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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给我们的新的社会特征，在这一条件下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应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人类社会走向自觉的过程也就是积极谋求新的社会治理方案的过程。实际上，所谓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对一种更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新的治理方案的追寻上，而积极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治理方案又是建立在对现实所做出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怎样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正确的解读，才能提出正确的治理方案。今天，我们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在工业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中发展出来的这一整套社会治理方案都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因而要求我们根据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去做出新的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包含着宏观规划和微观操作两个层面，如果我们仅仅着重于微观操作的层面而放弃宏观规划层面的思考，是很难对症下药的。当前人类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关注了微观操作层面，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向社会治理提出的新的要求往往关注较少。正是这些，成为造成许多社会治理方案敷之不灵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考，需要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这一大背景下进行，只有当我们充分地考虑了这一背景，才能赋予一切操作性的社会治理方案积极的价值。
其实，从人类历史的演进看，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型都会在某个关节点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或者说，会以某一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当人类历史还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的时候，在这些关节点上往往会出现暴烈的行动，即通过暴烈的行动去打破旧的框架和开创新的体系。如果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的话，情况就会不同，历史转型的关节点就不再是断裂带，反而会成为一个连接点。那样的话，前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后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启，就会表现出一种平稳过渡的状态。总的来说，人类历史是一个不停歇的行进过程，它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具有过渡性质，都是通向未来的一个特定的过渡阶段。然而，某一历史形态出现之后，就会呈现出系统化、结构化的特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会有着自我结构化的发育过程，即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直至以自我的发达形态出现，进而走向衰落阶段。佛家所讲的所谓“成、住、坏”实际上就是指一切事物都难以避免这个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当一个历史阶段开始衰落并走到了低谷的时候，也就出现了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转变的临界点。比如，农业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它的自我组织化、文化的发育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成长，都是在农业文明的框架下展开的，直至出现了工业革命，才打碎了农业社会的整个系统，才迈出了工业文明向前行进的步伐。
关于工业革命，虽然在不同的地区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近代史上的历史性事件，我们是可以准确地确定它发生在什么时间的，并可以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断面上有着历史的断裂带，能够看到它所实现的是一种结构性变革。可是，如果对这个过程加以更为微观的考察，我们则可以发现诸多过渡性的环节。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农业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过渡性内容，才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运动，才以历史断裂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断裂带，那是因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依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大大地提升了自觉性，有能力对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干预。所以，我们相信，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由于人的自觉性程度的提高，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对过渡性现象的研究而自觉地设计过渡路线的。如果能够对这条路线进行自觉设计的话，我们就可以让社会进步在总体上表现出构成主义的特征，从而避免结构主义变革方式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正是由于人类具有了这种能力，在人类出现了后工业化迹象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正在延伸下来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呈现和正在呈现的过渡性现象，并对其加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种认识和研究的基础上去自觉地设计过渡路线。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从事政治活动和从事制度安排的政治家们了。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拥有积极应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能力，却缺乏这方面的追求，以至于我们陷入了风险社会，进而不得不时时准备去迎接危机事件和进行危机管理。
