命派，以后也拣起了为保皇党所始造的理论。且因其内在逻辑更易投合“得势者”的口味，其庸俗的表现形式就每每成为暂时胜利者的表达方式：“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在我这一边”。拿破仑站在埃及金字塔前曾对他的士兵演讲：“埃及五千年的历史在向你们召唤。”近代历史上的掌权者几乎总是这样搬出历史抬高自己的合法性。但不管它如何貌似有理，实质上是以一种新的外衣包装古老的霸道哲学：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变迁是在各种社会利益的冲突之中，各派社会力量的合力之下，各种发明创新的推动下完成的。声称历史站在某一派别一边，是一种极端的自负与独断，它分明是在拒斥今人的理性争论，并愚昧地以为自己可以取代后人的评说。被“神化”了的历史几乎注定会走到这一步，任凭神化了的强人去打扮和利用。
（2）尽管今天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已成为世界学术界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历史决定论正陷落空前的低谷，但我以为，这一争论将是持久的。必然与偶然，客观条件的决定意义与主观选择的自由程度，这些争执是古老而常新的。决定论的深厚基础与其说在客观世界的性质之中，不如说在人性之中。一些人愿意以一种简化的方式看待复杂的世界，以一种固定规律框定变幻的世界，否则他们无法安心。卡尔·波普在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后，只是在其著作结尾之时才勉强触及了这一问题，他说：
仿佛是历史主义者靠着坚持变化是可以预见的……来极力补偿自己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
但波普似乎并未感知这一心理特征的普遍性、深厚性与固执性。谁敢说明天的人们不会追随一种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决定论呢？
（3）尽管我承认对决定论的批判决非简单，甚至以为决定论与反决定论的争论将长久持续，但我本人的立场是反决定论的。我认为决定论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是宿命的，它将历史发展之方向推给一个神秘的力量，从而剥落了一个社会对其成败得失的理性反省与义务承担。正如历史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说：“如果决定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个正确的理论，那么以上的区分（公正、该当、荒谬、不正直……预期的与例外的，困难的与容易的，正常的与反常的）就会像要太阳系或一个活细胞组织承担道义责任那样不恰当。”（伯林，1984，242-243）
我们的代价论正是建立在这一良知之上的：一切得失的最重要的成因是当事者的选择，以及那些选择的制度化结果所导致的相对恒常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