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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学在“十一五”期间的研究成果，重点从以下20个研究领域加以介绍。
理论的发展对知识的积累和整个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呈现以下趋势。
1997年和2003年，费孝通分别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两个命题，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导向奠定了基础。“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界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这两大命题，使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导向更加明确。
郑杭生（2009）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提出要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从而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他还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应该发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2007）与“顶天立地精神”（2009）：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
许多学者进一步阐述了费孝通关于“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思想。刘少杰（2006）提出要克服社会学研究因单纯强调科学精神和客观原则而导致的经验化、技术化和表层化倾向，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的高度。邱泽奇（2005）从中西学术传统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学术传统的认识论强调天理与人性的统一，因此提出要凸现社会学的人文关怀。田毅鹏等强调对中国人文学科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视和开发，“找回丢失的传统”，建立起社会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勾连，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田毅鹏，2005；田毅鹏、刘拥华，2006）。
“十一五”期间，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取得了重要进展，传统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互构论得到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实践结构论、感性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也被提了出来。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反思和发展。翟学伟（2009）在进一步阐述差序格局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指出了隐喻方法与逻辑推理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一理论的缺陷。廉如鉴（2009）分析了差序格局理论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理论之间的尖锐分歧。阎云翔（2006）分析了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之间的关系，强调差序格局不仅包括横向的“差”，也包括纵向的上下尊卑的“序”，而后者常被人忽视。马戎（2007）则通过中西对比，分析了差序格局背后所包含的社会结构、宗教基础以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还有学者分析了差序格局从“乡村版”走向“城市版”的趋势（张继焦，2005；于光君，2006）。
“十五”期间，郑杭生和杨敏提出了社会互构论的主要思想，在“十一五”期间，这一理论得到了系统的阐述（郑杭生、杨敏，2010），该理论对时代转型的大趋势作出了独特的回应，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一个里程碑。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近年来，郑杭生、杨敏（2008）又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实践结构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深化。刘少杰（2005）在揭示理性选择研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感性选择理论，并用这一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本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和介绍的著作，如杨善华和谢立中主编（2005—2006）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刘少杰主编的《国外社会学理论》（2006）和《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2009）、高宣扬著（2005）的《当代社会理论》、文军主编（2006）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人们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现代性、公共性、全球化、风险社会、制度主义等经典理论主题上，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突破。在现代性问题上，有学者系统探讨了经典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回应方式（王小章，2006）；有学者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反思转向、叙事转向、修辞转向，以及其如何走出传统的现代性，以从理论上应对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成伯清，2006）；有学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旧式现代性”概念（郑杭生，2006），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分析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机制（郑杭生，2006）；学者们对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亚历山大，2005）、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2005）、社会和谐与公共性（郑杭生，2005）、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高丙中，2006）、社区建设与公共性（黄平，2010）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问题上，有学者探讨了全球化时期的文化冲突和共生（苏国勋等，2006）；有学者探讨了社会学理论应对全球化的方案，提出要建立“全球化研究范式”（文军，2005）。在风险社会问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个体安全”概念的提出（郑杭生、杨敏，2007）。关于制度主义的研究，林克雷等（2005）分析了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李路路（2006）分析了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关系；刘少杰（2006）分析了制度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兴衰历程，并提出要重建制度社会学的主张。还有学者对话语建构论（谢立中，2010）、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2010）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郑杭生、刘少杰（2006）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主题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编写教材《社会学概论》在郑杭生等首席专家和相关咨询委员会专家与国内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6年，已完成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相关重大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
加深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史的研究是认识传统、找回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和概念体系的重要基础。“十一五”期间，在这方面取得了以下进展。
（1）从“思想家评述”到“思想命题”研究。从思想命题的角度理解社会思想史，不仅使学科的问题意识更为明确，而且具有延续性。郑杭生、胡翼鹏（2007、2008、2009）从社会运行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理论传统的内在亲和性出发，用社会运行论重新系统梳理了两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思想流派的主张。陈劲松（2007）以“儒学社会”为主线展开分析，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前儒学社会”、“儒学社会”和“后儒学社会”三个阶段。王君柏（2007）提出要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风与俗、文与质、理想与现实等范畴出发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江立华主编（2010）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中国社会思想中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统一的知识构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于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与实践。
（2）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陆学艺、王处辉主编的6卷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包括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元明清卷、近代卷和现代卷）出版，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从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此外，曾亦主编（2007）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3）关注“民间社会思想”研究。传统社会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思想经典”展开的，而民间思想、民间信仰则被忽视。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并尝试通过对非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性。如王处辉等人（2007）通过对《水浒传》的研究，来观察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夏当英、王处辉（2007）从民俗、民谣、民谚、家谱、小说、评话、蒙学等方面探寻其中所蕴涵的传统社会生活理念。
