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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内战
1917年3月，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利沃夫王子（Prince Lvov）宣布道：“俄国人民的灵魂，基于自身的天性，转变成为普世的民主价值。它不仅将和全世界的民主相融合，并且将在自由、平等、友爱原则的指导下，引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屹立于民主世界的顶峰。”
1917年俄国似乎成为欧洲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个节点。由于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王位，所有推翻旧贵族的政党都联合致力于保护革命的成果：1917年年初，自由民主成为俄国社会的全部诉求，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拥护者们，而非布尔什维主义。包括列宁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呼吁召开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以此引领“资产阶级执政”的时代，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0月末取得政权的时候，立宪会议已经无法定性由其引领的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随着沙俄帝国在此次革命中解体，1917～1918年乌克兰的分裂以及芬兰的独立，为立宪会议二次掌权提供了可能。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尽管它代表着左翼政党的胜利，但是却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失败。它只赢得了不到1/4的选票，其议席数量也不到社会革命党的一半。面对选举的失利，列宁改变了他的态度。正如他在《关于立宪会议的讨论》（ Theses 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下，立宪会议是民主原则的最高表现形式”，而现在“随着社会民主革命的发展，苏维埃是民主原则的更高表现形式”。立宪会议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行为的标志；立宪会议的成员们被诋毁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列宁并未阻止1918年1月立宪会议的召开，但是立宪会议在仅仅召开一天后，就被列宁动用武力强制解散。持温和态度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列宁的行为是一种恶劣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列宁并不介意这种论调。
像墨索里尼稍后从右翼政党手中赢得胜利一样，列宁的成功宣告着自由主义的失败。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失败，被证明仅仅是一个开端，而远非终点；也同时证明了“在宪法上赋予人民自由，就可以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这种假设的失败。这种自由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尤其对于俄国1 500万农民出身的士兵而言。他们更在意土地与和平，但是他们从自由中一无所获；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俄国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在工厂、乡村和军队中，社会秩序已经崩塌，俄国政治的中间地带已经消失了。早在托洛茨基的红军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之前，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就已经成为一具空壳。
然而俄国立宪主义者的希望一直在延续着，1918年6月，立宪主义者们在萨马拉组建了一个短命的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Committee of Members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俄国内战结束后，“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的残缺会议，但是这个残缺会议的宗旨并非制衡彼时称为苏联的国家的政治力量；相较于在宪法中赋予人民自由，他们更关心通过国家的力量引领社会经济改革、稳定国家秩序，以及为缺失法律的无序社会画上一个句号。因此在俄国，自由主义在战时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以悲惨的结局而收尾。
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即便是立宪主义也成为对抗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他们（资产阶级）制定的宪法被认为是最终范本？可能那是过时的，并且充斥着阶级压迫，是否需要一部更为现代的宪法取代它？列宁在1917年12月说道，“我们将会告诉人民，新宪法的利益高于民主宪法”。在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列宁很快就将“垂死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立宪会议，与“尽管不十分完善，但是充满生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治组织”做出比照。在此基础上，列宁发表了《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权力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the Toiling and Exploited People ），并且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该文件强调了没有剥削压迫，代表大会因此将其视为提出社会主义概念的纲领性文件，并像苏维埃提出的那样，“完全打倒”资产阶级，赋予工人阶级权力。
至少在理论上，这个国度的公民是不受限制的，无论他们的性别和籍贯，所以妇女和一部分外国人也被赋予了选举权。但是，本着有利于“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以及“最贫苦的农民”的原则，根据社会背景而进行的限制是存在的：包括租赁者、修士和商人在内的至少7种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所有的公民权利得到实现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人们的活动被断定为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他们将被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12月，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马尔托夫（Martov）指责社会主义革命，批评其一再违背宪法所制定的内容。列宁回答，马尔托夫的主张“无非是重走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路”，坚持“恐怖政策和契卡
是政权不可分割的部分”。一年之后，列宁的主张更加明晰。他写道，“科学的专政，就意味着权力和法律平等，应直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因此，在斯大林执政以前，共产党执政的绝对主义特点显露无遗；就像在沙俄时代，沙皇也只是保持行政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非允许资产阶级分权。当然，苏维埃政权既不同于沙俄时代，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宪法上的革新。相较于古典的个人自由主义，它优先考虑民众社会经济上的利益：公共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的福利以及出台法律保障婚姻自由。但是苏维埃政权将内战定义为政治革命，在国家范围内，恐怖政策被当作处理阶级斗争的特殊工具。
然而，尽管苏维埃政权体系在该国发展迅速，但是在1918年，它似乎对欧洲其他地区没有直接影响。虽然西方国家介入了俄国的内战，但是并未成功阻止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地区，这种令人生畏的革命或从未实现，或被轻易镇压。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罢工、哗变和暴动在1918～1919年之间席卷了从苏格兰到亚得里亚海的地区，并引发了德国的巷战以及芬兰的内战。这一时期只有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像苏联的情况一样，匈牙利也发生了内战，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
1919年年初，米哈利·卡罗利伯爵（Count Mihály Károlyi）所领导的自由党政权，被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贝拉·库恩所推翻，后者直接宣布匈牙利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库恩仅仅在布达佩斯掌权数月。协约国的军队掉头重回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部队则直接入侵匈牙利领土，共产党人被迫逃离。1919年秋，在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的摄政体制下，贵族阶层重新掌权。他们建立了恐怖政权，来镇压可疑的激进主义者，并且很快赢得了盟国的赞誉。
霍尔蒂的右翼政党，既反共产主义，也反民主，在民主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政权看上去像是一个怪胎，是封建主义在欧洲大陆最后的稻草。但是时间将会证明，这个政权形式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也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视角：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对极端的孪生体，将会迅速挤压民主的生存空间。凡尔赛体系所树立的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将很快受到这些新权力模式强有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