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的基本趋势是,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在这一时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能源版图、治理格局、货币体系、地缘博弈等方面还将出现一些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积极推进包括重振制造业、加强金融监管、促进科技创新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总体看,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得到提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支柱产业渐趋恢复,失业率逐步降低,经济呈温和复苏态势。2011年、2012年、2013年,美国经济分别增长了1.8%、2.8%、1.9%。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裕,加之页岩气革命压低了能源价格,前期的大量投入和积累有可能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来自供给端的支撑有望增强,预计保持温和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未来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制约:一是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利率提高将增加复苏的不确定性;二是持续削减财政赤字将压制公共需求增长;三是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降低将影响私人需求的增长。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2.2%左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美国有望在全球产业和科技发展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但在需求方面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难有大幅提升。
欧元区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复苏进程曲折缓慢。2011年、2012年、2013年,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了1.6%、-0.7%、-0.4%。 这是欧元区内部体制僵化、福利虚高、监管缺失等结构性问题的外在表现。欧元区也试图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出台了“欧洲2020战略”等计划,但就目前情况看整体进展不大,只是个别重债国在外部压力下实施了一些具体改革,如削减赤字等。
整体看,主权债务危机已趋于缓和,从技术上讲欧元区经济也走出了衰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得到了恢复,如果外部不出现大的危机或动荡,那么“十三五”时期欧元区经济还是有望以一个较低的速度维持增长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政策和体制两个方面。从政策上看,为防止陷入通缩,欧元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未来终将面临退出问题,加之财政赤字削减,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从体制上看,欧元区或欧盟始终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上难以形成合力,因而在解决各类结构性问题时难有重大突破。同时,欧元区的失业率超过10%,减少失业、实现有就业的增长任务艰巨。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将维持在1%左右,各经济体的走势恐将继续分化。
由于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需,所以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发生,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不稳。2011年、2012年、2013年日本经济分别增长了-0.5%、1.4%、1.5%。 2013年,日本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极度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增发货币促进日元贬值、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结构改革完善市场环境等。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政策措施在提振增长、缓解通缩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
从趋势上看,“安倍经济学”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将逐步衰减,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00%,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持续实施,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能否增强关键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和效果。就目前情况看,日本已调高了消费税,正在推进包括建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减轻企业在资本开支和研发方面的税负,推进行业整合,重启核电站,促进企业对农业的参与等在内的改革措施 ,还试图通过加入TPP倒逼国内改革。日本的各种结构改革彼此间相互联系,整体推进难度大而综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加之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一旦增长和通胀不能同步实现,经济前景将更加黯淡。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日本的经济年均增速为1.5%左右。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率先实现复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2011年、2012年、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了6.3%、5.0%、4.7% ,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等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滞后,加之外需不振、资本流出增多,2013年以来其增长速度显著放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潜力巨大,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劳动力供给充足,且近年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预计在“十三五”时期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也要看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问题突出,有的严重依赖出口和外部市场,有的主要仰仗资源性产业,有的过度依靠国际资本流入,有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协调,有的国内成本快速上升。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外需市场容量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决定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能实现较快增长,但在市场、技术、要素、产业上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局面难以改变,无论是处理好促进增长和维持通胀稳定二者间的关系,还是妥善应对外部风险和推进经济结构改革,都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5.5%左右,显著快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呈“南升北降”的态势。
(1)世界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恢复到危机前。一方面,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的大趋势,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依然存在。“十三五”开局距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了近八年时间,各种系统性风险在这个阶段基本得到了充分释放,再爆发大的动荡或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重新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而新兴经济体着力扩大内需,推动几十亿人口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些都有利于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解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问题,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都难以一蹴而就。2014年以来,一些经济体(比如日本、欧盟、俄罗斯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下滑甚至是负增长状况。因此,“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难以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继续维持3%左右的低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2)全球经济失衡将继续改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是对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强制性调整。在金融危机前的2004—2007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不断加剧,这一时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左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6%,占全球经常项目逆差的比重在60%左右。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德国、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危机后,发达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过度消费、福利虚高、金融监管缺失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调整,全球经济失衡逐步缓解。预计“十三五”时期这一过程还将继续,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性有望增强。
