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议会成了争论的焦点,自由民主也遭到了广泛的攻击。简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民主意识的状况如何?对民主失去幻想的法学家们提出,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宪法中过多地强调民主主义,而且在于欧洲民众普遍缺乏民主价值观。莫里茨·波恩非常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在议会危机的背后,是“欧洲生命的危机”。
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种子就已经种下。这些种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迅速传播,通过法西斯运动“暴力的福音”向大众传播,这些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1914一代”。相比于理由、行为和修辞,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极端主义者更喜欢暴力。从马里内蒂(Marinetti)到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很多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年轻人似乎准备证明甚至主张对抗政治。法国右翼青年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在他的《年轻的欧洲》( Le Jeune Europeen )中写道:“流血事件伴随着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我希望看到一场大屠杀。”从表现主义艺术家,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对暴力痴迷。很多人在“内战”的氛围中,看到战争使欧洲各国变得极端化,从列宁的内部战争定义和纳粹的“紧急状态”中,政治对抗也以司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前线的老兵中,有像荣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包括纳粹党冲锋队的首领罗姆(Rohm)、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佛兰德民族主义者约里斯·凡·泽维纶(Joris van Severen)、匈牙利的萨拉希·费伦茨
以及希特勒这样的右翼政治家。他们指责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迟缓、贪图享乐、乏味,无法获得大众的支持,它反映了穿罩衫、戴高帽那批政治家的抱负。伯德纳·德·茹弗内尔宣称民主无法吸引年轻人;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对比了暮气沉沉、“眼神憔悴”的资产阶级和严于自律、身体强壮的年轻独裁者,并强调受益于法西斯主义的“身体革命”。像萧沆(Emil Cioran)、米恰尔·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这样年轻的罗马尼亚作家,对希特勒抨击“民主理性主义”、救世主般的能量以及精神集权主义,表达了敬意。与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他们宣扬自我牺牲、服从和公共责任这样的精神。
认为民主已经衰落,并且走向末路的人,并不是唯一的反民主主义者。《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的作者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断言道:“我不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是身处民主的我,为了民主的未来,我反对民主。”H. G. 韦尔斯要求牛津大学暑期学校的同学们以狂热和自我牺牲来支持独裁统治,并转变成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开明的纳粹主义者”。除非民主能够将这些独裁的拥护者动员起来,否则他将看不到民主的未来。在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时代,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
1930年,魏玛政府的总理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警告说:“没有民主党的民主,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讲,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二战”后立宪主义的奠基者们,并没有对此言论进行足够的思考。例如,凯尔森明确地提出了“法律理论能够净化一切政治观念”,但是这个强调与政治分离,以此来体现其价值的理论,缺乏支持者。凯尔森批评奥地利的基督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奉行不同的法律传统,他们已经被天主教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所污染。但是这两个党至少拥有大量“信徒”,凯尔森却没有。凯尔森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政治上,他依旧生活在19世纪舒适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幻影中。1918年之后,民主在欧洲大陆内外合力之下,获得短暂的繁荣。但是这股不稳定的合力早已在欧洲大陆上分崩离析。忠实的民主主义者在欧洲大陆上日渐稀少。
首先,民主在国际上的支持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拥护民主。伍德罗·威尔逊
救世主般的自由主义遗产,被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所不断侵蚀;相比于独裁,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一战”的胜利者,更加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中东欧新兴国家也在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只要能达此目标,他们就不会关注民主政治。他们致力于确保被流放的君主和国王不会再次在这片土地上掌权,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威胁。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民主被定义为是巴黎和会强加给他们的和平,那么民主的废止则意味着这种和平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末期,因为意识形态斗争失败而被迫从加泰罗尼亚前线返回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沉睡的英国”表达了愤慨。
