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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人类历史所提供的是一个不断得以强化的偏见，那就是以为只有有效的控制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偏见必须破除。因为，等级化的控制体系在解决问题时必然会遇到某种复杂性的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就不再有效，反而有害。无论是基于暴力强制性的控制还是基于规则强制性的控制，都只是在社会治理文明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才成了可行的做法，也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治理方式。因为，社会治理中的一切控制为了取得预期的效果都必须基于等级的线条展开，而等级的现实性或合理性却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历史陈迹。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地区的农业社会都是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的，也可以说是以等级制的方式型构出来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治理行为的发生，都是沿着等级的线条展开的，表现为等级控制。到了工业社会，社会治理中的控制赖以展开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的意义上，等级制失去了合理性，因而，以社会管理的形式出现的控制是建立在法律等规则的基础上的。然而，对于以组织形式出现的社会治理体系而言，控制过程虽然不是在人的等级系列中展开的，却是在职位、岗位的等级系列中进行的，而所有的职位、岗位又只有在得到了人的填充时才具有现实性。所以，依然是在一种外在于人（而不是内在于人）的等级系列中实施控制的。我们知道，农业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而工业社会总体而言所拥有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中的控制之所以可能，是以社会的简单性、确定性为前提的，至多也只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控制。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弱复杂性向强复杂性、从低度复杂性向高度复杂性的转化，任何形式的等级控制体系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一切控制行为都陷入失灵的困境。这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构控制，从而用社会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取而代之。其中，自主性的组织和个人等之间的合作，必将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已经开启，而在这样一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的因素。从经济上说，社会的转型会以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要素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原有的经济关系、经济格局都会发生变化。在社会表层上，这些变动会反映为经济活动收益与预期的巨大反差，从而在作为个体的经济主体这里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化。由于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一些原先是重要的经济要素现在可能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到经济活动之外，成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代表这些经济要素的人也就可能进入失业队伍。同样，在这种变动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要维护和保障的社会存在状态也已经成为过去，而新的社会存在状态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从而置新的社会存在状态于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就政府而言，旧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它会运用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去应对新的问题，造成社会治理目标与手段的离异和错位。反映到表层，也就是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各种各样新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适当的解决，也有许多问题在原有的视界内无法被发现，以至于在演化成危机事件而被认识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最佳解决时机。如果社会转型像今天这样发生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世界“交通”的无碍化，不同类型的文化出现了碰撞和冲突，更会在文化和心理上造成一时的混乱状态，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会表现为人的普遍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范，从而对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甚至会破坏这些秩序。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的紧张状态中，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以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形式出现。所以，社会转型总会表现为危机重重的状况，走出危机的道路首先是对社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把握，只有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才能做出正确的方式、方法的选择。
近代以来，在环境的变动中，私人组织（如企业等）总会努力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事实上，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也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政府则不同，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的本能性的回应就是控制环境，阻止环境发生变化。起初，它的控制显示出了成效，政府也因其所取得的控制成效而增强了信心，并在强化控制方面不断加码。但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因素没有消除，反而积聚了起来，直到有一天再一次引发了环境的变化并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时，才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自身的调整去适应它。这个由环境变化而引起政府变革运动的运行路线，是工业社会治理方式不断调整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的历史合理性是建立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工业社会的运行速度不是很高，社会治理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可以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的。如果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滞后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增长，那就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组织运行机制的重新设计以及其他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带来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当政府变革成为自觉性的活动时，往往反映为这样两个步骤：第一，维护政府组织及其运行方式不变，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第二，当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依然无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时，再对政府组织自身进行调整，诸如采用机构改革等方式。这是一个已经模式化的政府变革策略。然而，随着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这一传统变革策略变得不能适应社会高速运行的需要了，甚至所引发的消极后果也可能是社会无法承受的。但是，工业社会的这种政府变革模式是由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因为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中心化、行为的控制导向、官僚制组织形式等决定了这种变革模式，所以，变革模式本身的变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控制是与征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内向作用中表现为控制导向的话，那么，他们（它们）就必然会在外向作用中表现为征服。比如，征服他人、征服更大的地域、征服异族、征服其他国家和征服自然界。但是，当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的根本性胜利的时候，就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即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不能够做出简单的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是人类简单化地作用于它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尽管自然界是复杂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给人以把握它的希望。然而人以及人的社会之复杂，则是一个想起来都头痛的问题。不仅如此，社会的发展又在不断地把复杂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以至于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
