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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无论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好奇心、改善生活环境、理解现实世界的运行，抑或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学习经济学都颇有意义。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它究竟研究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前辈先贤们的定义。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科学”。在斯密看来，在决定国民财富增进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哪些国家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它们的发展就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理解国民财富的增进，关键就是要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的科学，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门研究市场运作的科学。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大体是和斯密类似的。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就逐渐从宏观的经济发展、市场运行转向了更为微观的资源配置层面。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其中就明确提出“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学
”。
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关于经济学的最为通行的定义。但当我们将罗宾斯的定义和斯密的古典定义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虽然更为“科学化”，但却过于狭窄了。虽然“资源配置”本身可以涵盖很多问题，但它过于静态化了，这让不少本应属于经济学的话题都无法被涵盖在内。事实上，经济发展中很多事情不能被理解为静态意义上的配置问题。例如，石油在地底下储存了四五千万年，但直到一百多年前，它才变成我们的资源。虽然现在怎么用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配置问题，但发现石油作用的过程就很难被概括为资源配置问题。
经济学： 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学（狭义）；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学问（广义）。
除了将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经济运行或者资源配置的学问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例如，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把经济学定义为“ 研究理性人如何决策的科学 ”。在他们看来，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是“理性人”怎样在各类约束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此外，还有一支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它 研究有目的的人是怎样行动的 。
在笔者看来，上述种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也有各自的缺陷。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学问 。人类实际上是如何合作的？人类应该如何合作？为什么有些地方人的合作精神高，有的地方人的合作精神低？这些都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而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从“合作”这个角度来寻找答案。在上一节中，我们曾问道为什么是人类而不是其他动物成为地球的主宰，其答案就在于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问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他的答案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所谓的“群”，就是“合作”；正是合作，才让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人类的文明是怎么逐渐演进、逐步发展的呢？我们依然可以从“合作”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进步不仅来自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且来自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合作。举例来说，青铜器最初产生在中东的“两河领域”，后来才传到了东亚；玉米、土豆这些作物本身是美洲的，却被传播到了欧亚大陆广泛种植。这些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明创造的传播，本质上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合作的结果。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与合作，一个文明国度里的微不足道之人，即便按照我们的虚幻想象过他最普通简陋的生活，也无法获得日常用的供给”。
既然合作对于人类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促进了合作，又是什么破坏了合作呢？其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制度。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两百多年里，人类社会摆脱了长达数千年的“大停滞”，开始了“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类找到了市场经济这种能够极大促进合作的制度。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其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摆脱了束缚合作的计划经济制度，转而走向了鼓励合作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我们理解了怎样的制度能促进合作，我们也就同时找到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以合作为观察视角的经济学是与斯密倡导的经济学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