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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的形成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经把法西斯主义描写成“意大利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种描述暗示着自由民主才是这个国家的天然形态。很多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评，都乐于将欧洲的右倾化，视为集体精神失常的集中爆发。这种观点非常流行。时至今日，很多人更容易把休战期欧洲的状况，归咎为被疯狂的独裁者们引入歧途，而未意识到是因为独裁者们废止了民主。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小丑，将希特勒塑造成一个没有章法的疯子，将斯大林视为一个偏执的精神病患者。但是墨索里尼的经历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真正诉求？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eal Oakeshott）在1940年注意到，如果仅仅把自由的敌人视为“一个暴君，一个专制者”——无论是君主，还是独裁者——而忽视了民主真正的威胁源自哪里，那么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典型失败。
奥克肖特强调，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左翼和右翼这样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实践，因为“这两种趋势的传统，都源自于我们的文明”。自由主义没能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泛政治天主教主义（Political Catholicism）和国家社会主义
那样，“把握现今世界的走势”，并且没能从这些意识形态中汲取经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一位拥护者说道：“民主应该学习法西斯主义如何统一个人自由和规章，学习其如何控制和大众福利相关的社会事务。从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将会发现，利用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世界，是根本无效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总结道，“相比民主，仁慈的专制主义更有可能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进而建议，美国应该“从遵循宪政指导的发展道路上，转向一个独裁国家”。
考虑到右翼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以及他们更喜欢以行动和直觉取代理由和逻辑的特点，因此对独裁国家下一个严格的理论上的定义显得很奇怪。像卡尔·施密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这样的右翼学者，总是对右翼的现状感到失望；他们的观点先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人采纳，进而又被毫不犹豫地抛弃。相反的，右翼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很容易被夸大。右翼也拥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法律体系，这种政治理论和法律体系不仅被百万计的人们接受，而且比自由主义更有说服力，更有前瞻性。1934年，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说道，“在当今世界这个大实验室中”——
在19世纪的政治体系普遍失败的状况下，要求调整宪法，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需求的诉求，变得愈发迫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成就，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困扰各国的困难和难题。我断言在20年之内，如果没有政治倒退发生，那么议院在欧洲将不复存在。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欧洲国家自由党都显得很疲软，左翼受到猛烈的抨击，并且独自和右翼——独裁主义者、传统保守主义者、技术统治论者和激进的极端右翼分子——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上抗争。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法国还在延续左翼和右翼的争论，直到维希终结了这种斗争。但是奥地利的内战在1934年突然爆发，西班牙的内战也在右翼政党取得胜利之前延续了很长时间。右翼还统治着意大利、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右翼政权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从罗马尼亚卡罗国王（King Carol）的皇权专政，到西班牙、希腊和匈牙利的军人统治，再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党制政府。这些并非都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实际上，一些政权甚至将法西斯主义政权当成是最具威胁的敌人。
旧式的右翼政权希望将时钟回拨到民主之前的贵族时代，而新右翼希望以大众政治为工具，来攫取并维持政权。前者包括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和希腊的独裁者梅塔克萨斯（Metaxas），这些人惧怕大众政治，并且和君主、教会这种固有的政治势力结成联盟。在巴尔干半岛，右翼政党恢复了19世纪的政治形势。一个强势的贵族君主，伙同大臣和由君主管理的政党，严格地控制大选。
与之相反，德国和意大利出现新的激进的右翼，是从大选和议会中产生的。新的右翼以政党为工具，在一个全民普选的时代，政党不仅赋予了他们合法地位和政治权利，而且允许他们不断削弱保守主义的旧势力，尽管不如大众政治行之有效，但是一样成为新右翼的重要工具。当希特勒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后，他对布吕宁总理说：“民主最根本的论点，就是一切权利源自于人民。”像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这样的全民运动，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这种全民运动被认为是推动代议制政府的主要力量。新旧右翼之间的冲突在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30年代，在罗马尼亚的保守党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政治冲突。
