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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面上显示出进入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正确把握“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和对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对这一时期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都为7.7％，2014年为7.3％，2015年的预期目标为7％，都处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相较1980—1990年、2000—2011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见图1—4）。“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还将随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回落，增长区间也会有相应调整。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减少，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减速换挡难以避免，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明显改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将持续提高。
图1—4 198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曲线（三个平台期）
注：三个平台期分别为1980—1990年、2000—2011年、2012—2014年。
与过去追赶阶段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不同，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产业规模的扩张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产业发展加快。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8.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见图1—5）。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2014年占到10.6％。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业态快速发展，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快递业务量增长51.9％。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十三五”时期，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将为结构调整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图1—5 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的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已经从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主旋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2％，比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出0.7个百分点（见图1—6）。此外，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多，且其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十三五”时期，新的增长动力将持续增强，并将逐步替代传统动力，动力转换的持续推进将为形成新的动力机制创造条件。
图1—6 消费、投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各种约束条件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作用增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人口抚养比已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同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十三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进入下降通道，农村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低成本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将明显弱化，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将推动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反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抚养比的提高，高储蓄率将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从图1—7可知，从2010年的47.2％下降到了2014年的46.1％），加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必须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的同时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图1—7 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动（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大多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也偏低。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14.8％，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8％，而国外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了3％以上，跨国公司则多在5％以上。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占比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中国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果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促进产业技术进步，那么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中国亟须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
制造业规模扩张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历制造业产能的迅猛扩张后，近年来主要制造业部门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是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已接近产能上限。中国钢铁、水泥等大宗产品以及汽车等耐用品的需求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受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未来诸多产品的需求规模将逐步接近历史峰值并进入稳定增长或见顶下降的阶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一些行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总体上看，制造业发展“铺摊子”的阶段基本结束，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已经由大规模扩张生产能力转向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了2014年的0.469，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较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明显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
如果说在过去高速增长的状态下资源环境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进入新常态后，随着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和能源资源消耗的增加，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增强。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相当大，呈现出污染源多样化、污染类型复合化、污染范围扩大化、污染影响持久化等特征。随着产业规模的继续扩张和能源资源消耗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刚性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产业无序转移还将加剧部分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破坏。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将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硬约束也将逐步加强。
在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速放缓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增幅也会随之大幅回落。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债务和信用规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大了潜在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贷款已形成潜在的债务风险，房地产和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积聚，在增速放缓后，各种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矛盾和挑战将明显增多。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雄厚，人力资本开始显现出规模和累积效应，发展潜力和综合优势仍然显著。
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明显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14年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34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09％，比2010年提高了0.35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有效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储蓄率下降，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少儿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使得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有条件创造和培育新人口红利。中国每年有大学毕业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30万以上，城市25~3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为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促进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
2014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4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城镇化率为54.8％，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明显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水平（见图1—8），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偏低，预示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潜力巨大。“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60％，这将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由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而产生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劲的拉动作用。
图1—8 中国的城镇化率及与日本、韩国等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近年来，国内消费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十三五”时期，随着劳动力工资较快增长、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居民消费水平将显著提升，中国国内市场将加快成长，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国内消费率可能会逐步进入上升通道。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壮大，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高端型、服务型和发展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逐步上升，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将不断兴起，新型消费业态将不断涌现，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区域差异较大客观上使中国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例如，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明显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空间，使低成本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得到继续保持，使各区域可以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
深化改革将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受“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改革的推进将更加艰难，但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国有企业、投融资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牵动全局的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