在欧洲大陆上,明确拥护民主的力量非常薄弱。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在1925年评论道,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是民主在意大利失败的主因。但是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传统的自由党核心成员,是在反对君主和贵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他们已经被边缘化。根据凯恩斯在1925年的评论,“积极要求成为自由党员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在英国,自由党力量的衰退无碍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但是魏玛共和国民主党,以及其他传统民主党力量的衰退,则会对政治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大选中,在左翼政党、保守党、民主主义政党甚至是天主教政党的威胁下,自由党在政治上已经被边缘化。并且很多国家的自由党,都采取了独裁政府的形式,应对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包括社会工程师、商业经理、技术专家在内的新式精英阶层聚集在一起,要求以科学的、非政治的方案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对既不稳定又不称职的议会统治失去了信心。
欧洲的左翼政党的势力,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裂之后,被严重削弱,并且永远无法恢复到1918~1919年那样强大。在1934年之前,尽管共产党力图摧毁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民主议会,但是没有成功。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大选中,共产党曾经看到过一丝曙光,但是总体而言,他们仍旧处于政治的边缘,当代的历史学家称其为“在战争间歇年代大选的失败者”。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总结道:“无论从何种角度判断,‘二战’之前共产主义在欧洲范围内的履历都是失败。”社会民主党并不想摧毁民主,只要民主最后能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一首总结社会民主党对魏玛共和国态度的歌谣这样唱道:“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太多,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魏玛宪法》第二部分中规定的许多社会权力,只是一纸空文;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假定中,是一种暂时的倒退。敏锐的批评家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预见到了结果,他警告说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魏玛政府抑或像宪法中承诺的那样,实现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抑或滑入独裁的深渊。想要民主得到保全,除非社会民主党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同农村人口结成同盟;或者像英国和比利时那样,同保守党结成联盟。否则,宪法中许诺的社会经济权力和福利,将会被大萧条和高失业率侵蚀。左翼政党企图通过人民阵线来整合已经分化的力量,这一策略已经无法阻止德国和奥地利滑入独裁的深渊;它同样未能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最后在该策略的核心地带——法国,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很多保守主义者对休战期间的民主并不热衷,相反,他们希望回归精英化、贵族化,甚至可以偶尔出现君主制的政府。他们对于民主的诟病在于,民主把权力赋予大众,在他们看来,民主和权力是不能共存的。他们还从道德的角度抨击民主。民主过多地强调权利,却很少规定相应的义务。20世纪20年代,很多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批评民主,认为它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利己主义;由于无法唤起公民意识和集体意识,才导致了自身的失败。西班牙德马达里亚加(de Madariaga)要求以“有机组织的民主”取代自由民主;法国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徒穆尼埃(Mounier)以“反抗个人主义,恢复领导体系,树立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从精神和肉体上重塑人的观念”来庆祝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失败。穆尼埃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呼吁,摒除“自由主义和大众民主”中消极的个人主义。
这些批评的声音意味着,民主并没有像其宣传的那样:代表整个国家,代表整个国家的心声。1920年捷克宪法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 ”这个宣言曾经听起来如此有信心,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这个国家的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是否把自己包含在“捷克斯洛伐克人”这个范畴内。普罗伊斯在起草《魏玛宪法》时强调:“这里不存在普鲁士王国或巴伐利亚王国,在德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名为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组织。”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奥地利被禁止加入德意志共和国,而想要脱离魏玛政府的巴伐利亚王国则被制止;《魏玛宪法》本身就是在内战的气氛下起草的。自信的资产阶级宣称,这个到处都被少数民族和阶级分化掩盖的国家,将会承认这部宪法,并在这部宪法下成长。结果那些把民族团结作为最高目标的人,逐渐被更加完善的独裁政府吸引。自由民主在这个国家遭到了失败,只要国家能够延续,民主是可以被牺牲的。1931年希特勒写给布吕宁总理的信中写道:“当一部宪法被证明无用时,并不代表着国家的死亡——我们只需要修改宪法。”
因此当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质疑为何人们要期待欧洲民主繁荣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感到意外。这种态度非常符合英国的绥靖政策。《泰晤士报》在支持政府不介入西班牙内战的评论中,以略带鄙夷的口吻写道,“适合英国的议会制政府体系,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最近西班牙政府想要迎合这种议会制的共和民主,却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在欧洲的危机,仅仅证明了英国的优越性。
