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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危机
不仅议会成了争论的焦点，自由民主也遭到了广泛的攻击。简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民主意识的状况如何？对民主失去幻想的法学家们提出，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宪法中过多地强调民主主义，而且在于欧洲民众普遍缺乏民主价值观。莫里茨·波恩非常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在议会危机的背后，是“欧洲生命的危机”。
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种子就已经种下。这些种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迅速传播，通过法西斯运动“暴力的福音”向大众传播，这些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1914一代”。相比于理由、行为和修辞，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极端主义者更喜欢暴力。从马里内蒂（Marinetti）到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很多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年轻人似乎准备证明甚至主张对抗政治。法国右翼青年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在他的《年轻的欧洲》（ Le Jeune Europeen ）中写道：“流血事件伴随着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我希望看到一场大屠杀。”从表现主义艺术家，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对暴力痴迷。很多人在“内战”的氛围中，看到战争使欧洲各国变得极端化，从列宁的内部战争定义和纳粹的“紧急状态”中，政治对抗也以司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前线的老兵中，有像荣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包括纳粹党冲锋队的首领罗姆（Rohm）、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佛兰德民族主义者约里斯·凡·泽维纶（Joris van Severen）、匈牙利的萨拉希·费伦茨
以及希特勒这样的右翼政治家。他们指责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迟缓、贪图享乐、乏味，无法获得大众的支持，它反映了穿罩衫、戴高帽那批政治家的抱负。伯德纳·德·茹弗内尔宣称民主无法吸引年轻人；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对比了暮气沉沉、“眼神憔悴”的资产阶级和严于自律、身体强壮的年轻独裁者，并强调受益于法西斯主义的“身体革命”。像萧沆（Emil Cioran）、米恰尔·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这样年轻的罗马尼亚作家，对希特勒抨击“民主理性主义”、救世主般的能量以及精神集权主义，表达了敬意。与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他们宣扬自我牺牲、服从和公共责任这样的精神。
认为民主已经衰落，并且走向末路的人，并不是唯一的反民主主义者。《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的作者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断言道：“我不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是身处民主的我，为了民主的未来，我反对民主。”H. G. 韦尔斯要求牛津大学暑期学校的同学们以狂热和自我牺牲来支持独裁统治，并转变成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开明的纳粹主义者”。除非民主能够将这些独裁的拥护者动员起来，否则他将看不到民主的未来。在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时代，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
1930年，魏玛政府的总理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警告说：“没有民主党的民主，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讲，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二战”后立宪主义的奠基者们，并没有对此言论进行足够的思考。例如，凯尔森明确地提出了“法律理论能够净化一切政治观念”，但是这个强调与政治分离，以此来体现其价值的理论，缺乏支持者。凯尔森批评奥地利的基督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奉行不同的法律传统，他们已经被天主教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所污染。但是这两个党至少拥有大量“信徒”，凯尔森却没有。凯尔森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政治上，他依旧生活在19世纪舒适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幻影中。1918年之后，民主在欧洲大陆内外合力之下，获得短暂的繁荣。但是这股不稳定的合力早已在欧洲大陆上分崩离析。忠实的民主主义者在欧洲大陆上日渐稀少。
首先，民主在国际上的支持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拥护民主。伍德罗·威尔逊
救世主般的自由主义遗产，被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所不断侵蚀；相比于独裁，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一战”的胜利者，更加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中东欧新兴国家也在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只要能达此目标，他们就不会关注民主政治。他们致力于确保被流放的君主和国王不会再次在这片土地上掌权，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威胁。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民主被定义为是巴黎和会强加给他们的和平，那么民主的废止则意味着这种和平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末期，因为意识形态斗争失败而被迫从加泰罗尼亚前线返回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沉睡的英国”表达了愤慨。