总体看,“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仍将继续,在新的增长模式和科技革命成型之前,各经济体估计还将维持低增长态势。考虑到系统性风险降低,整体复苏的稳定性有望增强。
经济全球化大势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各国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世界各国均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远高于以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扩大市场开放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仍是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同时,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依然存在,加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十三五”时期经济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此外,各国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不可能无限制地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干扰将是有限和可控的。“十三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是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难有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调整负债消费模式,企业和个人的杠杆率降低,经济增长未能有力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际贸易与全球增长的相关性降低。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8%,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8.3% ;2010—2013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3.8%,而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6.2%,下降幅度更快。“十三五”时期,即使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全球贸易量也难以快速增长。近两年,世界经济复苏状况整体趋稳,但跨国直接投资却进入了低谷,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万亿美元,降幅高达18%,再次回到与2009年相当的水平,预计“十三五”时期难以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二是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呈“南升北降”的格局。从结构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地位持续提升,2012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占全球的比重为52% ,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未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继续鼓励扩大出口,持续增加进口需求,因而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将不断提升。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将大力吸引外部投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将持续增长。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明显减弱,为促进经济复苏和重振制造业,它们会积极扩大出口和吸引资本回流,但由于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其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所占份额将继续下降。
三是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动力。截至2013年7月,向世贸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一共有249个,70%左右是近十年出现的,仅2012年之后通报的就有39个,约占总数的16%。这些区域贸易安排中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有218个,比重约占到88%。世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除蒙古外都参与了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安排。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还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将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动力。
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制造业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交叉点增多。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雄厚,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依然较强,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高端。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取得了积极进展。2000—2008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累计增长6.2%,远低于同期GDP增幅,17个子行业中仅有5个保持增长 ;2009—2012年累计增长达15.2%,大大超过同期GDP增幅,有14个行业保持增长;在制造业内部,纺织、木材、家具等劳动密集行业,塑料与橡胶、非金属矿物等资本密集行业,都扭转了危机前持续收缩的态势。从一定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出现了些许“退步”,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产业发展不断“进步”,双方“交叉点”的增多将加剧有关领域的贸易摩擦。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彼此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虽然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总体看在技术创新和国际分工中仍将处于不利地位。东南亚、非洲、印度等地的劳动力成本为80~100美元/月,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中国。有关国家采取了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对外资实施税收优惠等措施,使制造业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12年,东盟利用外资达1254.6亿美元,增长6.7%,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目的地。 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密集产业将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有可能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大了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进一步推动产业化进程,同时继续推进信息技术发展,注重促进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生物技术等的融合,力图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种融合对全球产业发展的影响已初见端倪,新能源、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产业的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为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力。2012年,麦肯锡预测了12项最有可能成为2020年主导产业的新兴技术,其中有6项与信息技术有密切关系,分别为移动互联网、智能软件、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机器人和3D打印。
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渗透将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提升人类生产、生活的效率。2013年,全球个人电脑产量下降了10%,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产量则分别增长了42.3%和50.6%,预计未来移动信息处理设备制造业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传统行业的推广应用,物联网、互联网金融、移动理财、移动医疗、移动教育等新业态将迅速发展,成为传统业态的重要补充。麦肯锡等预测,2020年全球移动医疗、移动教育的产值将分别达到490亿和700亿美元,分别是2012年的40倍和15倍。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进一步推动个性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更多产品的生产将交由3D打印机和智能机器人完成,而人类则主要从事产品的设计工作,这将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新潜力。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的融合,将促进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基因诊断与修复、新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也将快速发展。光电转化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彻底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关键,基因技术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则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智力和身体素质,这些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有关技术和产业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还尚待时日,信息技术不断向人类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各环节渗透,仍是“十三五”时期全球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主旋律。