所谓历史转型，无非是指人类历史从一种历史形态向另一种历史形态的过渡。这个“过渡”本身其实是一个时间性概念，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性概念，可能是一个较短的时期，也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在以往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当旧系统中维护其存续的因素极力维护这个系统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把过渡形态拉长再拉长的状况，即让过渡形态在时间上变得较长甚至很长。与之相反，那些试图打碎旧系统的因素则会极力要求缩减过渡期，总是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两种力量的搏击所展现出的此消彼长的态势决定了过渡期的长短。就工业化进程中的情况来看，一般说来，那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取得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成就的地区，在向工业社会过渡方面就显得较为艰难。相反，那些农业社会欠发达的地区，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路线则显得平缓易行。在一些成长起了发达农业文明的地区，直至人类出现了后工业化迹象的时候才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是通过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残酷斗争和暴力冲突才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总的来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由新旧势力在艰苦斗争中去决定过渡期的长短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否也需要通过斗争去开辟道路？也任由斗争去决定把过渡期拉长或缩短吗？如果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已经获得了自觉性，具有干预和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那么，是否采用斗争的方式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事项了。不过，我们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鉴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中包含了在顷刻之间毁灭人类的能力，一旦采用了斗争的方式，当斗争稍有失控时，人类的命运也许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在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弃绝斗争而选择合作。如果人类能够用合作来代替斗争的话，那么，作为历史现象的过渡期就是一个可以由人来决定的进程了。
当然，在科学史的叙述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历史进化的连续性一面，即去把握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社会进步的路径。但是，在对人类共同体生存模式方面的考察中，却更需要去着力把握突变的一面，即认识每一次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意义。应当说，人类在整体上的每一次变革，无论所采取的是结构主义模式还是构成主义模式，都是对传统系统框架的推翻重建，是用一种全新的制度以及交往方式来重新组织社会。至于那些能够证明历史连续性的因素，总是被较多地保留在了日常生活领域，是新社会中的不甚显著的构成要素。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早期的“自然史”往往是由于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某一临界点并冲破了社会结构框架而以结构性变革的形式出现的，而在今天，我们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是应当把生活模式的变革放在对工业社会生活模式的扬弃和对后工业社会生活模式的重建这一自觉的行动中的，即自觉地选择一种构成主义的路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积极作用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为了揭示现时社会中通向未来的新生因素，从而为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做出自觉推动之行为选择。从历史上看，如果人们在工业社会即将到来的那个时期能够对农业社会母体中所包含的造就工业社会的那些因素有所认识的话，工业革命的社会表现就不会是曾经的那种状况——在等待矛盾完全激化的那一天才实现总爆发。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亦如此，自觉地认识当下社会发展中正在生成的新的因素，并根据这些新的因素所提出的要求而去做出变革方案的选择，就会使后工业化进程显现出一种平稳过渡的特征。当然，我们对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政治文明成就抱持着极大的期望，我们相信它能够保证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不以暴力开道。但是，理性也提醒我们，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绝不会是平坦的。事实上，无论是深植于人们观念中的保守倾向、生活方式中的惯性还是制度模式中的自我修复机制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中的排异倾向，都为后工业化设置了极大的障碍，甚至会表现出阻碍人们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状况。比如，工业社会中的市场竞争行为及其观念必然会使人们对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模式抱持怀疑，甚至根本不会相信人类可以进入合作的社会。然而，在今天，几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包含着对合作行为、合作关系的渴求，都存在着希望合作的动力，特别是在私人领域，存在着大量尽管是短期的、偶然的却又非常成功的合作案例。
此时，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把当前已经存在的合作现象发掘出来，并从这些新的现象中去发现它所包含着的预示人类社会新阶段的内涵，也许我们就能够使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成为自觉建构的而不是自然演进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减轻甚至避免后工业社会分娩之痛的最好路径。欲使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成为一个自觉的而不是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所应拥有的是严格的科学态度，基于这种科学态度，就应当首先在既存的社会关系中发现那些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因素，并加以精心培育，进而在制度设计的每一种方案中都为这些因素的成长预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往的历史虽然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过程，但它又是人的选择和安排的结果。事实情况是，人在每一微观历史事件上都做出了主动的选择和安排，而在宏观上，却听任历史走在自然演进的道路上。现在，到了我们去宣布这种历史演进模式终结的时候了，我们不仅应在每一微观的历史事件上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的选择和安排，而且需要对走向未来的总的历史进程做出选择和安排。
托夫勒看到：
从标准化、同步化，直到集中化、好大狂、专业化以及集权化，系统地逐个解剖，就可以看到，统治着我们日常生活和决定社会命运的旧的基本法则，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基于这一认识，托夫勒认为：
变革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必须从自己开始，对那些新鲜的惊人事物和看起来过激的东西置若罔闻。这样等于是打击那些创见的谋害者。
贝尔在关注后工业社会的问题时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三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
到了20世纪后期，贝尔的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的支持。可以确信无疑的是，人类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必将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重新接受审查，并在重新审查中而被有选择地继承。也就是说，当我们继承了这些文明成就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既有的成果而加以享用，而是作为建构后工业社会之大厦的砖石而加以使用。在工业社会中，它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产品”，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产品”将会被作为“原材料”对待，整个社会的建构，特别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所使用的正是这些“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