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人们能够听到关于民主危机的各种言论，甚至有人称之为民主的灾难。

——汉斯·凯尔森 ，1932

自由？很多人对此一笑置之。民主？议会？几乎所有人都在诟病议会制度……

——弗朗西斯科·尼蒂 ，1927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旨在废黜欧洲一切君主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被剥夺王冠的君主们试图重新寻求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君主制能让欧洲文明在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缺乏信仰的美国工业化以及亚洲觉醒的民族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保持完整。欧洲需要在灭亡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君主们煽动性的言论并未激起波澜。迫于时代趋势，他们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出乎君主们意料的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曾经臣民的视线中。君主制的衰亡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在1927年出版的小说《被流放的君主们》（ Kings in Exile ）中的情节。然而，由“一战”所造成的体制上的变化同样充满戏剧性。在这个“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旧制度被最终推翻——苏丹（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谓）、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君主和公爵的地位大大降低。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而到了1918年年末，已经有13个国家成立了共和政体。一位法国评论员写道：“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克里孟梭（Clemenceau）、马萨里克（Masarky））、贝奈斯（Beneš）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看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下野和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罢黜让他们想起了路易十六（Louis XVI），在这种意义上，1992年的欧洲是1792年的翻版。”

伴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始料未及的崩溃，在欧洲范围内，议会制度对君主制的胜利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显现无疑。从波罗的海向下经过德国、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地带都成了民主政治的版图。这个范围内的国家都按照最新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成立了新的政府组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其1921年出版的《现代民主》（ Modern Democracies ）一书中写道：“以民主为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自由主义的胜利是短暂的。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幽灵，将它们的阴影投向欧洲大陆的西端。民主价值观的逐渐消失、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这一点在1919年匈牙利镇压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革命政府，扶植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 政权的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2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在西班牙掌权；葡萄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 的独裁统治。波兰在1926年迅速脱离了议会制政府，进而经历了一段极度通货膨胀和政治混乱时期。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来袭，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府。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正如一位西班牙的评论员写道：“审视当代欧洲大陆独裁政府的弊端，独裁者们如此轻易地取得权力，并平稳保有权力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

到了20世纪30年代，议会制似乎重蹈着君主制的覆辙。苏联以西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抑或被迫下野，抑或处于守势，所有重要的政治争论都围绕着右翼政党展开。议会制只残存在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1934年一篇对欧洲反民主状况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勇敢地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获得社会和国际的安宁是一种幻想。”早在1925年，德国法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就论述了“欧洲民主的危机”，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在1931年论述到“民主正在经历着困境”，而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展望着“后民主”时代。西班牙外交官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疑惑道：“这是自由的终结吗？”威廉·拉培德（William Rappard）教授在日内瓦写道：“民主在现代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又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危机。”

1940年夏天，当德国不断向欧洲进军的时候，曾经在1918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提议组建一个“大议会”的反自由主义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抛弃了流行的对议会制的法理学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1919～1920年之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潮流已经衰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强力政权。在茹弗内尔看来，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总统制共和国、参议院这样的宪法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勾勒出来的幻象。

今天，我们很难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被实践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民主适用于欧洲。尽管冷战的胜利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民主深植于欧洲的土壤，但是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尽管民主在1918年取得胜利，但是在20多年后实际上已经灭亡。因为它数量有限的信仰者们过于理想化，过于雄心勃勃，使得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19世纪的欧洲而非20世纪的。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XGyiawjcWRCOlTQiiyoo52hxpdloF4YrIeDT10LrW7sD+rUlfOmyPYm1/7VcmZ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