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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今天，我们正在享用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我们也正面对着不断涌现出来的风险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下，让决策者与不确定性或风险斗争，只能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决策者通过集中各方面的智慧而获得了与不确定性和风险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也会在昙花一现的成功之后遭遇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唤回信心其实所起到的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效果。在走过了工业社会发展的几百年光辉道路后，在科学进步每日都呈现出新的成就的今天，当关于科学所取得的各种各样最新成就的赞词被我们高声朗诵的时候，却无法掩盖我们这个社会所遇到的那种总体上的危机。我们一直受到近代以来一贯的那种崇尚科学精神的激励，我们从来也不怀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让我们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的确，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技术甚至每日都在刷新着我们的生活，时时都在激荡着我们的信心。然而，风险与危机不仅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可见，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许需要改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或者说，我们需要对那些直接与社会治理关联在一起的科学和技术给予更为优先的关注。科学也应像一只火凤凰那样，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伟大历史转型过程中去经历烈火的洗礼，需要在社会变革的熊熊火焰中去获得再生的力量。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当我们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特别是在风险不断加深和危机日益频发的情况下，最为重要的科学应当是探讨社会治理变革的科学，最为重要的技术应当是关于风险与危机应对策略的技术，我们需要借助于这种科学和技术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鲍曼认为：
与“看不见的手”这一形而上学后台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市场并不追求确定性，也不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确定性，更不用说会产生可靠性了。市场使不确定性……茁壮成长，不确定性自身还衍生出大量的不确定性作为自己的养分。不确定性远不是市场型理性的一剂毒药，而是其必要条件与不可避免之后果。
虽然我们认为农业社会是简单的和具有确定性的社会，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自然界也会把不确定性施与人。可是，农业社会那种来自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与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不确定性根本不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大都是来自社会自身，甚至以自然的形式出现（如一些物种的灭绝、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也大都是由社会行动所引起的。正是社会制造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因素，使自身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社会是运用了什么力量和通过什么方式制造了不确定性呢？显然是通过市场，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性。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能形成对市场经济否定的结论，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毕竟是人类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文明形态，只不过市场经济需要在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另一种平衡机制时才是健康的。
在中国，采药的人都知道，一株毒草的旁边肯定会长出治愈因此毒草而不幸中毒者的草药，这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平衡现象。在市场制造出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也同时创设了法律制度的化简方式以及营造确定性的机制，这表明市场在推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造就了治理文明。但是，这种治理文明是与区域性的市场相关联的，随着市场边界的消失、市场结构的变化、市场要素运行速度的加快等，把一种新型的和更高形态的市场经济展现给了我们。然而，与这种新型的、更高形态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文明却尚未发现。事实上，近代以来半封闭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所制造出来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相伴而生的半封闭性的法律制度能够基本满足应对这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要求。然而，新型市场经济的充分开放性以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使既有的法律制度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或者说，半封闭性的法律制度已经无法应对充分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以，需要谋求制度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风险、危机与灾难可能是中断了的递进层次或过程，或者说，在灾难作为结果出现的时候，风险、危机是两个环节。根据理性主义，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案并从中择优而达到避免风险和处理危机的目标。但是，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风险可以预测和危机可以控制这样一个假设性前提下的。在更深一层的认识中，这就是判定风险与危机都属于相对静态的状况，而且没有达到人们无法驾驭的复杂程度。事实上，这些假设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都是可以成立的，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想象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时，当事件的演变速度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时，理性主义的这种认识和操作方式还会有效吗？事实情况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它难道不会置理性主义于一种悲观的境地吗？
