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言意之辩

言意之辩，狭义上指语句能否充分表达判断，广义上指语言能否充分表达意义。语句，语言，是口中所说和文字所写，属于表达。判断，意义，是心中所想，文字所含，属于思维。辩论中的观点，分为正方和反方两大派。

正方的观点是“言尽意”论，即语句能够充分表达判断，语言能够充分表达意义。反方的观点是“言不尽意”论，即语句不能充分表达判断，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意义。这一辩论，从春秋战国至今，已经持续2500多年，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达到统一，辩论还在继续进行。分析这一辩论的若干重要关节点，可以看到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意义。

先说言尽意论，以墨家、欧阳建、刘昼和欧阳修为代表。墨家倡导“言合于意”，“以辞抒意”，“循所闻而得其意”，“执所言而意得见”，是“言尽意”论的发挥。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九引欧阳建《言尽意论》说：

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济）公之论眸子，钟（会）、傅（嘏）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

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苛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

“言不尽意”论是当时多数人的见解，欧阳建假托为“雷同君子”，即与别人雷同。“言尽意”论是与众不同的创见，欧阳建假托为“违众先生”，即违背众人见解。欧阳建肯定对象的客观性，语言的被决定性。事物运行不依赖于语言。人对事物的认识不说出来，也已存在于意识中。

没有名称，事物的形体颜色等性质是客观存在。名称对于事物及其规律没有增减。事物及其规律的名称不是固有和必然的。欧阳建从语言与认识、事物的相互关联，探讨语言的性质。欧阳建的议论，涉及事物、认识和语言三者的关系。

事物反映为认识，认识形之于语言。考察名称的根源，追溯语言的起源，可以了解名称、语言的派生性、社会性和主观性。人们设法把名称搞正确，圣人贤者也不能不说话。心里明白道理，不用语言不能清楚表达。

没有名称，不能辨别事物。语言不能清楚表达思想，无法相互交际。不用名称辨别事物，精辟的认识就不能显露。把真知灼见显露出来，而名称类别都区分开来，人们就能通过语言相互交际，思想感情就能清楚表达。要想辨别不同的实体，就应该使用不同的名称。要把思想表达出来，就应该建立不同的称谓。这是语言的指谓和交际功能。

名称跟随事物而迁移，语言依据规律而变化。事物的名称、规律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像声音发出来而回响呼应，形体存在而影子跟随，不能把它们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这里用“声发响应”和“形存影附”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名称、语言来源的客观性，说明名称与事物、语言和规律的联结和一致性。

欧阳建指出名称、语言的灵活性、变动性。所谓“言尽意”的“尽”，不是照镜子式的一次完成，而是有跟随事物迁移变化的过程。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有很大影响，论点为许多人所接受。

欧阳建论点是“言尽意”论的发挥。北齐刘昼《刘子新论·崇学》说：“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即最高的道理，自己不会说话，不依靠语言，不能明白道理。《刘子新论·审名》说：

言以绎理，理为言本。名以订实，实为名源。有理无言，则理不可明。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实由名辨，而名非实也。今信言而弃理，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实，非得实者也。故明者课言以寻理，不遗理而著言。执名以责实，不弃实而存名。然则言理兼通，而名实俱正。

即用语言解释道理，道理是语言的根本依据。名称确定实体，实体是名称的本原。有道理不说出来，道理就不能明白。有实体无名称，则实体不能得到分辨。道理由语言说明，但语言不等于道理本身。实体由名称分辨，但名称本身不等于实体。现在相信语言而抛弃道理，实在不是获得道理的方法。

只相信名称而忽略实体，就不能得到实际情况。所以明智的人通过考核语言以便探寻道理，不抛弃道理而只突出语言。用名称来检查实体，不抛弃实体而只保存名称。这样来做到语言和道理两方面的贯通，而名实关系双方都得到纠正。《审名》说：

