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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技术改变了社会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构想的是一个合作社会的到来,这是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做出的构想,而不是空想。我们已经指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使既有的社会治理承受了巨大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风险社会的特征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现实。这说明既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失灵的境地。在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问题上,应当说人们是有共识的。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主张及其观念已经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已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变革方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得到普遍遵从,从而显现出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创新勇气不足的问题。当然,创新如果不是空想就必须从现实出发,而现实是多面相的,如果拘泥于现实中那些旧质因素,特别是受到既有思维惯性所驱使,就不可能实现创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现实中其实正在不断地生成新质因素,新旧因素的冲突导致了各种各样以往未曾出现过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在思维方式等方面实现大胆创新。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当下的现实中已经有了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社会治理模式变革提供支持。

检视20世纪的伟大技术成就,可以看到,网络(信息)技术是一项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发明。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今天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它给予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已经让人瞠目。如果说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人类历史可能行进百年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到来,那么在今天,五年的时间就是一个时代了。我们总感到社会节奏是那样的快,总是在未及回首的时候,一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正是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许多学者断定,网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在直接的意义上被称作“信息社会”,而在与近代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则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确如此,网络技术开启了人类历史新阶段的门扉,正在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是人类迈向历史新阶段的步伐,都正在不断地把新的社会特征推展出来。

早在信息技术刚刚开始得到应用的时候,托夫勒就预言道:

这是明天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个最初的迹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

关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公众参与,福克斯和米勒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成百上千的布告板和服务器在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专门从事每一件事情,从懒散的闲聊、脏话,到严肃的科学和哲学思考。互联网包括一个相对严肃的系列,大多数布告板不是用来和政治精英联系的,而是为了和处于同等地位的人保持联系用的。那些在色情消息、数学、中东政治,或者讲授社会学入门知识中寻求最新东西的人总是固执地想发现对方。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的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

事实上,网络技术向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知道,在近代早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得到了法律及其制度的规范,而在家庭等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则更多地显现出接受习俗和道德制约的状况。不过,在社会交往以及一切社会活动中,法律及其制度的规范处于主导地位,而习俗和道德的制约因素则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启发:在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在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以法制为特征的社会规范体系也会不断地向边缘位置移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中将会生长出合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规范体系。尽管契约、合同、依法而行等依然会是人们行为的依据和规范性因素,但是,它们不再在规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和不断地受到怀疑甚至受到冲击。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变的因素,那就是人们对公正、平等、正义等基本的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

一切客观性的自然和社会过程,都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手段来加以认识和规范;一切主观性的社会和行为过程,都需要在基本价值的发现中才能找到规范的途径。具体说来,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客观性的方面,都可以实施依法治理,都可以在法律所提供的框架下进行规范,而对于一切主观性的方面,都是无法进行依法治理的。网络作为一个新的生活世界,更多地表现出主观性的一面,所以,一切“依法治网”的构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唯有通过一些基本价值的确立,才能找到有效治理它的途径。同样,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也要求我们寻求全新的治理途径。

我们看到,信息技术在组织的运行方面已经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简·芳汀是这样描述的:

作为在复杂组织里管理信息以及进行信息处理的手段,劳动的职责区别和分工明确正让位于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进行的信息建构。如果消除亚单位和人之间的人为界限,组织结构更多的任务可由信息系统承担。当亚团队开始管理更多工作并进行决策的时候,作为一种控制方式的等级制度,其重要性正在下降。这样一来,为了适应跨功能的网络机构,工作角色和工作内容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官僚系统下,所有的单位和工作曾热衷文档管理,工作报告、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中层管理事务的全部档案被保留,以用于信息的积累和分类。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处理的紧急事务是不能自动化的,这一点现在人们都清楚。但大量程序化的信息处理,先前是在复杂组织的中层机构进行,现在可由计算机完成。另外,数字文件允许信息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取,如果信息系统是那样设计的。

网络技术对组织的影响是:

在整合信息、决策过程以及跨组织边界的流动等方面,机构的能力正在增长。随着整合过程的继续,管辖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整合化的信息处理不仅大大加速了跨机构信息和服务的流动,而且还通过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而改变了一些权限规则。……组织、协调以及控制复杂政策领域的能力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能力还会继续调整政府的结构、政府成员间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的确,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空间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了电子空间,甚至正在造就一个虚拟空间,人们在交流信息、知识和沟通情感方面,都采取了新的方式,甚至许多社会行为也在网络中发生和通过网络而达成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有的生活和交往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规范都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必将最终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改变。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人类社会这一新的变化去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就会把网络所带来的新的变化置于人类和谐生活的破坏性因素的地位上去。

也许人们会说,网络技术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工具的出现,但是,因社会生活工具的变革而引发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相信,知识创新、信息化、网络的发展等,都越来越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朝着系统化甚至总体化的方向前进。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现象,那就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在那些资本也未能征服的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内容的地方,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则表现出了如此强势的打破地域分隔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都开始被迅速地纳入一个系统的网络之中,而互联网在促成社会网络生成方面的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它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此而言,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从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

当我们关注社会治理的问题时,可以看到,以某种技术特征来标识政府并不是当代人的发明,杰斐逊就使用过“机器式政府”的说法。当代人所经常谈论的“电子政府”同“机器式政府”的提法相比,并没有实质性区别。用近代哲学的术语,这是机械论的表现,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也可以视作一种“技术论”的界定。实际上,就20世纪的情况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府,严格说来,都能够满足机械论的规定。如果考虑到近代哲学家们把“机械论”看作哲学庸俗观的话,也就可以说,把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等的政府称作“电子政府”的做法也是一种庸俗的表述。但是,我们又不能这样武断地对待“电子政府”的名称,因为,网络技术的前景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与机械论不同的图式。考虑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今天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还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我们也就会同意我们时代的人们使用“电子政府”这样的提法,会把这种提法看成是对政府新特征的把握。因而,我们也就能够勉强接受这种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电子政府”提法。

如果我们拥有一种历史的宏观视野,就可以看到,在人类出现之后,我们拥有两个世界,那就是“自然界”和“社会”。在由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世界构成的人类生活空间中,人是穿行于两个世界的,在两个世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虚拟世界”即将出现的时候,也就可以想象人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了。也就是说,人将不再是在两个世界构成的那条线中奔忙,而是在三个世界构成的网络中移动,因而人类将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境地。在人类所创造的这个虚拟世界中,完全可以设置一个“电子政府”,而且人类既有的这个实体性的政府因为被电子技术所充分地置换,也会以“电子政府”的形式出现。也许我们今天谈论的电子政府还仅仅是就它使用了电子技术而言的,而即将出现的电子政府可能会在一些实质性的政府职能方面得到替代。那个时候,电子政府虽然还是在技术的意义上对政府所做的定义,却是对政府管理的灵活性和服务的积极性的描绘。 PLhN4q3G901Kvp65+i/9FpBLT5lO4xWu3PNp+zKvopfGra/kvPA6DmW2m6qDN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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