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理性主义的操作技巧必然会陷入悲观主义的境地，却不能由此就断定人类也必将陷入悲观的命运中，避免人类悲观命运出现的积极行动恰在于摆脱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崇尚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束缚。根据工业社会的观念：
文明的馈赠就是可靠性——摆脱来自自然的、自身的和他人的危险，获得可靠性。换言之，文明使人免于恐惧，至少使恐惧不再像以往那样可怕、强烈。
然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可靠，极易偏离可靠性的方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却不能判断说人类开始走向野蛮，反而要求我们必须相信自己依然沿着文明的轨道前进。这样一来，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对可靠性的超越将是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或新的阶段。
鲍曼试图对危险和风险做出区分，他说：
“危险”不同于“风险”之处在于，危险多少是能够被准确定位，因而能够采取措施避开或至少能抗拒。但是，首先，危险来来往往，它们是偶然的，外在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是一种干扰，没有它们，我们就能顺利达到我们的目标，危险来自于外部，与我们所追求的无关。风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我们自身行动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从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产生并呈现出来；它们可能在程度上有所缓和，但不可能完全消失。
我们知道，在工业化进程初期，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人的流动性，即人的个体的流动。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人的流动逐渐被人所创造的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流动所掩盖，社会的流动则更多地表现为物品的流动。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开始的时候，人的流动以及物品的流动都退居其次了，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符号流动的特征。比如，一家美国公司，在研发基地、生产基地以及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等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把总部搬入上海，这一行动意味的就是符号的流动，更不用说资本的流动了。事实上，资本从一地流向另一地的时候，作为符号的货币可能都不再流动，而是货币这种符号的符号在流动。在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中，那些更多属于后工业社会性质的因素不断地用符号的流动去证明自己，符号的流动必然会成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显著的社会特征。
在人们以往的认识中，符号总是与它所代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毕竟不是一回事。与事物自身的衍生不同，符号的复制显然要更加方便和容易，所需要的时间也更短，在人的干预下，事物的发展也会朝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长的方向运动。与事物的复制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符号的复制会很快把一个社会带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符号流动的比重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相应地，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就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了，社会的风险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了。我们一再指出，20世纪的科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的世界，正如福特所说：
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则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的梦；而混沌论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确定式可预测的幻想。
当这些科学理论被提出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尚未充分展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可是，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向我们炫耀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些科学理论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我们今天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理论。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的主观追求也必将走向对一切化简原则和谋求确定性做法的怀疑。正如鲍曼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现代性力争解构死亡，那么在后现代时代，它转向了解构不朽。但总体效果却是死亡与不朽、暂时与持久之间对立的消除。
在此，“解构不朽”其实是一种主观追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对不确定性的适应，如果说“暂时与持久”都是在确定性视野中所看到的情景，那么，“解构不朽”所要达到的则是对“暂时与持久”的超越状态。这样一来，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构想也就不再属于理论预测性质的了，而是基于对“现时”现象的描述而追寻适用的社会建构方案的做法。我们相信，历史是有必然性的，但是这种必然性是蕴含在我们现时的行动中的，只有在现时的社会现象中，才能发现历史必然性的踪迹。至于现时的社会现象，只有在历史的纵向比较考察中才能确定其现时性甚至未来性。
我们相信，现时中的那些与过去不同的社会现象是包含着走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并不是一切现时大肆张扬的社会现象都会走向未来，只有那些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的社会现象才包含着走向未来的生命力。撇开信仰的因素不谈，历史本无预言家，之所以有人会表现出预言家的姿态，那是因为这些人对历史发展必然性获得了一些领悟。由于预言家往往给人带来惊奇，进而使人敬仰，所以才会有大批的人用矫饰无物的词语去编造似是而非的未来图景。在一定程度上，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属于这一类人。许多预言除了被政治家转化为意识形态和精神奴役的工具之外，是没有其他意义的。然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设计却是有价值的，即使提出了不合用的方案，也可以提供一个批判的对象。通过对这类方案的批判，严肃的、有着科学追求的人就会在对某种合用方案的思索中取得进展。在当下的社会存在现实中去发现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迹象，去做出制度设计方面的思考，并提出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治理方案，应属于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科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