面对复杂性迅速增长的社会，我们重温恩格斯的告诫会有益处，那就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
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能需要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做出更广义的理解，人们之间广义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以及恩格斯所说的“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都需要根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现实而做出调整，甚至需要做出重新安排。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其社会治理体系都担负着基础性的调节功能，即便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客观性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得到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调整。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不是一个是否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去对各种各样的关系加以调整的问题，而是一个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否担负起这一功能的问题。显而易见，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是无法担负起这一功能的。因而，只有首先对社会治理体系自身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才能让它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担负起调整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功能。
官僚制组织是群体化征服和控制行为赖以发生的最成熟和最有效的工具，特别是近代以来，政府能力之所以得到了空前增强，正是因为政府是通过官僚制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借助于官僚制组织去开展社会治理的。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迅速分化，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领域分化、产业分化和职业分化的历史转变为组织的分化，组织结构从一元的单一类型分化为多元的复杂类型，组织类型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广泛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按官僚制组织模式来进行建构的历史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在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领域中，官僚制在一些组织中还会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但是，也出现了大量无法按照官僚制来加以建构的组织。也就是说，出现了多元组织共存的局面，原先那种官僚制普适条件下的“单一性决定论”组织格局为“多元共存”组织格局所替代的结果必然是，在组织间造就出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衍射，则为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性的准备。因而，合作制组织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组织类型，而是多元组织共存条件下的一切组织所共同拥有的基本性质。
美国学者哈拉尔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组织行为模式的变革，由于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手段的运用，“各种机构将不再是在一个固定地点工作的人员的分散的集合体，而是联系从事大量经济和社会交往的人的不稳定的通信网络”
。在哈拉尔看来，正在行进中的技术革命将造就全新的人，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哈拉尔指出：
长期的趋势是相当清楚的。劳动生活的特点一度是体力劳动和重复的例行公事，但是今天，大多数工作都涉及难处的人际关系、信息的超负荷以及其他向我们拙劣的制度机制提出挑战的紧迫而令人困扰的问题。这些需要正在造成一种现代的“经济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社会和理性的利益——他们可以被看作一种新型的“理性人”。
虽然哈拉尔的估计过于乐观，如果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理性人”的话，肯定不是事实。不过，即使在人尚未走出工业社会状态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还是可以展开的。而且，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的变革中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就能够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制度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设计都需要改变思路，那就是不应再从人的属性出发，即不需要把视线坚定不移地盯住人，而是需要转移到社会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上来。其中，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关注人的话，也应当看到人的共生共在。
哈拉尔把信息看作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引信”，他说：
因为信息是把一个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纽带，所以这种新技术具有明显地改变我们的现实感和加速所有其他形式社会变革的力量。计算机化通信网络可以使人们更广泛地交往，加快技术革新的速度，增强我们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用更精确的信息丰富我们的环境，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扩大我们的经验范围，提供更多的知识，增强我们的意识，从而提供推动社会进化的力量。
在组织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信息时代的这种复杂性需要有它自己的结构形式，像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使物理技术适应支配过去的巨大金字塔一样”
。哈拉尔相信，灵活性将成为“未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构形式的组织——由信息系统产生的网络。这些取代僵化的等级控制的网络是按允许不断改变相互联系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从而提供一种能够对付动荡环境的更强有力的控制形式”
。
总之，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技术革命也是促进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新技术不仅会引起政府运行机制上的变革，而且也会在组织结构、制度、行为模式等各个方面引起变革，即引发政府模式的整体性变革。比如，“因特网引发的制度重组标志着……政府制度转型的开始”
。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是社会造就了它所拥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与之相伴，但是，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达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望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引发社会变革的路径，即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去重塑社会。一旦我们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去重建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就能够同时使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及时巩固，并日益展示出一个走向合作社会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