（4）“田野的思想史”的方法取向。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新的动向是主张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著作里，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里面，主张通过田野考察来把握民间的思想史（杜靖，2010）。可以预见，未来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为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1）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刘少杰（2007）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对中国社会学的经学渊源和西学来源做了认真的梳理，在中西学术的历史交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演化，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学理论做了深入而充分的讨论，评析了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社会学理论，并且对费孝通晚年大力倡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想主张进行了深入分析。
（2）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史料的整理。中国社会学史料的选编和出版是找回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史料整理的成果主要包括：李培林等（2009）选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下册），谢立中（2007）选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以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丛书整理出版的梁漱溟、瞿同祖、李景汉、李安宅、杨庆堃、詹承绪等前辈社会学家的著作。
（3）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重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社会学界也对3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代表性成果是郑杭生主编（2008）的《中国社会学30年》和李强主编（2008）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此外，田毅鹏（2005）、应星等（2006）都认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研究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缺乏对自身传统的开发等问题，主张应该努力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实现学术自觉。
方法的发展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界在方法研究上更加强调“方法论的自觉”。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学研究基本是不加反思地移植西方的研究方法，强调“规范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做法，提出“既要规范化又要本土化”的主张，如潘绥铭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并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方法研究”；边燕杰、李路路、蔡禾（2006）结合CGSS调查的实践总结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本土实践经验”；风笑天（2005）认为要实现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必须处理好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理想状态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研究论文的方法评价。
王天夫（2006）重新界定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分析了因果分析对于社会研究而言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并结合当前社会研究中的某些不足，提出了应用因果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技术。庄孔韶（2007）提出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应该注意面（比喻为“蝗虫法”）与点（比喻为“鼹鼠法”）的结合，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
此外，潘绥铭和黄盈盈（2009）强调，社会调查必须在研究伦理的框架之内进行，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都需要贯彻知情同意、平等与尊重、无伤害与受益三项基本研究伦理，并要求调查者要真正地做到为被调查者着想、以“平常心”对待。方长春（2006）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调查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
在“十一五”期间，随着CGSS、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等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的开展，国内定量研究逐渐趋于成熟。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从问卷设计到资料分析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新的讨论。其中，潘绥铭（2008）强调专业的问卷调查应该重视和突出“元假设”；赵延东（2007）对受访者推动抽样（RSD法）的理论渊源、基本思路、主要操作步骤和原理进行了研究；张丽萍（2009）对Kish表在中国运用提出改进建议；风笑天（2006）考察了社会调查中区间法和填空法两种收入测量方法的特点与问题，并针对前者容易出现的“端点累积”现象和后者容易出现的“特殊整数点累积”现象进行了探讨；宋时歌和陈华珊（2005）分析了如何用纵贯性数据和生长模型来回答关于“变化”和“趋势”的研究问题；刘瑛（2005）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以弥补社会统计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等方法将变量间复杂的函数关系简单线性化的缺陷。
此外，有学者对计算机辅助调查、网上调查、e-mail调查等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夏传玲，2007；王东、潘绥铭、黄盈盈，2008；潘绥铭，2009；宋春艳，2010）。还有学者通过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方法论范式的分析，以及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论文的总结，勾勒出经验社会科学研究的“洋八股”，即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这种范式反映出后实证主义逻辑（彭玉生，2010）。
（1）定性研究的类型。黄盈盈、潘绥铭等（2008）将现有的定性研究方式分为求同法、求异法、求全法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冲突。
（2）个案研究中的意义、代表性、表述。杨善华（2007，2009）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对意义世界的认知经由感知与洞察完成，从而能够获得对现象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个案的代表性问题一直是困扰个案研究的难题，朱晓阳（2006）提出了“个案延伸”的方法，卢晖临和李雪（2007）提出了两种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两种处理方式，谭同学（2009）提出了“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研究方法。个案如何表述也是个案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应星（2006）分析了近年流行的“叙事”这种表述方法的功能及其限度，冯仕政（2010）认为如何处理表述文本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
“十一五”期间，社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展开了多场激烈的争论，对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应星和仝志辉等就“华中乡土派”所主张的“广泛的田野调查”和“野性的思维”等研究方法展开争论（应星，2005；仝志辉，2005；吴毅等，2005）；张扬（2007，2009）与尹海洁（2009）围绕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可行性问题展开商榷；风笑天（2007）和郝大海（2007）就抽样中的样本替换与应答率、抽样调查下样本的随机性与代表性和敏感性问题的抽样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张静（2006）和李雪（2006）还围绕吉尔茨的认识论问题展开争论。
“十一五”期间，随着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社区研究也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对于社区的定义、实质内涵式等问题，多数学者认同官方的定义，即“社区是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认同感、归属感、依附感等社区情感是社区的最重要的意涵（单菁菁，2005；丁元竹，2007）；也有学者对现代城市社区的“共同体”追求提出了质疑（桂勇，2005；陈宁，2006）；还有学者指出，当代社区具有地域空间和社会网络两种空间形态，应努力实现二者的系统性互动（陈福平、黎熙元，2008）。
如何开展社区建设？郑杭生通过对全国十几个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系统考察，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在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构建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中国社区建设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以党建为龙头带动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将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途径是社区制度创新，重点是改善民生，目标是共建共享和谐社区。同时，他还提出中国社区建设的一些新理念，如复合治理、通过服务实现治理、国家与社会互构合作、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相互转化等（郑杭生，2007、2008、2010；郑杭生、杨敏，2010）。徐永祥（2006）认为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的体制。
通过社区服务改善社区民生是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江立华（2008）认为社区福利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础，整合和协调社区内外的社会资源，为解决社区居民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及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由政府的公共体系、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性福利服务。孙朝阳（2007）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及对策。还有不少学者就社区养老等具体社区服务内容展开了研究（李宗华等，2009；赵立新，2009；周建国，2010）。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各种主体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杨敏（2007）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李友梅（2007）认为社区作为一个满足居民生活、居住的实体，其资源供给系统日益复杂，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多元共存，社区公共事务越来越依赖多种组织或系统参与决策和执行，因此，社区正在走向“共治”。周红云（2009）认为社区治理单位的重构是社区改革的主线，当前社区治理的趋势是社区治理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自上而下的管理逐渐转变成合作治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社区多中心治理局面；治理过程和方式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向德平（2006）分析了社区组织的行政化困境。针对“社区自治就是让政府走开”的观点，郑杭生（2007）指出，自治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治是一种关系”、“自治是一种分工”、“自治是自助与互惠的结合”、“通过自治推进社会合作”，通过自治理顺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它们能够协调、合作。关于社区治理的具体模式，学界提出“参与式治理”（王敬尧，2006）、“权变合作主义”（何艳玲，2007）、“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王雪梅，2005）、国家与社会互构合作（郑杭生、杨敏，2010）等主张。