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三次产业革命已初见端倪。但整体看,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新兴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十三五”时期全球产业升级仍是“进行时”。从目前情况看,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已非常成熟,而一些新兴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尚不足以支持新兴产业快速替代传统产业并提供全面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在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传统化石能源所占的比重仍高达80.6%,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仅占8.2%。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并存,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既漫长又复杂。特别是各国竞相进入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导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领域甚至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时出现,新兴产业最终成长为主导产业尚需时日。
“十三五”时期,全球治理格局总体呈“南升北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显著提升,发达国家已难以单独主导全球治理。特别是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相互扩大市场开放、重塑国际经贸规则、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建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是大势所趋。
全球治理体系将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重组重构。多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结构。处于塔尖的是联合国,负责协调各国关系和重大国际事务;处于金字塔中部的是负责协调安全、贸易、经济、金融、大国关系等的国际组织和平台,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IMF、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处于底部的是一些负责具体全球性问题协调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总体看,这个组织体系不会在“十三五”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试图在一些领域构建一套与现行体系相平行的体系。比如,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正式宣告成立,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同时,一些区域性组织,比如APEC峰会等,在区域性事务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有益补充。在可预见的未来,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将朝更加多元的方向调整。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和IMF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但这两个机构长期被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等所把持,其决策和运作更多地是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但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金砖五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加在一起只有13%,而美国一国就占15%;金砖五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总共不过11%,而美国一国就拥有17% ,且英、法两国各自拥有的投票权也都大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世界银行”和“IMF”,从而形成了一套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既“平行”又“交叉”的体系。“平行”更多地体现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上,“交叉”更多地体现在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和危机上,这种状况预示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出现复杂、深刻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升是其中的基本趋势。
同时,美元的主导地位还将继续下降。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削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一度濒临崩溃边缘。据统计,2009—2012年,美元和欧元资产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分别由62%、26%降至61.2%、24.1%。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仍将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与结算货币,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仍是可期的。
规则制定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进行博弈的重要领域。美国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高标准、广覆盖,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TPP的12个成员的GDP和贸易占全球的40%左右,TTIP即美欧的GDP、贸易分别占全球的50%、30%左右,两个自贸协定一旦签署,将形成地跨两洋的超大自由贸易区,其涉及的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条款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国际新“标杆”,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规则更趋严格,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就目前情况看,TPP和TTIP的签署难以一帆风顺,比如,日本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国内阻力就很大,美欧在一些标准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但在中国“十三五”时期,有关各方最终签署两个自贸协定仍然是个大概率事件。此外,美国正在力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该协定也具有高标准、广覆盖的特点。
当然,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出现了新动向,全球产业分工趋向扁平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延长,跨国公司对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跨境配置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服务便利化的要求越来越高。TPP、TTIP、TISA客观上顺应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方面还难以达到高标准,但从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加快自身发展的角度看,TPP、TTIP、TISA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在各类自贸协定中,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消除也往往是最核心的谈判内容。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状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对于以往的自贸协定,TPP和TTIP更加注重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消除边境后壁垒。同时,各经济体加快推进彼此间的投资协定谈判,投资自由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些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趋势,即,随着产业链的延长,跨国公司已不再满足于进入一个经济体投资,而是更加注重在这个经济体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只有这样它们自身才能继续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由于经济全球化还将继续深入发展,这种趋势很可能在“十三五”时期加强。因此,“十三五”时期,投资规则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有望上升,而贸易规则的地位将相对下降,前者有可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基石。