在欧洲大陆上，明确拥护民主的力量非常薄弱。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在1925年评论道，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是民主在意大利失败的主因。但是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传统的自由党核心成员，是在反对君主和贵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他们已经被边缘化。根据凯恩斯在1925年的评论，“积极要求成为自由党员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在英国，自由党力量的衰退无碍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但是魏玛共和国民主党，以及其他传统民主党力量的衰退，则会对政治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大选中，在左翼政党、保守党、民主主义政党甚至是天主教政党的威胁下，自由党在政治上已经被边缘化。并且很多国家的自由党，都采取了独裁政府的形式，应对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包括社会工程师、商业经理、技术专家在内的新式精英阶层聚集在一起，要求以科学的、非政治的方案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对既不稳定又不称职的议会统治失去了信心。
欧洲的左翼政党的势力，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裂之后，被严重削弱，并且永远无法恢复到1918～1919年那样强大。在1934年之前，尽管共产党力图摧毁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民主议会，但是没有成功。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大选中，共产党曾经看到过一丝曙光，但是总体而言，他们仍旧处于政治的边缘，当代的历史学家称其为“在战争间歇年代大选的失败者”。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总结道：“无论从何种角度判断，‘二战’之前共产主义在欧洲范围内的履历都是失败。”社会民主党并不想摧毁民主，只要民主最后能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一首总结社会民主党对魏玛共和国态度的歌谣这样唱道：“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太多，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魏玛宪法》第二部分中规定的许多社会权力，只是一纸空文；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假定中，是一种暂时的倒退。敏锐的批评家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预见到了结果，他警告说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魏玛政府抑或像宪法中承诺的那样，实现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抑或滑入独裁的深渊。想要民主得到保全，除非社会民主党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同农村人口结成同盟；或者像英国和比利时那样，同保守党结成联盟。否则，宪法中许诺的社会经济权力和福利，将会被大萧条和高失业率侵蚀。左翼政党企图通过人民阵线来整合已经分化的力量，这一策略已经无法阻止德国和奥地利滑入独裁的深渊；它同样未能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最后在该策略的核心地带——法国，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很多保守主义者对休战期间的民主并不热衷，相反，他们希望回归精英化、贵族化，甚至可以偶尔出现君主制的政府。他们对于民主的诟病在于，民主把权力赋予大众，在他们看来，民主和权力是不能共存的。他们还从道德的角度抨击民主。民主过多地强调权利，却很少规定相应的义务。20世纪20年代，很多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批评民主，认为它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利己主义；由于无法唤起公民意识和集体意识，才导致了自身的失败。西班牙德马达里亚加（de Madariaga）要求以“有机组织的民主”取代自由民主；法国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徒穆尼埃（Mounier）以“反抗个人主义，恢复领导体系，树立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从精神和肉体上重塑人的观念”来庆祝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失败。穆尼埃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呼吁，摒除“自由主义和大众民主”中消极的个人主义。
这些批评的声音意味着，民主并没有像其宣传的那样：代表整个国家，代表整个国家的心声。1920年捷克宪法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 ”这个宣言曾经听起来如此有信心，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这个国家的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是否把自己包含在“捷克斯洛伐克人”这个范畴内。普罗伊斯在起草《魏玛宪法》时强调：“这里不存在普鲁士王国或巴伐利亚王国，在德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名为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组织。”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奥地利被禁止加入德意志共和国，而想要脱离魏玛政府的巴伐利亚王国则被制止；《魏玛宪法》本身就是在内战的气氛下起草的。自信的资产阶级宣称，这个到处都被少数民族和阶级分化掩盖的国家，将会承认这部宪法，并在这部宪法下成长。结果那些把民族团结作为最高目标的人，逐渐被更加完善的独裁政府吸引。自由民主在这个国家遭到了失败，只要国家能够延续，民主是可以被牺牲的。1931年希特勒写给布吕宁总理的信中写道：“当一部宪法被证明无用时，并不代表着国家的死亡——我们只需要修改宪法。”
因此当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质疑为何人们要期待欧洲民主繁荣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感到意外。这种态度非常符合英国的绥靖政策。《泰晤士报》在支持政府不介入西班牙内战的评论中，以略带鄙夷的口吻写道，“适合英国的议会制政府体系，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最近西班牙政府想要迎合这种议会制的共和民主，却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在欧洲的危机，仅仅证明了英国的优越性。
但是不仅只有英国持这种观点。当时很多人认为，只有少数欧洲国家拥有一脉相承的民主传统。卡尔·鲁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指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为争取大众自由而斗争的传统。东欧的历史能够证明民主是一种自发的大众运动，而非巴黎和会的胜利者们所强加给他们的礼物吗？民众默许失去他们从未争取过的东西，我们需要为此感到惊讶吗？民主在欧洲政治传统中肤浅的根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权能够如此顺利无阻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