“社区冷漠症”，是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刘少杰（2009）认为其原因在于“社会主要成员不在场”，即由单位制和当代社会生活脱域等因素影响，城市主要社会成员（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活动不在城市社区之中；黎熙元、陈福平（2008）认为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导致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还有学者从利益结构和利益卷入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熊易寒，2008；李骏，2009）。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对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模式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加强社区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社区资本的培育，实现社区建设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统一（潘泽泉，2008；桂勇、黄荣贵，2008；刘少杰，2009）。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近年来因为利益冲突——特别是物业纠纷——而频发的社区维权。何艳玲（2007）分析了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三个层面的逻辑：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桂勇、黄荣贵（2009）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了互联网如业主论坛在社区集体抗争中的作用。曾鹏（2008）考察了不同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绩效。张磊（2005）运用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中国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的产生原因和动力机制。陈鹏（2010）用“法权抗争”——包括“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的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
“十一五”期间，城市社会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城市化道路、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等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就面临着如何推进城市化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小城镇模式，即农村城镇化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小城镇战略的推进，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先后提出了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均衡发展论（又称城市体系论、多元模式论）。“十一五”期间，这一讨论更加深入。有学者对“城市化”这一思路本身提出了质疑，如温铁军（2005）认为将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一战略值得反思，田雪原（2006）提出在城市化战略实践中应该吸取人口城市化“拉美陷阱”的教训；潘允康（2006）则认为，大城市有“聚集经济优势”和“聚集社会优势”，而且有成本低、符合人的本性的追求等特点，因此其超先增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王明美（2006）认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应因地制宜，大、中、小并举，宜大则大，宜中则中，宜小则小；李强（2009）提出在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三种模式外，还应该有第四种城市化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即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到了尽头，需要重新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创新。他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就是希望总结各地在这一背景下制度创新的经验。目前，这一丛书已出版了杭州卷和郑州卷，无论是杭州“复合社会创业主体”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还是郑州的“三化两型”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实践，都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郑杭生等，2009；杨敏、赵君，2010）。潘允康（2008）从系统论的视角对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体现了要素与系统、要素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因此有强大的生命力。王光荣（2006）针对目前我国大城市单中心集中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系列问题，提出大城市多中心发展模式。张鸿雁（2006）则针对中国城市的环境压力和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提出了循环型城市发展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城市体系、文化交融、移民和人口流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各种影响，对西方的“世界城市”理论进行了引介（苏雪串，2007；郑伯红、陈存友，2007）。随着北京等城市“世界城市”建设实践的逐步推进，这一领域将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的热点。
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何雪松（2007）探讨了空间在新城市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高峰（2010）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蓝宇蕴（2005）则研究了与城市化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新型社会空间），认为它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学者们探讨了居住空间分化的具体表现、对社区交往行动与社区建设的影响、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以及如何优化城市居住空间等问题（刘精明、李路路，2005；边燕杰、刘勇利，2005；李远行、陈俊峰，2007）。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大批基于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的学术成果涌现出来。
黄宗智（2006、2007、2010）认为当前中国乡村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这使得中国农村第一次有可能走出长期困扰其发展的“过密化”困境。面对这一历史契机，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不在于美国式的大规模机械化农场，而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但这种小农场需要“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毛丹（2008）指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董磊明（2008）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因此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应该向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转变，特别是要“迎法下乡”。
此外，学界普遍认为传统的以农养工、以农养城时代已经终结，我国的农村战略正在由提取资源转为输入资源，城乡统筹发展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恰逢其时。而城乡二元体制是当前农村发展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理应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目标（陆益龙，2008）。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卢福营，2007），已经形成一个包括农业劳动者、亦工亦农劳动者、乡村干部、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主、雇工等新的职业阶层在内的复杂社会人群结构（邹农俭，2005）。这种分化的主要趋势和问题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分化与阶层边界固定化并存、各阶层间矛盾冲突增多和分化中不公正性严重等（奂平清，2005）。陆益龙（2009）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村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革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中的多元分化结构。就结构变迁的机制而言，依次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集体化运动和市场转型。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一直是乡村研究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从而完成移民过程（李春玲，2007）；有学者称当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还有学者从农民工叙事模式的转变——从生存论预设下“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王小章，2010）、“市民权”（陈映芳，2005）等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村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十一五”期间，失地农民、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的维权抗争等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童星、张海波（2006）研究发现由于被动城市化，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存在严重的认同危机和城市适应不良问题。王道勇（2008）研究了失地农民与国家的互动过程，认为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社会问题，应该通过理念更新和制度变革化解。