美国在页岩气、页岩油勘探开采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已经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发阶段,页岩气、页岩油等油气资源产量持续较快增长。2012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达24.1万亿立方英尺,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美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将分别为955万桶/日和29.1万亿立方英尺,分别较2012年增长47.1%和20.7%;2020年原油进口量将由2012年的843万桶/日降至579万桶/日,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页岩气则由2012年的净进口1.51万亿立方英尺转为净出口1.93万亿立方英尺,总体能源自给率将达到93.5%,较2010年提高约10个百分点。
整体看,美国在全球能源供应版图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时,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将加大相关产品的出口力度,全球能源资源的流向和主要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出现新变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随着其自身能源供给的增长,来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将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流向欧洲市场,从而将挤压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受此影响,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曼德海峡等中东油气输往欧美的通道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年经这三地的原油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1%、2%和11%,较2010年分别下降3个、2个、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中东油气输往亚洲的通道的重要性将有所上升。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年经这两地的原油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0%和45%,较2010年分别提高8个和13个百分点。
“十三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将继续快速推进,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也会有所提升。国际能源署预测,2011—2020年,非OECD国家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达2.5%,显著高于OECD国家的0.23%;2020年非OECD国家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将达到62.9%,较2010年上升5.4个百分点。
从区域看,亚洲地区将成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国际能源署预测,2011—2020年,亚洲非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将达3.2%,明显高于非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其中,中国将在亚洲地区能源消费量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在21世纪20年代可能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印度的能源消费量也呈迅速上升趋势,其中煤炭消费量的增长十分迅速,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从需求看,“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有望继续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资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从供给看,美国页岩气革命增加了全球化石能源的供给,加之全球范围内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展迅速,全球能源供应应当能够满足需求。综合供求两方面因素看,“十三五”时期全球能源供求紧平衡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有望较金融危机前稍有缓和,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据IMF预测,2019年全球原油、天然气现货均价基线将分别为89.4美元/桶和10.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较2013年分别下降14.2%和3.6%。
“十三五”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继续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发达国家的整体实力被削弱,但依然拥有产业、科技、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世界多极化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新兴大国不可避免地与守成大国在诸多领域出现矛盾和摩擦,彼此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难以固化,二者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主轴。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进口对其他国家的带动作用也将增强,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上,中国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逐步转向相互依存、主动引导、双向互动,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塑造力将不断提升,维护和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谋求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的意愿增强,在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还不适应,心态也比较复杂,既有合作借重之需,又有分化抑制之图。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守成大国不得不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立场,在市场和资源方面更加注重借重新兴大国及与它们的合作。另一方面,守成大国不愿放弃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不但采取TPP、TTIP、TISA等手段压缩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进一步强化彼此间的安全政治盟友关系,抑制新兴大国崛起。
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守成大国,都位于亚太地区,各方在这一地区都有自己无法忽视和割舍的经济和地缘利益。就目前情况看,受美国“重返亚太”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加之存在领土、历史问题,且朝核问题也未得到解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这一地区进行激烈的博弈和竞争在所难免。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反恐,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力主建立TPP,积极推进以“保持存在”和“重新强化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的亚太战略。美国“重返亚太”后,不断强化与军事盟友的合作关系,联合军演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放任日本在政治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默许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频繁插手中国南海事务,力图不断压缩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虽然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地缘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压制与反压制、介入与反介入的博弈仍将持续。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导致其经济增速下滑、失业增加、通胀上升、收入下降,这些经济问题与本已存在的领土、民族、宗教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加之个别全球性强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介入地区性事务,未来一段时期局部地缘政治冲突将呈多发、高发态势。
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内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进展缓慢,巴以冲突时断时续,约旦等国的宗教民族矛盾还在发酵。若中东地区爆发大面积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原油等能源类产品价格将会被大幅度推高,制约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在东欧地区,围绕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归属问题,俄罗斯与欧盟、美国激烈博弈,加之马航坠机事件持续发酵,这一地区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平静。东欧地缘政治冲突一旦升级,势必影响欧元区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也将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形成冲击。此外,阿富汗、埃及等地的局势恢复平静和实现正常发展也需要经过复杂和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