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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需要适应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中国也需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十三五”时期，国际环境变化既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也会带来诸多挑战。总体看，有必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地把握新机遇、妥善地应对新挑战，主动营造有利于中国转型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体现为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潜力仍有待开发、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仍有待提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机遇。一是有利于实施新一轮主动对外开放和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体制改革；二是有利于中国利用国际市场规模扩大和稳定出口，继续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三是有利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四是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开发，拓宽能源资源供应渠道，同时向外转移过剩产能，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稳、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是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局的战略任务。当前，各国均对新兴产业和技术寄予厚望，新能源、云计算、3D制造、基因诊断与修复等新技术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服务外包和服务业投资快速发展，为“十三五”时期推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从整体看，新兴产业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中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步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兴技术市场的应用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服务外包和服务业投资正在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新热点，为中国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新契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重要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从21世纪初的26％上升至2013年的58.3％，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接近30％
，以合理的价格持续、稳定地从境外获得能源资源，既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撑，也是深化与有关各方的多双边经贸关系和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着眼点。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全球能源版图悄然发生变化，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重要能源资源出口国对中国市场的借重程度增强，我“受制于人”的程度趋降，与有关国家的合作正由以往的“一厢情愿”转向“两情相悦”，这既有利于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水平，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回旋余地，为拓展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逐步实现自给，将使得一度偏紧的能源供求关系有所放松，从而产生压制价格的作用，有利于降低中国的能源资源进口成本。
“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总体还将呈“南升北降”的态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中所占份额继续提升，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维护和实现自身发展利益带来了重大机遇。保守估计，“十三五”时期中国进口额和对外投资额将分别达到10万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这将有力地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使有关国家和地区更加注重借重中国及与中国的合作，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将带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这将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权，促进中国在国际治理规则上由以往的积极参与和被动接受加速转向未来的主动引导和双向互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的建立，有利于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继续深刻调整，低增长态势还将持续，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加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弱化，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已迫在眉睫。就近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已放缓至个位数，2012年和2013年的增幅均为7.9％。从趋势上看，受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调整负债消费模式和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即使世界经济能够继续温和复苏，也不意味着中国增长的外需动力能如危机前那样强大，以往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需求、供给、区域、要素投入结构的紧迫性增强。同时，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全面树立质量效益观念，下决心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长期性问题，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进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全球产业布局出现新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在产业发展上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关系不断强化。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弱化，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开始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在相关领域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关系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高端制造等领域激烈竞争。2012—2013年，在光伏组件等新能源领域，中国已与欧美出现了强烈的贸易争端。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峻形势，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还将增多，处理与各类国家在产业发展上的竞争和合作关系时面临新考验。
入世以来，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现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借助TPP和TTIP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将导致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由于体制机制、管理模式、要素禀赋等问题，中国在市场开放、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都或多或少难以达到TPP和TTIP的标准，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将面临如何迈过高门槛的问题。如果加入TPP或TTIP，那么中国既面临漫长的谈判过程，又可能遭遇美国设置的种种前置条件；如果不加入，长此以往贸易转移损失会越来越大。据测算，TPP、TTIP建成后，五年内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将分别缩减12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以上。当然，也要看到，TPP和TTIP的一些条款（比如扩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提高投资的自由化水平等）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一致，关键是用好倒逼压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缩小与高标准的差距。
过去一段时间里，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世界多极化仍是大趋势，但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加之有关国家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倾向增强，中国维护和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难度上升。从周边看，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造成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的不稳定性趋强，与有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复杂化，既影响到相关具体问题的妥善和及时解决，又不可避免地压缩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给中国开展对外经贸投资合作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带来了负面影响。从区域看，在东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有关各方还将继续激烈博弈，热点问题恐会不时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从全球看，一方面，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西亚、北非、东欧等地，民族、宗教、领土冲突难以解决，中国既要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又要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这两个目标不断考验着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