世人传言，皆以小成大，以非为是。传弥广而理逾乖，名弥假而实逾反。古人必慎传名，近审其词，远取诸理，不使名害于实，实隐于名，故名无所容其伪，实无所蔽其真。此之谓正名也。

即世人传言，通常会把小说成大，造成是非颠倒的结果。言论传得越广，而道理越乖戾荒谬，名称越假，而与实际越相反。古人一定慎重传达名称，近审察词句，远探求各种道理，不使名称有害实体，或者实体被名称掩盖。这样名称就不会容纳虚假，实体也不会被掩盖真相。这就叫做“正名”。

刘昼用大量案例，说明传言必须察明语境，以确定真实语义，避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刘昼观点是“言尽意”论的发挥。《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深意。

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系辞说》提出质疑说：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

予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论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六经之传，天地之久，其为二十五年者，将无穷而不可以数计也。予之言久当见信于人矣，何必汲汲较是非于一世哉？

即《易·系辞上》假托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古代圣贤的意思，难道不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才得以推求把握？圣人意思的保存，难道不正是得益于书籍的记载？书籍虽不能穷尽语言的烦琐细微，但可以穷尽语言的精要。不能穷尽意义的底细原委，但可以穷尽其道理。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是深刻明智的论断。

欧阳修说《系辞》不是孔子圣人的作品，这种论点的提出，最初似乎骇人听闻，但经过多年的考验，他更坚信其正确，自信历时愈久，会愈为人相信，而不在乎当世的认可。欧阳修用理性分析和批判的方法，疑古祛惑，质疑问难，提出异于众人的创新见解。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辞达而已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说：“辞不贵多，亦不贵少，皆取达意而止。”孔子作为杰出的教育家，肯定语言能够表达意义。《易·系辞上》假托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与《论语》所载孔子的思想不合。这是用归谬法进行反驳。欧阳修质疑，是“言尽意”论的发挥。

再说言不尽意论，以庄子和魏晋玄学家为代表。《庄子·天道》说：“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即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一位名叫扁的制轮工匠，在斫木头，做车轮。他忽然放下手中的槌子和凿子，上前问桓公说：“请问您读的书上写了些什么？”桓公说：“写的是圣人之言！”轮扁说：“圣人还在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

桓公曰：“我读书，你做车轮，怎么敢妄加议论？说出道理，可免你一死；说不出道理，定治你死罪！”轮扁说：“我就拿我做车轮的事来看：做车轮，榫眼对榫头，偏宽则甘滑易入而不坚，偏紧则苦涩难入而不成。不宽不紧，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口虽不能用语言表达，但是有艺术技巧存于其间。

我不能给我的儿子说清楚，我儿子也不能不经自己琢磨，就从我这里传承，所以我已年届七十，还得在这里砍削车轮。古人和他们不可言传的意思，已经死了。所以我说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

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卷五说，庄子“轮扁斫轮”的寓言“极为精妙”，用比喻说明“言不尽意”的命题。庄子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即世人所看重称道的是书。书不过是记载的语言，语言自有其珍贵之处。语言可珍贵的是意义，意义有其所追随的道理。意义所追随的道理，不能用语言传达。

唐成玄英解释说，“道者言说，书者文字，世俗之人”，“因书以表意”，“以为贵重，不知无足可言也”，“所以致书，贵宣于语。所以宣语，贵表于意也”，“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说”。

庄子的意思是：世人都说书最贵，书籍不过语言写，语言比书更为贵。贵于语言是意义，意义更有其所贵。贵于意义是道理，不可言传难描绘。其中包含程度递进公式：书→语→意→道（书籍→语言→意义→道理）。

即有形事物的粗糙一面，可用语言表达。无形事物的精妙所在，可用意念想象。抽象的道理，没有形体、颜色、声音，不能用视听认识手段把握。道理的精妙意义，不能用语言穷尽，不能用意念想象。