但是不仅只有英国持这种观点。当时很多人认为,只有少数欧洲国家拥有一脉相承的民主传统。卡尔·鲁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指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为争取大众自由而斗争的传统。东欧的历史能够证明民主是一种自发的大众运动,而非巴黎和会的胜利者们所强加给他们的礼物吗?民众默许失去他们从未争取过的东西,我们需要为此感到惊讶吗?民主在欧洲政治传统中肤浅的根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权能够如此顺利无阻地建立。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经把法西斯主义描写成“意大利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种描述暗示着自由民主才是这个国家的天然形态。很多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评,都乐于将欧洲的右倾化,视为集体精神失常的集中爆发。这种观点非常流行。时至今日,很多人更容易把休战期欧洲的状况,归咎为被疯狂的独裁者们引入歧途,而未意识到是因为独裁者们废止了民主。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小丑,将希特勒塑造成一个没有章法的疯子,将斯大林视为一个偏执的精神病患者。但是墨索里尼的经历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真正诉求?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eal Oakeshott)在1940年注意到,如果仅仅把自由的敌人视为“一个暴君,一个专制者”——无论是君主,还是独裁者——而忽视了民主真正的威胁源自哪里,那么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典型失败。
奥克肖特强调,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左翼和右翼这样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实践,因为“这两种趋势的传统,都源自于我们的文明”。自由主义没能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泛政治天主教主义(Political Catholicism)和国家社会主义
那样,“把握现今世界的走势”,并且没能从这些意识形态中汲取经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一位拥护者说道:“民主应该学习法西斯主义如何统一个人自由和规章,学习其如何控制和大众福利相关的社会事务。从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将会发现,利用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世界,是根本无效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总结道,“相比民主,仁慈的专制主义更有可能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进而建议,美国应该“从遵循宪政指导的发展道路上,转向一个独裁国家”。
考虑到右翼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以及他们更喜欢以行动和直觉取代理由和逻辑的特点,因此对独裁国家下一个严格的理论上的定义显得很奇怪。像卡尔·施密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这样的右翼学者,总是对右翼的现状感到失望;他们的观点先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人采纳,进而又被毫不犹豫地抛弃。相反的,右翼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很容易被夸大。右翼也拥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法律体系,这种政治理论和法律体系不仅被百万计的人们接受,而且比自由主义更有说服力,更有前瞻性。1934年,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说道,“在当今世界这个大实验室中”——
在19世纪的政治体系普遍失败的状况下,要求调整宪法,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需求的诉求,变得愈发迫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成就,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困扰各国的困难和难题。我断言在20年之内,如果没有政治倒退发生,那么议院在欧洲将不复存在。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欧洲国家自由党都显得很疲软,左翼受到猛烈的抨击,并且独自和右翼——独裁主义者、传统保守主义者、技术统治论者和激进的极端右翼分子——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上抗争。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法国还在延续左翼和右翼的争论,直到维希终结了这种斗争。但是奥地利的内战在1934年突然爆发,西班牙的内战也在右翼政党取得胜利之前延续了很长时间。右翼还统治着意大利、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右翼政权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从罗马尼亚卡罗国王(King Carol)的皇权专政,到西班牙、希腊和匈牙利的军人统治,再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党制政府。这些并非都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实际上,一些政权甚至将法西斯主义政权当成是最具威胁的敌人。
旧式的右翼政权希望将时钟回拨到民主之前的贵族时代,而新右翼希望以大众政治为工具,来攫取并维持政权。前者包括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和希腊的独裁者梅塔克萨斯(Metaxas),这些人惧怕大众政治,并且和君主、教会这种固有的政治势力结成联盟。在巴尔干半岛,右翼政党恢复了19世纪的政治形势。一个强势的贵族君主,伙同大臣和由君主管理的政党,严格地控制大选。
与之相反,德国和意大利出现新的激进的右翼,是从大选和议会中产生的。新的右翼以政党为工具,在一个全民普选的时代,政党不仅赋予了他们合法地位和政治权利,而且允许他们不断削弱保守主义的旧势力,尽管不如大众政治行之有效,但是一样成为新右翼的重要工具。当希特勒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后,他对布吕宁总理说:“民主最根本的论点,就是一切权利源自于人民。”像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这样的全民运动,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这种全民运动被认为是推动代议制政府的主要力量。新旧右翼之间的冲突在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30年代,在罗马尼亚的保守党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政治冲突。
