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忧虑

农民和工人联手夺取政权，当这个令统治精英阶层生畏的场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有效维持欧洲民主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工具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在要求完全废除私有制的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下，牺牲贵族的利益，以保全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在东欧和中欧，大块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分配，从而出现了“小农”这一阶层。资产阶级总体上希望这个新兴的阶层展现出一种独立、民主的特点，同时又趋于保守，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

除非政府准备完全放弃地主阶级，否则这个政治计划便无法有效地施行。在大块的土地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情况下，政治家非常乐于土地改革，这种状况在波罗的海诸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得到了印证；然而在匈牙利和意大利，情况却截然相反：前者的土地改革萌芽被权贵阶层扼杀在摇篮中；后者的政府与地主阶级联系紧密。在魏玛共和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 阶层指责具有土地改革思想的总理布吕宁（Brüning）是“农业上的布尔什维主义者”。在西班牙，土地改革则成为激起内战的主因。

1918～1919年的改革浪潮，实际上证明了拥有土地的农民阶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些城市，支持布尔什维主义的团体试图染指权力。在1920年的都灵，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则用罢工、占领工厂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对权力的诉求。但是他们潜在的局限，体现在对农村人口缺乏吸引力，这点和战时的沙俄大不相同。沙俄农民的悲惨境遇，很难在欧洲其他国家得以印证。大多数农民对激进主义的政治兴趣寥寥，只有保加利亚的土地平均论者对此抱有一定的期望。只有在像波河谷地（Po Valley）、安达卢西亚的大庄园或者匈牙利大平原这种农业劳动力缺少土地的地区，俄国式的革命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小农阶层公开指责红色维也纳 ，意大利的劳动者则结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联盟。由于不愿意用土地改革这个唯一民主的方式平息农民的不满，意大利的政治精英们决定诉诸武力。由土地引发的内战为墨索里尼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一些批评家指出，在欧洲范围内，新宪法是导致民主失败的诱因，但是1920年年初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崛起，则为这种批评提供了一个反例。毕竟当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时候，查理·阿尔贝特（Charles Albert）在1848年制定的宪章依旧是这个国家宪法的蓝本。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一战”后意大利自由党的标签，因此当其面对国内的不满和政治动荡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愿将权力交到右翼政党的手中。

1922年10月，当意大利国王邀请墨索里尼组建政府时，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力依旧相对弱小。而帮助法西斯迅速崛起的因素既不是弥漫在国内的悲观情绪，也不是荒唐的向罗马进军行动，而是1919年意大利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从而引发国内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很好地诠释了从警察到行政人员，从宫廷到议会，广泛的社会阶层对法西斯持支持态度的原因。墨索里尼组阁的第一届政府，是法西斯党和其他三个政党的联合政府。没有这些政党的支持，尤其是自由党的支持，墨索里尼将无法组建政府。如果没有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政党的支持，墨索里尼也无法在1923年控制下议院，并推行选举改革。

到了1925年，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激进主义者，对其对旧制度的妥协表达了失望之情。保守党的多尼采蒂·塞万提（Gaetano Serventi）在他的《欧洲民主的崛起与历史性的应对》（ The Ascent of European Democracy and the First Historical Reactions ）一书中，不仅将“一战”后的民主状况视为“欧洲价值的迅速倒退”的症状，而且略带预测性地批判他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议会”的政体，即“自欺欺人地认为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民主的体系下成长”。无独有偶，西班牙评论家弗朗西斯科·坎博（Francisco Cambo）也警告说，墨索里尼对议会的妥协，意味着他放弃了同旧制度真正决裂的机会。法西斯运动本身也发出了类似批评的声音，他们呼吁的革命性重建，直接导致了1925～1926年间所谓的“第二次浪潮”。此时通过的法律在各省发生效力，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镇压反对党以及限制出版自由和公民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动荡的政治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一样，按照其自身的特点发展。

在接下来的4年中，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雏形更加明显。一些旧制度的特征依旧存在：国王依旧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尽管其权力已经明显减弱），议会继续着无休止的争论，而在自由党领导下迅速发展的警察势力，成为其在各省保持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法西斯主义和他们的自由党前任们，实现了无缝对接。在贵族统治的历史中，“一战”后的大众民主更像是一段插曲。

法西斯与自由党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在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墨索里尼将象征着罗马帝国最高权力的束棒作为自己政治运动的标志，他宣称“纪律必须被接受，当它不被接受的时候，就要强加”。在此信条的指导之下，个人和集体的权利遭到粗暴的剥夺。暴力的价值和作用受到赞美；议会则被贴上了无能、只会进行无意义的争论的标签，从而遭到解散。正如墨索里尼以其独一无二的语气宣布的那样——

法西斯主义抛弃了民主中政治平等这个约定俗成的谎言，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民主关于实现幸福的神话……我们不能夸大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的信仰；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民主只是众多信条中的一个……现在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即将废弃的荒芜天堂……这是当代一切政治实践都在以反对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原因，将这些政治实践排除于历史之外是极其荒谬的：好像历史只是为自由主义所准备的一场狩猎，好像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无可比拟的概念……本世纪是权威的时代、权利的时代、法西斯的时代。

在攻击个人自由主义的同时，法西斯主义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社会计划：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这种集权主义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融为一体：“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在学校、家庭生活中以及工作场合，他不能是非法西斯主义者。”在墨索里尼漫长的执政时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相互交织、转变，这些因素保持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

国外对此的反应则非常积极。外国观察员们对意大利政府议会的执政没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支持，潜意识中就带有一种对议会效率不满的情感。像丘吉尔和奥斯汀·张伯伦这样傲慢的政治家，一直在质疑议会这种政治传统是否真正从英国传入其他国家，因此他们祝贺意大利人民，把自己从一个明显不适合自己的政府中解放出来。

对于民主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相似质疑也广泛存在。一些人质疑“是否因为古罗马人的专制传统，才让民主显得像一出‘喜剧’”？例如葡萄牙过去的15年中，在共和政体的思想指导下，这个国家经历了8任总统、十几任政府和数不清的未遂政变。也许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特定历史传统，能够解释民主宪法的坚固性——这种依附于自由的传统，是在和君主长期的斗争中缓慢积累下来的，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一战”后的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议会却很好地与腐败、官僚主义和不断的倒退相融合。

与此同时，“一战”后政府本质和国家角色的变化，使得议会并不像它的支持者们所乐于承认的那样，是一切决议的核心。现在它不得不和商业中心、贸易团体和其他利益集团分享权力。当我们近距离观察20世纪20年代议会的实际运作状况，会不禁发问：为什么要被它困扰？ uAhRiPdPOBR/UnK7jxOTVB5Q14qRo2oN3ByFFBuZsqc1Q63kXwfW8X0Tg11qsm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