《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即道理不能听，能听的不是真道理。道理不能看，能看的不是真道理。道理不能言说，能言说的不是真道理。道理不能议论，能议论的不是真道理。

魏晋玄学家的言不尽意论。三国魏学者荀粲认为精微奥妙的道理，不能用语言表达。《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深意。

王弼在《老子指略》说：“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不以言为主，则不违其常；不以名为常，则不离其真”。

王弼认为有名称，就有分别；有分别，就不会有整体。名言不能反映整体、全貌和真相。这是以语词、概念的相对性为根据，论证“言不尽意”，走向极端，认为不言、不名，才不违失常道，远离真相。蒋济、傅嘏和钟会的著作，都以“言不尽意”为立论根据。

“言不尽意”论，指出言词表达意义的局限，对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语言是人类的创造，但表达人类丰富感情和大千世界，显然有不足。所以，创作力求达意，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运用启发暗示，唤起读者联想，体味字句外深长的意趣，以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苏东坡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欧阳修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陆机《文赋》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钟嵘《诗品》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东晋大诗人陶渊明（365—427）《饮酒》诗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即诗作既设法言说，以诗言志，又昭示言外有欲辨真意，表达“言尽而意未尽”的境界。

“言不尽意”论，强调语言的相对性，有反对绝对主义、独断论的合理一面。但真理向前多走半步，会陷于谬误。极端夸大语言的相对性，会走向相对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庄子·天道》说：“智者不言，言之不智。”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并非真正有智慧。《知北游》说：“至言去言”，“辩不若默”。最高明的言论是取消言论，能言善辩不如沉默无语，主张去除言谈辩说，沦于荒谬。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七载西晋张韩著《不用舌论》说：“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把“言不尽意”论发挥到极致：既然“言不尽意”，不如“不用舌”说话。

《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语言是人猿相揖别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人如果倒退到“不用舌”、不说话的地步，人将不成其为人。古希腊也有从辩证法走向诡辩论的案例。列宁说：“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

亚里士多德说：“如那个闻名已久的赫拉克利特学派克拉底鲁执持的学说，可算其中最极端的代表，他认为事物既如此变动不已，瞬息已逝，吾人才一出言，便已事过境迁，失之幻消，所以他最后，凡意有所指，只能微扣手指，以示其踪迹而已；他评议赫拉克利特所云‘人没有可能再度涉足同一条河流’一语说，在他看来，‘人们就是涉足一次也未成功’。”

列宁说：“这一点素朴地绝妙地表现在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著名公式（或格言）中：‘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像克拉底鲁——赫拉克利特的学生早就说过的那样）连一次也不可能（因为当整个身体浸到水里的时候，水已经不是原来的了）。”“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克拉底鲁只“动了动手指头”，便回答了一切。 认为“万物变动难言说，微扣手指示踪迹”的论调，这同张韩的《不用舌论》异曲同工。从《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两部特大型丛书检索，发现“言意之辩”中“言不尽意”论的影响远大于“言尽意”论。个中缘由，值得思索。言意之辩，见表7。

“言尽意”论属于辩论中的乐观主义派，有见于语言的达意功能、目的和结局，而失之于对语言达意功能相对性、过程性和阶段性的忽视和过于乐观，有陷于语言达意功能一次完成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可能。

“言不尽意”论属于辩论中的悲观主义派，有见于语言表达意义的相对性、过程性和阶段性，而失之于对语言达意功能的怀疑，有陷于相对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可能。未来期待两派论点继续调整，深化论证，互相汲取对方论证的合理因素，在思想的对立碰撞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提升。

诗以咏之：

言不尽意留余地，

说绝对了太悲观。

言尽意论有信心，

说绝对了太乐观。

言意之辩几千年，

辩论磨砺真理见。

尽和不尽辩证看，

相对绝对有两面！ 0RQ4Zwa48O9UMb3XzG7rC3uI5emtxgqMiLBNksc4tPfxgaryoyp1jOsFNefEVq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