农村社会保障研究。李迎生（2007）提出构建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主张。钟涨宝等提出以农村社会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为基础来构筑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钟涨宝，2008；陈颐，2008）。
关于农民的维权抗争的研究。胡荣（2007）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学者将农民的上访置于“村庄”与“事件”的情境之中，通过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展示出上访者利益的两面性、利益表达的权益性以及处于“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中的利益表达困境（应星，2007；吴毅，2007）。
此外，还有学者就农村自杀（吴飞，2009；陈柏峰，2009）、农村纠纷（董磊明，2008）、生态环境（黄家亮2008；王晓毅，2009；张玉林，2009）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周雪光（2005）认为，在税费改革之前，多数乡镇基层政权已经成为一个“谋利型经营者”，其要么是直接介入到经济生产领域以谋求自身的利益，要么以“逆向软预算约束”自上而下地索取资源。当税费改革之后，乡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空壳化”，乡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以四处借贷、向上“跑钱”为主，且乡镇同农民的旧有联系正在解脱，日益呈现出“悬浮型”的特征（周飞舟，2006）。陷入财政和职能困境中的基层政权，基于目标管理责任制（王汉生、王一鸽，2009）的压力，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只得不断地运用各种策略以寻求自主空间的拓展（杨善华、宋倩，2008），这使得乡镇的治理、运作日渐以利益博弈为基础（吴毅，2007）。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十一五”期间仍是研究的热点。
刘精明、李路路（2005）基于CGSS2003数据，发现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尤其是在客观分层结构的两端已经形成了阶层化的主要趋势，但是在生活方式维度上的阶层化趋势并不明显，并且四个维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对应关系。边燕杰、刘勇利（2005）则从住房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研究表明，拥有住房产权的比率从非精英到专业精英再到管理精英依次递增，而且“权力维续”在住房获取中起重要作用。
李强（2008）通过对“五普”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报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总体描述和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已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调整社会结构是社会建设的核心（陆学艺主编，2009）。学界还针对“断裂社会”理论提出了质疑，如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动态连续的，要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应该断章取义。陆学艺（2010）认为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断裂。
刘欣（2008）对社会阶层分化背后的制度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刘精明（2006）重新将“国家”范畴带回转型期社会分层的研究，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认为，应特别强调“区域差异改革”和“国家垄断部门”两种策略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王天夫（2005）等研究发现集团性而非个体性特征是社会不公平的更重要的和持续性的根源。吴晓刚（2006，2008）强调个体的自我选择机制对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分析范式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社会分层研究盛行的同时，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又产生兴趣，认为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才能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形成做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分析（冯仕政，2008）。有学者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仇立平，2006）、“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王春光（2010）则认为，面对学术界将阶级和阶层研究对立起来的问题，应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统合在一起，用统合式的框架来透视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可以得到较为恰当的解决。
学者们深入探讨了社会流动机制，并结合中国现实的特殊性，对已有社会流动理论的解释逻辑、研究模型和理论假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多位学者研究了教育对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及其机制，以及教育公平对社会公正的影响（李煜，2006；刘精明，2006、2008；郝大海，2007；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郑辉、李路路（2009）构建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并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刘欣（2005）提出“权力衍生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和再生产现象。边燕杰等（2006）提出了“地位资源含量”概念，认为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吴晓刚（2007）对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学者们对中产阶级划分标准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以利益为基础（李强，2007）、以制度为基础（李路路，2007）、以职业为基础（李友梅，2005）、以客观综合指标为基础（周晓虹，2005；李培林、张翼，2008）等多种分层模式。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的研究，或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较为保守，将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李友梅，2005；张翼，2005；李路路，2008）。还有学者讨论了中产阶级的阶层认同（李路路、王宇，2008；李培林、张翼，2008；刘欣，2007）。
“十一五”期间，政治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政治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得到了深化，学科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学者们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建设与政治民主、地方治理与基层自治、底层政治与草根参与等重要议题，展开广泛讨论，使得政治社会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表现出面向中国问题推动政治社会学发展的自觉意识。
第一，在消化、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政治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体系。毛寿龙的《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2007）将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福利的提高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把政治权力作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把民主制度看做保证政治权力恰当运用的重要制度基础，并以此三点来构建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夏玉珍和江立华的《政治社会学教程》（2005）、王威海的《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2008）、梁丽萍的《政治社会学》（2009）等也做了类似的尝试。
第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有学者用“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政治”模型概括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康晓光、韩恒，2005、2007）；有学者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对于国家转型的重要性（王绍光，2007；胡鞍钢等，2009；郑永年，2009）；有学者直接倡导“复兴国家”（郁建兴、徐越倩，2005）、“回归国家”（徐勇，2006）；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建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治，而不是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对立化，片面强调“国家控制、入侵社会”或“社会制约、对抗国家”（郑杭生、杨敏，2010）。
第三，关于民主的研究。民主是政治学的经典主题，也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议题。王绍光的《民主四讲》（2008）详细分析了“民主”的历史源流及其在2 500年历史中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将这一领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研究得到了赵鼎新（2008）、强世功（2008）等学者的回应。
第四，关于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在乡村治理方面，学者们就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贺雪峰，2009；吴毅，2007）、乡村治理的形式变迁（何包钢，2008；徐增阳、杨翠萍，2006；方柏华，2009）、村落公共权威（宋婧、杨善华，2005）、现代公共规则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张静，2006）、村庄性公共领域（毛丹、任强，2006；毛丹，2008）、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吴理财，2006；贺雪峰，2008）、农民分化背景下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卢福营，2007）等话题展开了研究。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学者们对社区行政化（向德平，2006）、社区的公共空间（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参与式治理”（王敬尧，2006）、居委会选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五，关于基层权益抗争的研究。以维权为基本指向的基层民众权益抗争，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学者们借助西方的理论视角——社会运动理论（陈映芳，2006）、集体行动理论（曾鹏，2008）和底层社会理论（折晓叶，2008）等，对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市民（突出表现为城市新小区业主）等不同抗争主体的维权行为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抗争的原因和诉求基本上限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侵害和补偿（于建嵘，2007、2008）；（2）抗争者们尽力地将其行为限制在国家认可的规则体系（主要是法律，有时也包括政府的“信号”）之内，即所谓“以法抗争”或“非对抗抵制”（应星，2007；吴毅，2007；裴宜理，2008）；（3）作为一个草根动员过程，精英参与度、底层自主性、组织化程度、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抗争过程和抗争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张磊，2005；陈映芳，2006；曾鹏，2008；董海军，2008；陈鹏，2010）；（4）在这些抗争中出现的基层自组织乃至草根NGO，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初步生长（和经纬等，2009；石发勇，2010）。
