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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证说服
第三讲题目叫“论推理”，也叫“推理论”，是关于推理的学说，讲论证说服的艺术。狭义的推理，指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形式。这里使用推理的广义，即推理论证，简称推论，相当于墨家和荀子逻辑著作中的术语“说”和“辩”，其中既包括狭义推理的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形式，也包括论证，即证明和反驳。
证明是“立”：建立论题。反驳是“破”：破斥论题。这是用来论证论题、以理服人的艺术，是逻辑学的主要部门，墨辩有特别丰富的理论。墨辩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技巧方术的总结，从辩论中来，回到辩论去。辩论极盛，提供丰富素材，促进墨辩产生。
墨辩是辩论学说。《小取》开头“夫辩者”，指辩论学说，相当于古希腊辩论术dialectic,即辩论的技巧方术。墨辩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古圣先贤朴素科学认识思维表达方式的总结，是全人类共同的知识遗产，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逻辑工具。日本讲谈社1978、1989年版《人类知识遗产》丛书，包含本田济译注《墨子》。本田济是日本大阪大学教授，专攻中国哲学。
《小取》开宗明义给出辩学的功能和结构定义：“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功能定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结构定义）。”
即辩是用来辨别真理和谬误，搞清治乱的规律，明确同异的所在，审查名实的道理，衡量处置利害的矛盾关系，分辨真相和假象的疑难，于是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汲取众人言论的精华。
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朴素科学认识进展，墨家在道儒名法杂诸家推动刺激下，广义《墨经》六篇总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和朴素科学认识的形式、规律和方法，构成中国逻辑学体系，其原型架构、范本蓝图是《小取》。
《小取》是中国逻辑学专论，是中国逻辑学的简明纲要，是墨家教育“谈辩”一科的教学大纲。“辩”是中国逻辑学的原称。晋代鲁胜把《墨经》改称为《墨辩》和《辩经》，“墨辩”术语流传至今，兼指《墨辩》书名和“墨辩”学说名。今语“墨辩”意同“墨家逻辑学”。
《小取》概括“辩”的认知功能，突出“辩”是正确的思维方法、探求真理的工具，标志“辩”在墨家逻辑学体系中的地位，“辩”是墨家逻辑学中标示学科名称的一级范畴。名、辞、说等分论，隶属于“辩”，是标示思维论辩形式各部分的次级范畴。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三个排比句，是辩学的结构定义，确认概念论、命题论和推理论，是墨家逻辑学基本内容，是概括人类理性思维认识的基本形式，是人类语言表达的工具手段。
在西方，辩论术dialectic曾长期兼作逻辑学的统称，一直到近现代，才正式叫逻辑学logic。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把西方逻辑学翻译为“名学”（严复《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辩学”（王国维《辨学》，“辩”、“辨”通用）。
研究中国逻辑史的专书，名为《先秦名学史》（胡适）、《先秦辩学史》（郭湛波）。后经章士钊等学者极力提倡，逐渐统称为“逻辑学”。我在1987年出版《中国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逻辑学》（台湾水牛出版社），二十年来在台湾不断重印，被作为教材。
《小取》开篇，用“辩”概括思维论辩的理论学说，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92页解释：“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把墨家辩学跟西方逻辑架桥接轨。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于1954—1955年连载于《光明日报》时，题为《墨辩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时，改题为《墨经的逻辑学》。
沈有鼎于1982年9月8日通过倪鼎夫寄给我他亲笔书写的自传稿解释说，他这一修改理由是：“由于‘辩’字的一个意义是‘逻辑学’，为了避免咬文嚼字的老先生把书名理解为‘墨家逻辑学的逻辑学’。”
古希腊有亚氏逻辑，古印度有因明正理，古中国有墨家辩学、荀子名学、名家名学。近现代称墨家逻辑学为“辩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初译进来的西方逻辑学叫“辩学”，把“辩”看做学科名，渊源于《小取》。
墨家在百家争鸣辩论中，有独到的论证说服技艺和杰出运用。“止”是包含归纳、演绎的综合性类推。“譬、侔、援、推”，是譬喻、比词、援引、归谬等几种特殊类推。类推是包含演绎、归纳、类比多种推理形式的综合推论。精研为争鸣辩论服务的论证说服技艺，是墨家辩学的特色。
《墨经》总结论证说服的技艺，是为在争鸣辩论中占据优势。墨家把推理论证（简称推论）统称为“说”。“说”的本意是说明解说。《经上》第73条说：“说，所以明也。”在中国逻辑学中，“说”是专门术语，指广义的推论，包括推理、证明和反驳。辩论中求胜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非儒》说：“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即讲究仁义的人，用赞成或不赞成的是非道理，互相告诉。没有根据，服从有根据。没有知识，服从有知识。
在辩论中被反驳，无话可讲，一定要服从对方。对方比自己好，一定学习仿效。在辩论中，寻求真理，纠正谬误，是理性智慧的表现。从善如流，是伦理道德的表现。求真的智慧学、认识论，跟向善的伦理学、道德观，并行不悖，共同作用于辩论实践。
《公输》载墨子游说公输般，设计说：“北方有人侮辱我，请你帮我把他杀掉。”公输般说：“我讲仁义从来不杀人。”墨子说，你造云梯，准备打宋国，杀许多老百姓，说“讲仁义不杀一个人”，却杀许多人，叫“不知类”。即不知事物类别性质，自相矛盾。于是“公输般服”，楚王说：“善哉！”墨子巧妙地运用论证技艺，成功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完成“止楚攻宋”的伟大壮举，传为千古佳话。墨子巧用归谬法，是中国总结运用归谬法的始祖。
《小取》说：“以说出故。”“说”的实质，是揭示“辞”（推理的结论，论证的论题）成立的理由根据。《经下》和《经说下》表达的结构，是“以说出故”形式的运用。《经下》先列出论题，然后用“说在某某”的形式，简明标出论题之所以成立的理由（事实、道理），《经说下》展开解说。整篇《经下》和《经说下》，由论题、论据和论证组成，是表达“说知”（推论之知）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