当然,除了使大众政治成为自身行使权力的工具,新右翼还坚持放弃议会体系。为了迎合1918年之后参与性政治的需求,新右翼提出了议会体系的替代方案。第一个,也是最被过分吹捧的一个方案,就是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在国内外注视和吹捧下设计出来的合作主义国家。意大利的社团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形式团体,因为它只通过和生产者的合作,而不是同阶级的联合,来体现其对社会的代表性。《财富》杂志在1934年宣称:“墨索里尼设计的合作主义国家,就像罗斯福在美国施行的新政。”
实际上,合作主义只是一个幌子,用以掩盖法西斯主义联合精英统治阶层,共同压制工人阶级的行为。但是其从现实中衍生出来的政治诉求,为这个国家指明了一种更加有组织的政治代表形式。合作主义的阶级特性甚至证明了它必要的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学生写道:“意大利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中央政权本身就是工会组织的源泉——被自由选择的精英们,受到社会权利和社会公平新观念的启发,随时准备在附属的机构中,为了个人利益限制大众的自由。”
相似的体系也在其他地方被采用。1933年,萨拉查在葡萄牙引入了一部新的宪法,该宪法宣称葡萄牙是一个社团主义共和国。“为了大众的利益”,政府的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在纳粹德国,尽管残存议会依旧存在,但是政党已经被禁止,总理也只能按照法令行使权力。上院成为社团的内廷,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工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照天主教的整体思想进行重塑,规定罢工和停工是违法的。该法令摧毁了独立的工会,以新成立的国家行会加以取代。这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以和谐和合作,取代了阶级斗争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在意大利,这种理论是单边的——由于基督教更加惧怕共产主义,使得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敌视减轻,这让意大利的商人们依旧保有自治权。
在被大萧条严重破坏的奥地利,凯尔森的民主宪法受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被大德意志人民党敌视;基督社会党对其也并不热心,它对基督教社团更感兴趣。陶尔斐斯总理首先通过暂停议会(1933年3月4日,8天之后希特勒在德国也如法炮制),化解了马克思主义者掌权的维也纳和天主教控制的省份之间的矛盾;接下来的一年,陶尔斐斯命令军队攻击社会党在首都的房产。随着红色维也纳的倒台,陶尔斐斯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的独裁政权,以“基督教–德国社团国家”取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红色维也纳的倒台也标志着左翼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削弱。
奥地利由此紧跟葡萄牙的步伐,开辟了一条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模式的政权随后遍布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和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以及右翼政党掌权的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此,反犹太主义暴力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当哲学家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在维也纳大学的大厅被一名狂热的学生暗杀后,一家基督教民族主义报纸回应如下。
我们想要提醒所有人,我们是居住在基督教德国的基督徒。由我们决定什么样的哲学是好的,是合适的。应该允许犹太人在犹太文化盛行的机构中,教授犹太人的哲学。但是在基督教德国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系属于基督教的哲学家们。最近反复被强调的,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问题的论调,也是从犹太人利益出发的。因此暴力的解决方案不可避免。令人欣慰的是,发生在维也纳大学的谋杀案,能够给解决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真正满意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施利克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与他研究当代哲学的犹太化运动相比,这个身份并不重要。在纳粹入侵之前,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就以建立一个去犹太化的共同体为目标。1938年,奥地利被吞并,尽管破坏了奥地利的独立,但是并没有严重破坏民主,因为早在德国入侵之前,民主就已经崩溃了。
尽管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非常相似,但是也存在着差异。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在陶尔斐斯和继任的许士尼格(Schuschnigg)的领导下,旨在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独裁政权。尽管它和纳粹一样,敌视民主和议会,但是它认同基督教在社会中的领导角色。很快在政权的支持者和激进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分裂,在左翼政党不断被削弱,主要矛盾集中在右翼政党内部的前提下,这种分裂就需要严肃对待。
休战时期,将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的奥地利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依旧困惑于社团主义国家是否有广泛的基础,或者这种形式的政权是否符合天主教的意志。相反,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反宗教,而且是明确的民族主义者。奥地利哲学家斐迪南·魏因汉德(Ferdinand Weinhandl)在1940年说道:“根据国际通行的自由主义准则,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却以种族为标准,来反对这种准则。”
所有的右翼政党都攻击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议会,其中,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是最极端、最强硬的一个:议会和教会不再具有合法的地位,当然还包括君主。这就是陶尔斐斯的奥地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安东尼斯库(Antonescu)的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不同的地方。一种右翼是保卫旧秩序,来对抗大众政治;另一种则希望借助大众政治的力量,革命性地重塑社会。甚至在法西斯当政的意大利,也允许国王和教会的存在。在纳粹德国,合法性只存在于民意中,就像在元首法令中表现出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