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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们生活中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都是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引发的。但是，我们时代中的人们并没有明确地形成应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方案，甚至没有形成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正处于行进中的共识。人们之所以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问题上表现出犹疑不定的状况，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那些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观念的束缚，我们已经习惯了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因此，虽然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却认为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严格地遵从科学的理念和原则而导致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科学的理念和原则方面做出改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在工业社会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可变更的，至于这条道路上有什么坑坑坎坎，都是可以依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绕过去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强化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而不愿意相信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全新阶段的到来，甚至不愿意承认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即便承认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改变，也会以为它是在工业社会既定的框架下展开的，而不是结构性变革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中。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相伴的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此时，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碰壁，就会产生与我们的努力不相称的结果，甚至会出现令人困惑不解的后果。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仅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迹象，而且在理论建构方面，“对人类的一个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而一个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时代开始了”
。全球化、后工业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势头，不仅意味着一种包含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内容的理论范式呼之欲出，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每一个实践领域中，也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压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我们开展行动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基础性变量，以至于我们业已习惯的“分析性思维”和“化简追求”都已经变得非常无力。如果固守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行动导向失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一切冲突都可以理解成新与旧的冲突，一切矛盾都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创造物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引发的。今天，人类再一次遭遇了必须在前进与倒退、破与立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明确的意识，而是抱持着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观念、思想和行为方式，无论在行动上有着多么积极的表现，都会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引发出一系列更大的问题，甚至在所要解决的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此不可阻挡地陷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在此前几个世纪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特别是危机事件如此频繁地造访人类，让我们陷入应对危机事件的烦恼之中。虽然每一次危机事件的来临都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让我们体验到动员起来的力量，让我们在成功地应对危机事件之中发现了合作行动的潜能。但是，如果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一些，如果危机事件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更激烈一些，如果危机事件达到了我们能够有效应对的临界点，那么，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发现当前人类所遇到的最为根本的危机就是：人们对业已拥有的一切如此珍重，总也不愿意放弃既得的一切，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宣告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深深地陷入了失灵状态时，人们却坚守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按照既有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习惯性地去开展各项活动，以至于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去改变既有的一切。即使是在应对风险社会中特有的危机事件时，依然按照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所赐予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去开展行动，每当我们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后便沾沾自喜，而前景将是怎样的，却不愿意去深思。当然，睿智的思想已然展开，“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也不断地告诫我们，让我们关注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时代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所遭遇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是与那个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达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地步。与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比，“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动荡”、“不安定”和“变动”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如果说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一种在农业社会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话，那还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新的治理模式建构而加以征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在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都难以发挥其功能了。我们所遭遇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它意味着人类在工业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明的所有灵丹妙药都过了保质期，或者说不再对症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要求我们进行新的探索。而在这种探索中，恩格斯的告诫激励着我们的行动：“为
所有的人
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
。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获得的一种特性。如果说人类历史走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农业社会是很简单的社会，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简单。同时，农业社会的区域隔离也使它不具有流动性，正是因为缺乏流动性而具有确定性，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具有明确的确定性。所以，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也是一个确定的社会。这种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对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是极低的。事实上，这个社会通过权力就可以实现治理，基本上不需要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支持。另一方面，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动甚至要很长时间才会在社会中引起涟漪，统治者甚至会憧憬着江山永固、万世一系，也会努力消除社会中任何可能导致变化的因素。与农业社会比较起来，工业社会由于人口、商品以及资本的流动而变得复杂起来，也因为这种流动以及人的陌生化而变得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看来，整个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尚属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不过，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毕竟是一个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社会，因而对治理体系及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但是，有了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工业社会的治理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可以实现“化简”，可以实现“以不变应万变”。