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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了经济学的定义后，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怎样思考。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经济生活总在变，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处理经济问题、促进合作的方法总是在变，因此对于各位学习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要学会正确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在现实中，人的各种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end），其实现目的的愿望就是行动的动机（motive）。因此，行动就是改变现状，而之所以要改变现状就是由于对现状不满，其中必然有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不仅要关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目的”和“后果”之间可能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例如人由于无知，可能做错事。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从中去找寻人的行动目的，因为“目的”是行动的“基据”（datum），离开了目的是不可能理解人的行动的。
经济学假定，只有个体，也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意识的生命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人要行动，就必须思考，就需要搜集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而这些活动只有个体才能完成。集体是不会思考的，它本身也不可能有行动。
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完全大公无私的。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被理解，例如为什么政府会有腐败，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那么一切困惑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例如我们在前文提到，1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要走出非洲，其根本动因就是生存资源已不能满足族群生存繁衍的需要，因此相对于族群需要而言，生存资源是稀缺的。再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拥有的钱不足以支撑花费，因此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就是稀缺的。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大富翁们，例如比尔·盖茨、马云，他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
因为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就得放弃另一样东西。所谓 机会成本 ，就是你为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年薪10万元的大学教职，另一个是年薪50万元的投行交易员，那么在不考虑非货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去大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就是50万元。当然，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人们在选择时还必须要考虑很多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素，例如亲情、友情、自由、尊严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机会成本： 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必须放弃的最大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人们在个人决策时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考虑公共福利提供等问题时，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很多人总希望政府能够多建设公共设施，增加公共福利，仿佛这些都是无需成本的，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无疑是大错特错了。政府为了增加公共福利，就必须获得收入，要做到这点无非是通过三个途径：征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借公债。无论是哪一种途径，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被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减少个人可获得的资源和产品。由于相对于私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们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
所谓“ 边际 ”（marginal），指的是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些微小调整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别被称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
边际： 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
举例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购置食品和购置衣物上分配收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只买衣服不吃饭，也不会只吃饭不买衣服，而会考虑是多买些食物而少买些衣服，还是多买些衣服而少买些食品，这样的选择就是边际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
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而从“边际”的概念入手，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
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交易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自由交易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那么，如果我用1.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5元钱。也就是说，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当然，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如果我强买强卖，非要用5元钱把水卖给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时，减少了你的收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问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换，大部分都不是等价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自由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
上述道理，在考虑个人交换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考虑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时就不那么明显了。事实上，所谓的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同一地区内个人间的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就更是如此。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
为什么自由交易是互利的？
分工是和交易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分工，人类的交易也许会有，但是很少。只有有了精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能更加频繁地开展。
关于分工的思想，很多先哲都有过阐述。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君王是国家的统治者，士兵是国家的保卫者，人民是国家的劳动者，所有的人都遵守这种分工，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正义。大卫·休谟曾指出，人类的欲望和个人的能力之间是不匹配的，只有通过协作提高能力、分工增加才能、互助减少风险，才能让人满足尽可能多的欲望。当然，这些先哲关于分工的论述都很简单，只有到亚当·斯密那里才对分工展开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就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分工的重要性。斯密指出，分工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第二，它节约了在不同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劳动的时间；第三，它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好处，人们才得以通过分工合作大幅提升自身的力量，完成仅靠单个人难以完成的事情。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著作，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并没有选择从对国家大事的论述开始，而是选择描述了一段扣针的制造经过。
扣针制造，几乎是一项被人遗忘的产业，但是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而如果工人们有了分工，“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段，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分工之下，一个十人的小厂，一天就可以生产十二磅的针。十二磅是什么概念？就是四万八千根，也就是平均每个工人生产了四千八百根针。由此可见，即使在扣针制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产业，只要利用分工，生产的效率也能提升成百上千倍。
从这个看似平凡的制针的例子中，竟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
资料来源：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既然分工可以很大地改善效率，那么分工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斯密认为，它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
在斯密看来，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罪名，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开启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随着市场的扩大，斯密所预言的良性循环就启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就在于此。
人的行动既有动机，也有结果，而结果和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一致。那么，当我们评价人的行动时，应该更看重动机，还是更看重结果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更看重结果。
在现实中，人们通常不习惯于经济学家的这种评价方式，常常以某项行为的出发点来判断某项行动的好坏：如果行动的出发点是利人的，且最终也达到了利人的后果，那固然最好；而如果行动的结果是损人的，只要其出发点是利人的，那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但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则与此迥然不同。
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一项行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结果是利人的，那么这项行动就符合市场道德，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对此有过精彩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
这里，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是值得赞许的。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动机导致的损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视。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这个目标当然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这个由善意出发的法规就可能引起与其初衷相悖的结果。因为当企业预测到了这点时，雇用员工就会更加慎重，从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一忠告我们应时刻谨记。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柴静女士拍摄的《穹顶之下：雾霾调查》节目自2015年2月28日在各大网站播出后，得到许多好评，也受到不少质疑。一些批评者怀疑柴静拍摄这个片子的动机，认为她的目的是博得个人名声和赚钱。你认可这样的批评吗？为什么？
经济学家经常需要对政策进行评价。根据以上“结果重于动机”的原则，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三条政策评价的准则：
其一，要看政策的结果与目标是一致还是相反。一个政策之所以是“坏”的，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喜欢它希望达到的政策目标，而是因为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自己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对于一个“善意”的政策，只有当它的结果和目标一致时，才能被称为是好政策。
其二，要看同样的目标是否有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如果达成既定目标还有更低成本的方案，那么现有的政策就不是最好的。例如，北京的交通过于拥堵了，应该用什么政策来缓解拥堵呢？现在的做法是限行，规定特定尾号的车辆某些日子不能上街。这种政策的成本很高，能不能有成本更低的方法呢？一个办法是在道路高峰时段收费，在物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政策要比限行更容易执行，其成本也更低，因此就是更好的政策。
其三，要看政策是否承认“消费者主权”。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企业决策的基础是预测消费者的决策，因此就需要更好地考虑消费者的偏好。而某些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企业行为，因为享受政策的企业家需要更多关心的将不是消费者偏好，而是政府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其结果也往往很糟糕。
我们在前面指出“利己之心”可以产生“利人之行”，达成这点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那么“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中国农村有句老话，叫“匠人要发，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一点。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不断有钱赚。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如果有竞争，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当然，自由竞争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自由和平等，没有暴力的威胁。弄虚作假、强买强卖都不能算作自由竞争。
自由竞争使得“利己之心”可以产生“利人之行”。
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竞争’这个名词背负恶名，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和熟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能发生，这看起来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竞争让人们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这似乎大大冲淡了社会的人情味，因而会招致一些人的厌恶。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人情”，其实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超出这个圈子时，人们往往相互敌视。恰恰是自由竞争改变了这一切，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这点上看，自由竞争本身对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一种激励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宗教和传统道德哲学多以改变人性为目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作为人类，我们的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例如，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种植的农作物经常歉收。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激励，使被人民公社制长期束缚的生产力充分释放了出来。
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有一些人说，经济学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也伴随着各类腐败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国度，腐败就相对较少。这说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就是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受许多非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其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这一点对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奥秘尤为重要。
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解释过去，也在试图预测未来。但总体来说，在前一项工作中，他们做得比较成功，而在后一项工作中则经常犯错。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危机，经济学家们似乎总是难以预见——1929年的“大萧条”没有人预见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人预见到。
事实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经济学家至多只能进行“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而不可能精确地预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