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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分析的是给定产品的交易情况。但事实上，交易的出现与社会 分工 密切相关。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每个人都选择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从而提高所有产品的总量，最终通过交换实现多赢的结果。
分工： 不同人专业化于不同产品的生产。
经济学家区分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或称“相对优势”）。所谓 绝对优势 （absolute advantage），是指一个人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绝对生产率大于其他人的情况。比如，鲁滨孙每天可以捕到20条鱼，如果他全天改去采摘椰子，可以摘到10个椰子。星期五恰好相反，他是野人，捕鱼的技术性对他来说太复杂，因此每天只能捕到10条鱼，但是如果让他爬树摘椰子，他非常擅长，每天可以摘到20个椰子。这样一来，我们就说鲁滨孙在捕鱼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星期五在摘椰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如果两个人的分工是让鲁滨孙全天捕鱼，让星期五全天摘椰子，则两人每天总共可以消费20条鱼和20个椰子。如果让他俩互换工作，则两人每天只能总共消费10条鱼和10个椰子。给定上述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后面这种安排显然不合理。
绝对优势： 一个人（ 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的绝对生产率大于其他人（ 国家）。
图3-3中我们分别画出了鲁滨孙和星期五的生产可行性边界。绝对优势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是相交的。如果没有分工和交换，两个人各自的消费都不能超出各自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有了分工和交换，鲁滨孙专业化于捕鱼，每天捕到20条鱼；星期五专业化于采摘椰子，每天采摘到20个椰子。如果他们以1∶1的比例交换鱼和椰子，则每个人的消费可行性曲线都比各自的生产可行性边界高——比如说，每个人都能吃到10条鱼和10个椰子。显然，如果没有交换，没有人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因为此时每个人只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不是最优的（读者可以自己画出无差异曲线证明这一点）。此时，如果鲁滨孙想吃到10个椰子，就没有鱼吃；类似的，如果星期五想吃到10条鱼，就无椰子可吃。这就是绝对优势导致的分工和交换带来的好处。
图3-3 绝对优势导致的分工和变换
如果星期五无论在采摘椰子方面还是捕鱼方面都比鲁滨孙的生产效率高，是不是分工和交换就没有好处呢？答案依赖于鲁滨孙是否有比较优势。所谓 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是指一个人尽管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没有他人生产率高，但他在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效率上劣势相对较小。生产上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比较优势： 一个人（国家）在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效率上劣势相对较小，或者说，机会成本较小。
假定鲁滨孙每天可以捕到20条鱼，如果他全天改去摘椰子，可以摘到10个椰子。星期五由于身体条件好，最多每天能捕到30条鱼，如果让他爬树摘椰子，最多每天可以摘到30个椰子。在这种情况下，星期五在生产鱼和椰子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不过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鲁滨孙捕1条鱼的时间，相当于其采摘1/2个椰子的时间；星期五捕1条鱼的时间，相当于其采摘1个椰子的时间。换言之，鲁滨孙捕1条鱼的机会成本是1/2个椰子，星期五捕1条鱼的机会成本是1个椰子。因此，我们说鲁滨孙在捕鱼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星期五在摘椰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根据上面的分析，此时如果鲁滨孙将所有时间用来捕鱼，星期五将所有时间用来摘椰子，最后二者按照某个比例进行交换，就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图3-4给出了鲁滨孙和星期五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星期五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在鲁滨孙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外侧意味着，无论在捕鱼上还是采摘椰子上，星期五都比鲁滨孙有绝对优势。但鲁滨孙的生产可行性边界的形状更为平坦，意味着鲁滨孙在捕鱼上仍然有比较优势，星期五在生产椰子上有比较优势（如果两个人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是平行的话，则没有比较优势）。在这个例子中，只要鱼和椰子的交换比例介于1∶0.5和1∶1之间（即高于鲁滨孙的机会成本但低于星期五的机会成本），专业化和交换就可以改进双方的福利。比如说，假定交易比例是1∶0.8。鲁滨孙专业化于捕鱼，总共捕到20条鱼；星期五专业化于采摘椰子，总共摘到30个椰子。然后鲁滨孙用10条鱼换了星期五的8个椰子，最终鲁滨孙拥有10条鱼和8个椰子，星期五拥有10条鱼和22个椰子。如果没有分工和交换机制，根据生产可行性边界，鲁滨孙要消费10条鱼，就只能消费5个椰子；而星期五要消费10条鱼，就只能消费20个椰子。显然在分工合作后，两者的福利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比较优势导致的分工和交换带来的好处。
图3-4 比较优势导致的分工和变换
盲人说书是中国北方地区过去非常流行的一种曲艺表演，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三弦或琵琶，此外，还有绑在小腿上以两块竹板制成的甩板，以及绑在手腕上称作“嘛喳喳”的一串小竹板。说书的内容通常为传说故事。说书通常在晚上进行，农村人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做，男女老少围在一起听说书就成为重要的娱乐活动。
之所以称为“盲人说书”，是因为表演者都是盲人。盲人说书而不是视力健全的人说书，并不是因为视力健全的人不能说得比盲人好，而是因为盲人在说书方面有比较优势。视力健全的人可以从事正常的农活或其他生产活动，但盲人没有办法从事这些活动。因此，相对于视力健全的人，盲人说书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专业化于说书是他们较好的谋生方式，他们通过提供说书服务与其他人进行交换，实现了双赢。当然，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由于盲人可以把一般人用于看的神经元挪用于记忆，他们的记忆比一般人要好。
类似的，盲人在按摩方面也比视力健全的人有比较优势。所以，过去从事按摩职业的也主要是盲人。
尽管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两个人的情形，但其基本原理可以推广到地区之间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贸易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双赢和多赢。从经济学角度看，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本质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分开讨论，是因为国际贸易涉及不同货币之间的换算，主权国家施加的关税、配额和其他形式的交易壁垒，这些因素使得交易变得更为困难，从而导致效率损失。
比较优势意味着，如果每个国家专业化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国际贸易可以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比如说，就粮食生产而言，中国在稻米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在小麦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出口稻米、进口小麦，美国则出口小麦、进口稻米。这样的国际贸易使中美双方都受益。事实上，在中国内部，南方在稻米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北方在小麦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南方人用稻米交换北方人的小麦给南北双方都带来好处。如果中国和美国将来变成一个国家，现在双方的国际贸易就变成国内贸易了。由此可见，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导致区别的是政治原因，不是经济原因。
