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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仍将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调整呈现新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机遇，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继续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新变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但增长格局将出现新变化：一是中美经济“双轮驱动”。美国经济将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或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对全球经济的驱动作用提升。中国经济将继续在中高速增长轨道运行，且随着结构性改革的加快推进，仍将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二是发达国家“双速增长”。欧元区经济复苏之路艰难而曲折，日本经济延续低迷态势，与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三是新兴经济体“双向分化”。中国、印度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俄罗斯、巴西等对能源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根据IMF的预测，2016—202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9％，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分别为2.3％、5.4％，三者较金融危机前2003—2007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下降0.9、0.5和2.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将继续上升，但追赶势头有所减弱。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转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扩大外贸出口，但全球经济中低速增长的环境仍有可能削弱对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
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全球供应链扩张放慢等的影响，国际贸易正在进入低速增长通道。美国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构建横跨两洋的高标准超大型自贸区，将竞争中立、劳工权益、环境标准等新议题作为重点条款，试图重塑全球经贸规则，这将明显抬高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甚至使中国遭受贸易和投资转移带来的损失。发达国家还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和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试图重新打造竞争优势。全球经贸规则调整的许多方面与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目标相一致，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但也将带来新的挑战。
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心的转移，世界能源资源格局继续深刻变化。世界能源生产由东向西转移，北美成为新的世界能源生产中心。美国在页岩气、页岩油勘探开发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油气产量快速增长，2020年美国的总体能源自给率将达到93.5％，正由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向生产国转型。加拿大深海石油开采取得重大进展，将成为新的能源供给大国。与此同时，亚洲的能源需求快速扩大，世界能源需求由西向东转移。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亚洲的石油进口量将占国际原油贸易量的65％，占全球石油产量的27％。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等产油地区大力推进东向战略，寻求新的替代市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之争引发了欧亚能源版图的重组：欧洲提出建立能源统一市场，加大从美国进口页岩气的力度，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大力开发新能源，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世界能源资源版图的变化，总体上会使中国国际能源资源的供给更加多元化，但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大。
美国经济加快复苏支撑美元走强，从2012年开始美元汇率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对全球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形成重大影响和冲击。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速的回升。欧洲一些国家、部分新兴经济体和日本通过货币贬值谋求增长空间，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随着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将发生重大变化，建立更加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是大势所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变化，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也将增加中国对外经济的汇率风险和国际资本进出的不确定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显著提升，发达国家已难以单独主导全球治理。中国倡导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为新兴经济体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抓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竞争更加复杂激烈。在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建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变革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再调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甘于放弃在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会十分艰难，并将深刻影响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关系。
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正在孕育新的重大突破和变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3D打印等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引发了工业、能源、农业、医疗等领域的技术变革，推动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产业变革，催生了高效能计算、宽带网络、新材料、智能制造、基因工程药物、生物医学工程、太阳能电池、纯电动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历史性交会，既为中国迎头赶上创造了机遇，又使中国面临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风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处在孕育和寻求突破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为中国在更高起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会。与此同时，新的产业变革导致制造过程中装配组装成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国所具有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明显被削弱，而在核心技术领域确立新的优势、跟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的任务将更加紧迫。
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新变化：从传统的“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和以成熟主流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转向“灵活性、多元化、分散化”和以创新技术为支撑的生产方式，向客户提供“最终解决方案”，使价值链增值中心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服务环节。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跨境电子、移动互联、免费搜索和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商业模式迅速涌现，互联网金融、新媒体服务和O2O等新型业态和产业跨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中国新的制造范式和商业模式发展十分活跃，但规模庞大的传统制造范式和商业模式转型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积极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回流，试图重振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依靠更低的成本优势，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挤占和替代中国的市场份额。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将继续抢占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强化对产业核心技术的垄断和控制，进一步巩固在产业链上的高端地位，而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增强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弱化，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产品市场将被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所替代。与此同时，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将使中国的产业发展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两头挤压，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局面。
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经济活力，促进技术创新成果向生产领域转移，对产业制度安排进行了系统性调整，包括：调整政府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宏观政策上为产业变革创造新的政策环境；创新企业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从微观基础上为产业变革创造新的制度环境；强化市场功能，打破部门垄断，从市场结构上为产业变革创造新的市场环境。国际上围绕新的产业变革加快制度创新，不仅为中国加快产业领域的体制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而且提出了深化变革的更高要求。
2014年中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例为13.3％（见图1—1），虽仍比美国低9.1个百分点，但比日本和印度分别高7.4和10.6个百分点。过去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0％~30％，其中2009年超过60％（见图1—2）。虽然中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逐年递减，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将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仍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接近美国，并将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渠道与世界经济形成互动关系，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图1—1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1980—2014年）
资料来源：根据WDI计算得出。
图1—2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中国经济增长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WDI计算得出。
201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情况下，中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出口增速将进入个位数阶段，有些年份还会低于经济增速。与此同时，进口增速也将放缓，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见图1—3），与此同时，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十三五”时期有望超过10万亿美元。此外，中国将不断放宽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积极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优势制造业等领域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据估计，“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为展开全球化布局、深化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1—3 中国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一，银行等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加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范围，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因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有利于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但也将增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和冲击，保持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将明显增大。
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将通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在多边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众多领域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倚重中国，注重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发达国家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减贫6、4.2对外援助等方面对中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这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中国也将被进一步推向国际事务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