此外，随着互联网作用的日益凸显，关于网络与集体行动以及“网络问政”的研究逐渐增多。政治社会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从公共领域（谢金林，2009）、公民社会（师曾志，2009；熊光清，2009）和协商民主（陈剩勇，2008；杜骏飞、魏娟，2010）等相互联系的理论视角展开。此外，论者们也注意到了网络政治可能带来的一些挑战，如信息化对传统的国家权力、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田作高，2006），网络“广场政治”的非理性缺陷（周志强，2009），网络无序性政治参与的危害（张亚勇，2007）等。
“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学在选择行为、产权问题、产业集群、市场秩序、社会资本、制度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不同层面或不同群体的选择行为开展了研究，如农民工的生存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成员的有限理性选择，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博弈选择行为以及信息传递、环境制约、资源限制和利益分化同选择行为的关系等。刘少杰（2005、2006）结合中国伦理本位与情理社会的特点，提出了“感性选择”概念，论述了“感性意识的选择性”、“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以及“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等问题。汪和建（2007）探讨了“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的问题，认为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是自主经营的主、客观力量。
社会学者对认识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有两项主要贡献：一是揭示了在乡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是依据何种公平原则来界定的，从而修正了经济学家认为“集体产权是模糊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集体产权”的建构逻辑，也有助于认识集体所有制的改革逻辑；二是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产权界定规则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当事人往往依靠自己的“强力”来选择规则和主张权利，只是“强力”的使用也需要凭借某种公平原则，而这样的公平原则也是多元化的（曹正汉，2008）。产权关系并非像经济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划分明确且一经形成便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相反，它是个体行为者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财产权利关系结构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申静、王汉生，2005）；从实质论的产权和资本体系的视角看，产权有复合存在的特征（张小军，2007）；社区集体产权主要不是一种市场合约性产权，而是一种社会合约性产权（折晓叶、陈婴婴，2005）；产权变革过程中，更优的目标产权结构和产权变革的社会认可之间存在的张力需要被关注（刘世定，2008）。
经济学侧重从市场交易和供给需求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经济社会学则主要关注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机制。林竞君（2005）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新的跨学科解释。李国武（2007、2009）对在经济资源禀赋优势并不明显的条件下产业集群何以形成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对西方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反思（王晓路，2007；符平，2009、2010）。有学者以转型社会学的视野将市场看做生产着的实践过程，认为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应该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沈原，2007）。有学者围绕“镶嵌式博弈”这一解释工具，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作了剖析（王水雄，2009）。有学者则努力从本土化视角探索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可能和途径，认为陌生关系和熟悉关系是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两种基本关系，中国传统熟悉社会中形成的道德观念在当前的市场交易行为中仍然在起作用。一些经营者通过熟悉关系陌生化不仅造成了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而且也逃避了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在不公平的交易关系中获取高额利润；而另一些经营者通过陌生关系熟悉化，既坚持了传统注重诚信的道德观念，又建立了稳定的交易关系，形成了协调的交易秩序（刘少杰，2010）。
社会资本仍是“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学研究较为活跃的领域。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侧重社会资本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陈捷、卢春龙，2009；胡荣，2006、2008），有的侧重研究特殊群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功能，如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赵延东，2007）、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朱旭峰，2006）以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刘林平、张春泥，2007）等，有学者对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概念进行了反思（刘林平，2006；张文宏、栾博，2007；桂勇、黄荣贵，2008；尉建文，2008），以及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区别、联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翟学伟，2009）。
有学者指出了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即强调理性的社会建构和认知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国家既是行动主体，也是结构，对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强调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这三个研究方向能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的转型提供独特的视角（高柏，2008）。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视角相关的研究较多，如冯仕政（2007）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三个方面，分析了在1981—2000年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指出了这一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有学者运用“通变”这一概念，从“形式绩效”和“实质绩效”的维度探讨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刘玉照、田青，2009）。
“十一五”期间，国内对国外成熟的组织社会学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引进，其中对法国组织决策分析学派、美国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以及网络学派的著作引进尤其关注。学科建设方面，在教材编写、学术交流与平台建设方面都取得进展，如“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从2004年至今，已连续召开六届，对人才培养、研究水平提高和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系统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国内组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进展。
“十一五”期间，学界对企业组织形态依然有较多的关注，并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任焰、潘毅（2006）通过对宿舍劳动体制的分析，研究跨国公司中的劳工问题。余晓敏（2007）探讨了跨国公司的行为守则对我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并借助“跨国—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加以分析。
对企业改制的研究仍是一个重要议题。刘小玄、李利英（2005）、胡一帆等（2006）研究指出，国退民进的改制方向与企业效率提高的方向是一致的，产权变革取得了推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张建君（2005）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背后所呈现的权力关系的考察，指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带来不同改制行动后果。
刘世定（2005）在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时发现，低层政府干预下的软风险约束导致了合作基金会对低还款率的漠视、低准备金率的贷款冲动等行为特征。张翔（2006）通过在温州和台州等地的研究发现，“合会”具有的信息汇聚机制能降低交易费用，帮助资金需求者从信息匮乏者处借到资金。
张闫龙（2006）研究发现，以财政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分权化改革，使得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利益逐渐分化，同时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财政收入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情况下，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成为主导地方政府决策过程的首要因素。周飞舟（2006、2007）认为，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李芝兰、吴理财（2005）通过考察认为，地方政府跟上级政府因为税费改革而产生了“倒逼”与“反倒逼”的互动方式。周雪光（2005、2008）用“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概括了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地向所管辖区域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他还考察了中国行政体制带来的基层政府间“共谋”这一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