比较优势意味着，如果每个国家专业化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国际贸易可以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
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通常取决于其资源禀赋。这是因为，不同的产业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劳动力相对多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富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技术发达的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因此，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是：劳动力相对多的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主要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资本富裕的国家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发达的国家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不难理解，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美国的出口产品以技术密集型为主。
当然，分工和专业化本身也创造比较优势，而不仅仅是利用本来存在的比较优势。即便一国最初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但只要它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产业，日积月累，就可以在这个产业上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世纪初，英国朝野内外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贸易的大辩论。当时，英国政府迫于土地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实行了《谷物法》，对进口的谷物强制征收关税。
《谷物法》颁布后，英国的粮价迅速上涨，地租也随之开始猛增。这种现象虽然有利于地主，却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存成本，导致了工资暴涨。企业的利润随之降低，英国的工业竞争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为了废除《谷物法》，新兴的资产阶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极力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而得益于《谷物法》的地主阶层则辩称，贸易的原因就是互通有无，既然英国能够自己生产粮食，并且效率还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根本不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一时之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谁也未能说服对方。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一位经济学家的横空出世让论战出现了转折。这位经济学家就是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各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也可以在劣势较小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共同提升本国福利水平。
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一经提出，就完全重塑了人们对贸易的理解，也为反对《谷物法》的人找到了理论依据。不过，这套理论在实践领域的成功却要晚得多。直到1846年，《谷物法》才被最终废除。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至今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理论基础。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水平分工，也就是最终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分工。事实上，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分工是垂直分工。所谓 垂直分工 ，是指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生产的整个链条上的分工，不同的生产者专业化于特定阶段产品的生产，每一个上游产品都作为下游产品的投入，直到最终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垂直分工：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
在垂直分工中，除了少数天然原材料的生产外，分工主要是源于专业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内生比较优势，而不是每个人（或国家）天然的比较优势。即便所有人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具有同等的效率，一些人专业化于化肥或农具的生产，另一些人专业化于小麦的种植，再有一些人专业化于面粉加工，还有一些人专门制造烤面包机，最后再有人专门从事烤面包的工作，面包的总产量仍然会大大提高，每个人都可以吃到更多、更好的面包。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垂直分工是全球化的，几乎任何一种最终产品的价值链都是全球分布的，我们很难找到哪一种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是在一个单一的国家内完成的。正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专业化于自己最具比较优势的某个生产环节，生产的全球化才使每个国家受益。
据说，有三个苹果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第一个是伊甸园的苹果，它让亚当和夏娃明白了善恶；第二个是牛顿后院的苹果，它启发牛顿悟出了万有引力；而第三个就是苹果公司，它为人类开启了移动互联时代。
目前，苹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电子品牌，它的iPhone、iPad、Macbook等产品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当人们愉快地使用着手中的苹果产品时，恐怕很少会关注以下问题：这些“苹果”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而它们带来的利润又是如何被分配的？
事实上，苹果虽然是一个美国品牌，但是我们却很难说任何一件苹果产品是美国产品。以iPhone6手机为例，它的处理器可能是由中国台湾地区的供应商提供的，屏幕可能来自中国大陆，而摄像头则由日本供应商提供，产品的组装在中国进行，而设计和销售则在美国。
CompareCamp曾在2014年对苹果的供应商进行过一次统计，结果显示，苹果公司在全球的供应商多达近800家，其中中国大陆349家，日本139家，美国60家，中国台湾地区42家，韩国32家，另有两百多家供应商散布在世界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件苹果产品都是世界产品，是全球范围内垂直分工的产物。
那么，苹果公司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组织如此巨大的国际分工呢？一个目的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以组装环节为例，如果将iPhone的组装放回到美国进行，那么每部手机的成本就会增加4美元。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避税。如果苹果公司选择在美国制造所有部件，并对产品进行组装，就需要支付35%的所得税，而选择海外供应商、利用海外代工厂进行组装，就能规避掉税收负担的一大块。
资料来源：How ＆ Where iPhone Is Made：Comparison of Apple's Manufacturing Process，http://comparecamp.com/how-where-iphone-is-made-comparison-of-apples-manufacturing-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