总的来说，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因而，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的制度和所开展的社会治理是能够化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使基于市场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工业社会所获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社会活动或人们的共同行动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工业社会呈现给我们的也是社会组织化的特征。这个社会是通过组织的方式去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的，组织实现了对个人能力的整合，放大了个人力量，让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显示了信心，甚至可以通过组织去表达雄心壮志。组织对群体活动的科学性提出了要求，并在对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的追求中不断地完善了组织自身，从而出现了以官僚制为代表的典型的组织形式。随着官僚制在群体活动、共同行动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在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显示了实力，而且也让社会治理在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上高歌行进。在科学的设计中，权力分化、领域分离以及专业化都证明了合理性是千盅不醉的美酿。在技术化的追求中，在工具的刷新中，似乎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总之，在社会治理对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可以征服的，通过分析，复杂的问题可以简单化；在技术的应用中，一切不确定性的问题都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去加以解决的。所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武装。
工业社会的治理充分地展示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路，而且，直到今天，当我们被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境遇中时，当我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时，人们依然相信可以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甚至去制定形形色色的危机管理预案，以为在组织结构和权力体系格局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只要建立起某种科学而又合理的预警机制和预警方案，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甚至应对突发事件。的确，工业社会给予我们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能够化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技术。比如，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和变动中的社会，但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和形式则力求简单和维持在相对不变的状态，作为政府开展社会治理工具的政策，则被要求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不是遇到了强大的不适应压力的话，不会轻易地提出改革的问题。其实，政府经常申明的所谓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等概念，所表达的就是对简单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因为，政府的方针、政策、机构等的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全社会在开展活动的时候，都会有可资依靠的依据，从而使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简化，而且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都具有了确定性。
的确，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化简原则以及对确定性的追求都是可能的，而且，从20世纪的情况看，也是成功的。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后，以往的成功都不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反而是成功的障碍，因为它让我们在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中丧失了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能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与社会运行的速度相对应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也是社会低速运行的状态。在社会低速运行的情况下，科学和技术是能够为社会治理谋求确定性提供支持的，但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是社会高速运行的体现，它使以往那种通过科学预测的方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变得不再适用。这正如物理学一样，在测试低速运动的物体时，可以按照经典物理学的方法去做，而对高速运动的物体，则需要求助于相对论去进行计算。后工业化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社会高速运行的状况，它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加于我们，因而，也要求社会治理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取而代之以弹性、灵活性和灵敏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如果它也同时转化为我们的世界观的话，或者说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观的构成要素的话，那么，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去看世界，就会发现，“宇宙的演化是分化的秩序或复杂性的展开史”
。社会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更充分地表现为这一展开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了不断分化的特征，为了应对分化带来的无序，产生了秩序供给的要求。但是，秩序的确立并未制止分化，反而加速了分化进程。正是分化与应对分化的循环升级，使人类历史成了复杂性不断积累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循环圈，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分化导致了无序，产生了秩序追求，秩序的确立使世界变得有序了，因而也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得以缓解。可是，在一个新的循环圈中，我们又看到，在新的秩序的基础上再度展开了分化的过程，即朝着新的无序状态逼近，直到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重建秩序的方案，使统一秩序得到恢复，从而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再一次降到某一最低值。
展开与构建不同，后者强调结构并以系统“自下而上”的结合来描述系统等级层次的出现；而展开意味着过程的交织，这些过程导致了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同时形成结构的现象。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展开”是一个客观过程，或者说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构建”则意味着群体性的主观创造过程；“展开”是冲破旧秩序，而“构建”则意味着建立新秩序；“展开”是用新的社会结构取代旧的社会结构，“构建”则意味着认识新的社会结构，并根据新的社会结构去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选择。
当然，在完整的历史视野中，我们看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显现出来的。正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在行进中不断地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呈现给了我们。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斗争不仅贯穿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而且是引发人类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包括斗争、竞争、协作）的最为根本的原因。20世纪后期，“危机管理”一词的诞生，就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控制主义思路。“危机管理”是人类针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做出的管理主义应答，但是，危机管理绝不可能达到让危机减少的目的，反而会使社会呈现出更多的危机状态。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危机管理，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应对危机的组织和方法，而既有的危机管理方法，即依赖于常规组织的控制主义思路去开展危机管理行动的做法，肯定是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现有的危机管理是消极的应对，是在危机出现后才谋划的行动。这不仅不能让我们从根本上走出危机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不断地受到危机的困扰。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危机应对策略，其中，首先需要采取的就是新的组织策略。由于危机爆发的时间、性质、频率、社会影响力各异，我们很难采取统一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以逸待劳的方法”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新时期是不适应的，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组织积淀成本和财政负担，而且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也会表现出回应上的明显滞后性。因而，其应对力与所做的准备和所消耗的资源相比，都是让我们很难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