自1986年沃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开启中国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研究后，国内的研究就一直高涨（李汉林，2008；李路路，2009；田毅鹏，2005、2007）。李路路等（2009）通过梳理与分析“新传统主义”模型，从“单位制”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
何明洁（2006）探究了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呈现了当前“单位”中的新传统主义。刘平等（2008）考察了在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制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新单位制特征，以及推动社会分化的集团性因素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王天夫、王丰（2005）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集团类别，如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等这些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也得以延续，成为收入分化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制度性基础。田毅鹏、吕方（2009）提出“单位社会的终结”，认为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宏观联结方式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转变，导致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转型期社会联结的中断错乱现象。
面对市场转型及单位改革，单位成员的行动模式也受到更多关注。佟新（2006）认为，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使得国有企业工人有可能借助以前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吴清军（2008）研究发现，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抗争的本质并非是雇用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导致国企工人形成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也并非是工厂纪律，而是社会制度变迁和单位管理层的腐败。汪和建（2006）则关注中国的单位组织中为什么没有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认为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冯仕政（2006）研究发现单位对集体抗争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单位特征对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具有明显的分割效应。
民间社团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当前现状、公民社会、法团主义以及社团行动等议题上。王名（2007）描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现状。陈福平（2009）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推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但也存在一种抑制效应——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公民参与网络发展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能力越趋于弱化。高丙中（2006）将社团平等合作看做“有机团结”，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目标自主、生存自立、合作自愿、协商平等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顾昕、王旭（2005）研究发现，由于国家的卷入，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的社团空间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化依然还是个理论预期。张钟汝等（2009）认为国家与社会正经历着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
“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多个领域都有一些创新性的成果。
童星（2005）系统研究了从古典社会学家到当代社会学家的各种关于发展的主张，并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的模式，还系统探究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郑杭生（2008）强调，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硬实力”的增长，更要注重“软实力”的培育；张海东（2010）提出“发展质量”概念，倡导建立一套测量指标。田毅鹏（2009）提出“新发展主义”概念，主张将“空间”维度带回发展研究的核心，强调“文化自觉”，使得发展真正回归人的尺度，回归特定文化的内在尺度，并寻求新公共性的构建。景天魁等（2009）提出以“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作为基本概念，建立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历程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视角和基本结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2007）利用指数功效函数的改进模型编制出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并对我国省级行政区进行了聚类分析，发现了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结构性特点。童星（2005）、陈友华（2005）也对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何传启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布专题报告，分析了中国在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方面的状况。
在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学者们对中国发展模式，即“中国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郑杭生（2008、2009）认为，“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经验”应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结合起来看，前者既为后者打下了基础，也遗留了问题。从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手段、用于发展的资源、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发展的结果等各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也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旧式现代性追求下的初级发展和新型现代性追求下的科学发展。郑永年（2009）从国际发展大格局的视角讨论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仅是指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潘维（2008）认为中国经验是国民经济、民本政治、社稷体制“三位一体”的中华体制。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模式做了解释。王绍光（2008、2009）认为，过去60年，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灵活的学习机制和超强的适应能力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核心经验之所在。黄宗智（2009）从中国特殊的动员体制和激励机制来理解中国模式。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化治理的视角来理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李培林（2005）认为，中国经验包括：渐进式改革成为我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稳步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政策；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努力扩大外交空间。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系统的经验调查，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1）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从2003年起，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今已出版了8部报告，主题包括弱势群体与社会公正、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社区建设与制度创新、社会认同与社会共识、社会资源及其合理配置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3）北京市及各地方发布的相关“社会发展报告”等。这些连续性的研究报告，对于记录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价值。
“十一五”期间社会人类学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表现为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除了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外，海外民族志、私人生活、自杀等过去中国人类学界较少涉及的主题都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并取得了一批优秀的成果。高丙中（2006）认为“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在我们当今形势下已经无可回避”，他本人及多位博士生已深入到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开展民族志研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谢立中主编，2010）。项飚以印度IT服务业为主题的民族志《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0）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海外民族志。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2006）将人类学的触角伸到了中国农民的家庭、爱情、性等隐私世界，探究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吴飞的《浮生取义》（2009）则是国内第一部以自杀为题材的民族志，他以丰富的田野材料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农民特殊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誉为“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其结论挑战但也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同时，它也对中国农村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更加贴近社会实践，性病、艾滋病、戒毒等公共卫生议题都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景军（2006）研究了艾滋病流行与人血买卖市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铁默斯预言”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他还研究了社会地位和艾滋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艾滋病风险的“泰坦尼克定律”。庄孔韶（2005）在公共卫生研究中发现了“虎日”戒毒盟誓仪式的特殊功效，从而提出建立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另一种方法论——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潘绥铭、黄盈盈、李楯（2006）研究指出艾滋病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流行的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独特性的社会问题，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所建构出来的。
