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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因为市场是最有利于人类合作、能为人类提供最大利益的制度。
人类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追求着自身的幸福。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追求幸福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如偷、抢、掠夺、战争；第二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创造财富，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过更好的生活。第一种方式可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可称之为“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不断作用下演进的。总体来说，在近代之前，强盗的逻辑相对占据优势，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征服，还是秦帝国的统一，靠的都是强盗的逻辑。虽然市场的逻辑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描述过他所处的时代商业的繁盛），但总体来说并不占主导。在强盗的逻辑占主导的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比较缓慢。到近代之后，市场的逻辑已经开始主导这个世界，强盗的逻辑开始衰落，由此带来了工业化和人类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反复。日本、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用强盗的逻辑使本国富有，但都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转而采用市场的逻辑，想方设法使其他国家的人民通过买它们的东西感到幸福，就很快变得富强起来。
人类的历史是在“强盗的逻辑” 和“市场的逻辑” 的不断作用下演进的。
那么，为什么市场的逻辑会有如此大的力量呢？这是因为它激活了潜藏于经济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只隐形的眼睛”。“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而“一只隐形的眼睛”就是声誉机制。在市场逻辑的指引下，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做正确的事情，隐形的眼睛则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这只隐形的眼睛，使得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务，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正能量”就由此被充分发掘了出来。
市场不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
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虽然现在市场的逻辑已成为主流，但强盗的逻辑仍然潜藏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不少人本身不是强盗，但由于深受强盗的欺凌，所以反而习惯了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举例来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很怕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认为这样会被剥削、被欺诈。在他们的字典里，要么“赢”，要么“输”，“双赢”是难以被理解的。显然，在类似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市场很难发展起来，经济也很难搞好。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司马迁是汉代的伟大史学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倡导自由放任市场的人。在他的巨著《史记》中，他不仅描述了帝王将相的生平，也记录了当时市场的繁盛及其运作的规律。
作为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司马迁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认为当政者应该顺应经济规律去治理国家。他指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见，在司马迁看来，治国的最高境界是顺应人性，给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是与民争利。只有人民有了追求幸福的自由，社会才会和谐发展。
司马迁的第二个贡献是指出了商人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他将商人和农、虞（指管理山泽的人）、工等职业相提并论，指出了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司马迁的第三个贡献是总结了市场运作的一些规律。例如，他指出：“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一思想是和经济学中的供求规律不谋而合的。
司马迁的第四个贡献是总结了企业家的特质，并记录了企业家的行动。他指出，企业家应该“时用则知物”“择人而任时”“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有着很多契合。另外，他还描述了当时企业家的生活，指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由此我们可以一窥企业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提出了很多其他有价值的论述。例如他指出“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这其实就是现代的声誉理论。
资料来源：本专题中的史料都引自《史记》中的《货殖列传》。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就容易得多。不论是谁，如果他要和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获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国富论（上）》，第12页）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国富论》（下），第30页）
资料来源：译文选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