当然，除了使大众政治成为自身行使权力的工具，新右翼还坚持放弃议会体系。为了迎合1918年之后参与性政治的需求，新右翼提出了议会体系的替代方案。第一个，也是最被过分吹捧的一个方案，就是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在国内外注视和吹捧下设计出来的合作主义国家。意大利的社团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形式团体，因为它只通过和生产者的合作，而不是同阶级的联合，来体现其对社会的代表性。《财富》杂志在1934年宣称：“墨索里尼设计的合作主义国家，就像罗斯福在美国施行的新政。”
实际上，合作主义只是一个幌子，用以掩盖法西斯主义联合精英统治阶层，共同压制工人阶级的行为。但是其从现实中衍生出来的政治诉求，为这个国家指明了一种更加有组织的政治代表形式。合作主义的阶级特性甚至证明了它必要的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学生写道：“意大利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中央政权本身就是工会组织的源泉——被自由选择的精英们，受到社会权利和社会公平新观念的启发，随时准备在附属的机构中，为了个人利益限制大众的自由。”
相似的体系也在其他地方被采用。1933年，萨拉查在葡萄牙引入了一部新的宪法，该宪法宣称葡萄牙是一个社团主义共和国。“为了大众的利益”，政府的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在纳粹德国，尽管残存议会依旧存在，但是政党已经被禁止，总理也只能按照法令行使权力。上院成为社团的内廷，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工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照天主教的整体思想进行重塑，规定罢工和停工是违法的。该法令摧毁了独立的工会，以新成立的国家行会加以取代。这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以和谐和合作，取代了阶级斗争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在意大利，这种理论是单边的——由于基督教更加惧怕共产主义，使得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敌视减轻，这让意大利的商人们依旧保有自治权。
在被大萧条严重破坏的奥地利，凯尔森的民主宪法受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被大德意志人民党敌视；基督社会党对其也并不热心，它对基督教社团更感兴趣。陶尔斐斯总理首先通过暂停议会（1933年3月4日，8天之后希特勒在德国也如法炮制），化解了马克思主义者掌权的维也纳和天主教控制的省份之间的矛盾；接下来的一年，陶尔斐斯命令军队攻击社会党在首都的房产。随着红色维也纳的倒台，陶尔斐斯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的独裁政权，以“基督教–德国社团国家”取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红色维也纳的倒台也标志着左翼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削弱。
奥地利由此紧跟葡萄牙的步伐，开辟了一条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模式的政权随后遍布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和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以及右翼政党掌权的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此，反犹太主义暴力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当哲学家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在维也纳大学的大厅被一名狂热的学生暗杀后，一家基督教民族主义报纸回应如下。
我们想要提醒所有人，我们是居住在基督教德国的基督徒。由我们决定什么样的哲学是好的，是合适的。应该允许犹太人在犹太文化盛行的机构中，教授犹太人的哲学。但是在基督教德国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系属于基督教的哲学家们。最近反复被强调的，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问题的论调，也是从犹太人利益出发的。因此暴力的解决方案不可避免。令人欣慰的是，发生在维也纳大学的谋杀案，能够给解决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真正满意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施利克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与他研究当代哲学的犹太化运动相比，这个身份并不重要。在纳粹入侵之前，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就以建立一个去犹太化的共同体为目标。1938年，奥地利被吞并，尽管破坏了奥地利的独立，但是并没有严重破坏民主，因为早在德国入侵之前，民主就已经崩溃了。
尽管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非常相似，但是也存在着差异。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在陶尔斐斯和继任的许士尼格（Schuschnigg）的领导下，旨在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独裁政权。尽管它和纳粹一样，敌视民主和议会，但是它认同基督教在社会中的领导角色。很快在政权的支持者和激进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分裂，在左翼政党不断被削弱，主要矛盾集中在右翼政党内部的前提下，这种分裂就需要严肃对待。
休战时期，将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的奥地利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依旧困惑于社团主义国家是否有广泛的基础，或者这种形式的政权是否符合天主教的意志。相反，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反宗教，而且是明确的民族主义者。奥地利哲学家斐迪南·魏因汉德（Ferdinand Weinhandl）在1940年说道：“根据国际通行的自由主义准则，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却以种族为标准，来反对这种准则。”
所有的右翼政党都攻击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议会，其中，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是最极端、最强硬的一个：议会和教会不再具有合法的地位，当然还包括君主。这就是陶尔斐斯的奥地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安东尼斯库（Antonescu）的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不同的地方。一种右翼是保卫旧秩序，来对抗大众政治；另一种则希望借助大众政治的力量，革命性地重塑社会。甚至在法西斯当政的意大利，也允许国王和教会的存在。在纳粹德国，合法性只存在于民意中，就像在元首法令中表现出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