再次，更加注重对人类学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表现在对学术名村的再研究上。王铭铭（2005、2008）提出了“学术区”的概念——指“被本地、外地、外国学者研究过，而形成某种学术遗产和学术风格的区域”，并对“云南三村”进行了“再研究”。此外，周大鸣对凤凰村（2006）、兰林友对满铁村落（2007）、陆益龙对小岗村（2007）、潘鸿雁对定县翟城村（2008）进行了追踪调查。
最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多个交叉学科，如政治人类学（吴毅，2007；陶庆，2006）、法律人类学（杨方泉，2007；陈柏峰，2006；谭同学，2008）、影视人类学（庄孔韶，2005）等都产生了比较优秀的成果。
“十一五”期间，在结构张力、制度真空、权利意识、网络社会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明显进入了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学也对此作出了回应。
郑杭生、杨敏（2006）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风险时期，普遍性的“人类困境”与本土性的特殊矛盾、“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相互交织，使得社会矛盾空前突出，这需要有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理论眼界、内含紧迫感的常态心理以及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他提出了要从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本土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二维视野来审视当前的社会矛盾。朱力（2008）系统阐述了社会问题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社会问题界定的条件和过程、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与类型、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与方法、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闫志刚（2006）将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用于分析社会问题，指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
吴忠民（2006、2008）指出，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风险期，出现了一系列“风险并发症”；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情况。李友梅（2008）分析了风险分配与阶级、阶层之间的联系，指出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在新世纪出现一种新的趋势。颜烨（2005）提出建立“安全社会学”，并对该学科提出了初步的设想。杨敏和郑杭生（2007）认为，以往安全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安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归宿。
郑杭生（2007）指出，将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建设的实质；社会公正有制度安排和百姓认可两个维度；要通过制度创新，使得“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吴忠民（2007）强调应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矫正“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堪重负”、“重视社会公正会妨碍效率”等错误观念，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李迎生（2007）强调通过调整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以及建立诉求反应机制、民主参与机制、整合协调机制、评估调整机制等，来保障社会公正。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关于劳资关系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根据佟新（2008）的总结，近年来，劳工研究逐渐形成了四种理论视角——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视角，分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文化和意义符号、利润和财产关系以及性别、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重叠来理解劳工状况。关于劳资冲突的化解，有学者指出应以合作逻辑代替零和逻辑（石秀印，2006）；有学者认为，走出劳资关系困境的关键在于引进集体谈判机制，建立政府、企业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三方协商机制”，使劳资关系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轨道（胡涤非，2006）；还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形态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建立新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十分必要（杨鹏飞，2006）。
“十一五”期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赵鼎新（2006）区分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不是社会运动，而是集体行动；于建嵘（2009）也指出由于与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不同，中国的社会问题并不以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的形态来表现，而是通过个案性和临时性的群体性事件来反映。童星、张海波（2008）根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朱力等（2009）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指出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还有诸多学者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动员机制、行动策略等进行了研究。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特殊的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冯仕政，2007）、独特的制度结构（薛澜、张杨，2006）、独特的心理结构（“气”、“气场”）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应星，2009）。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和扩散机制（于建嵘，2009）。还有学者分析了土地纠纷（吴毅，2007）、环境纠纷（黄家亮，2008；童志峰，2009）、物业纠纷（张磊，2005；何艳玲，2007；桂勇、黄荣贵，2009；陈鹏，2010）等各种具体纠纷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机制和逻辑。
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社会政策（宏观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在国家大力倡导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从经济政策时代到社会政策时代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王思斌，2004；王绍光，2008；关信平，2009）。“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政策研究的内容包括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理念、原则等理论问题（唐钧，2006；郑功成，2008），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脉络等历史问题（李培林，2008；杨团，2006；关信平，2008），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住房、就业、教育等具体政策的改革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学者们致力于将西方前沿社会政策理念与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相结合，力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政策。如全球化的社会政策发展理论（林闽钢，2007）、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张秀兰等，2007；徐道稳，2008）、资产建设社会政策理论（杨团，2005、2007；孙炳耀，2005；高鉴国、展敏，2005）、福利三角和福利多元主义（彭华民，2006a、2006b）、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彭华民，2007；曾群，2006）等理论视角都被引入到中国社会政策领域加以分析。但同时学者们也非常强调中国社会政策的特殊性，如独特的议程设置模式（王绍光，2006），面临基本国情、体制转轨、二元社会、经济社会不平衡等特殊问题（景天魁，2007），长期以来社会政策的弱势性（王思斌，2006），政府角色的特殊性（徐月宾、张秀兰，2005）等。
这一时期，围绕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郑功成领衔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课题组经过多年的研究推出了其核心成果——《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2008）。该报告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系统诠释了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需要处理好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进行了宏观规划，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政府责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的体现。同时，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三大支柱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发展，从战略与实践角度提出了系统的规划与政策建议。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有学者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王思斌，2009），有学者提出“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郑功成，2008），还有学者基于“底线公平”理论提出“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的主张（景天魁，2009）。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该时期另一个研究热点。李迎生等（2006、2008）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主张应当秉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分项目、分人群、分区域、分阶段地推进改革，最终实现建立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郑秉文等（2009）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在“碎片化”和“大一统”两种完全对立的思路中作出选择，认为应该走“大一统”道路。韩克庆（2005）分析了全球化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带来的新挑战，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应当针对现实需求，优先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失业、养老、工伤和医疗等现代工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还有学者对农村弱势群体（童星、王增文，2010）、残疾人（王齐彦、谈志林，2006；郑功成，2007、2008）、农民工（张翼，2005；李迎生、刘艳霞，2006）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
“十一五”期间，国家“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的提出，使得社会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工作研究主要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展开：
第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学者们从学科规范、实践需要、国际趋势等各个角度论证了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必要性（何雪松、陈蓓丽，2006；王思斌，2006；李迎生，2008；文军，2009）。王思斌（2006）提出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两种途径，即社工毕业生的“身份转换”和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支持”；孙莹（2006）提出“职业专业化”和“专业职业化”的概念；史柏年（2006）提出“巩固外围、突破内线、典型示范、由点及面”的职业化发展策略。
第二，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既要专业化又要本土化，并对中国本土的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进行比较分析，称前者为“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王思斌，1995；袁华音，1993）。“十一五”期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有学者分别从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田毅鹏、刘杰，2008）、中国人独特的行动模式（王思斌，2009）、中国特殊的社会政策框架（刘继同，2006）、制度惯性（李迎生，2010）等视角论证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的结合途径。
第三，社会工作理论。有学者明确提出构建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主张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李迎生，2008）。有学者还就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文军，2008）、认识论的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何雪松，2005）、社工教育中的“理性—技术”模式与“人文—实践”取向（陈涛，2006）、“增权”视角和中国特色的增权模式（范斌，2005）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及其变迁日益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十一五”期间，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索。
周晓虹（2009）认为，经过60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沈杰（2005）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变化的主要趋势与特征表现为：价值观取向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转化；社会心态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关于阶层意识、公平观念、社会态度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对各群体的阶级阶层意识（翁定军，2010）、公平观念（李春玲，2005；孙明，2009；张光等，2010）、政治态度（张翼，2008）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随着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化，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社会心理学也成为分析和解释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陈潭、黄金（2009）应用参照群体理论、谣言流通理论、价值累加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做了分析。应星（2009）从“气场”这一特殊的社会心理机制对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动员机制做了分析。王二平（2009）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是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异加剧、法制不健全、新旧体制并存、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这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还涉及集群动员机制（社会认同、相对剥夺、群际偏见、谣言的推波助澜）、集群组织机制（集群行动的速生规范，可以压制成员不符合集群的意图和情绪），以及因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失误和不当行政行为引起群众不满。如果体制内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群体性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方文（2008）以多元群体资格为核心，刻画、理解和解释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心理和行为逻辑。杨宜音（2008）主张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进行探讨。周晓虹（2008）试图通过对社会学与心理学认同理论的分析途径的比较，以促进认同理论的整合。
郑杭生（2006、2009）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以利益为基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当前中国应对社会认同危机的挑战，需要重塑我们时代的“大传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强化“四个认同”，即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要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文化、引导亚文化、限制和取缔反文化（郑杭生，2006、2009）。有学者还深入分析了社会福利、文化多元化、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组织结构、社区建设等因素与社会认同的关系、社会转型期与阶级认同、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等问题（郑杭生主编，2009）。
李友梅（2007）认为，基础层面的社会认同涉及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三个领域，如何把握好三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发挥它们之间的配合机制对社会整合以及社会生活新秩序的积极影响，是社会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培林等对中产阶级等群体的阶级阶层认同进行了研究（李培林、张翼，2008；翁定军，2010）。还有学者对宗教信仰群体（张静，2006；方文，2005）、青年农民工（符平，2006）、流动儿童（时立荣，2005）等特殊群体的社会认同做了实证研究。
其他方面，如社会歧视问题也受到关注。如黄家亮（2005、2008）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社会歧视的发生机制与治理思路。佟新等研究了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佟新、梁萌，2006；张抗私，2009）。
“十一五”期间，家庭社会学研究队伍逐渐稳定，研究水平日渐提高，研究成果也更趋向于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创新性，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家庭社会学理论。
在家庭理论方面，唐灿（2010）梳理了家庭现代化理论近50年间的发展脉络，包括：对一元化和单线演进的家庭变迁理论进行反思，逐步接受家庭变迁存在多种路径和复杂多样模式的可能性，家庭变迁研究的分析范畴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在方法上，不再执著于对传统和现代家庭及其行为进行简单的分类等。
在家庭结构变迁方面，阎云翔（2006）、王跃生（2006、2009）、沈崇麟（2009）、陈午晴（2005）对中国家庭的权力结构、人口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城乡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做了分析；文化（2007）、胡尚哲等（2007）对少数民族的家庭结构变迁，徐斌（2005）、李爱芹（2006）对丁克家庭进行了研究；潘鸿雁（2008）、杨菊华、李路路（2009）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家庭残缺或“非常规家庭”现象进行了研究。
择偶和婚姻问题，如大龄“剩男剩女”现象等，成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焦点。人们的择偶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物质基础、爱情、门当户对等标准都显得非常重要（周建芳，2009）。家庭婚姻问题，如家庭暴力、家务分工、家庭贫困等都受到研究者关注，如研究如何消除家庭中的暴力现象（陈敏，2007），如何构建和谐家庭（张丽丽，2009），如何应对家庭贫困（洪小良，2008）等。此外，吉国秀（2007）探讨了婚姻支付制度和姻亲秩序的形成，高永平（2007）探讨了传统婚姻制度在面对现代社会变迁时所体现出来的适应性。
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家庭养育模式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家庭研究的重要领域。有研究表明，成才期望促使独子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日渐增加，单纯的投入增加和教育的功利性追求使家庭教育发生巨大偏差，一方面是孩子学习负担日渐沉重，另一方面是孩子的教育缺失（熊孝梅，2009）。有学者则用内容分析法，对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形象作了系统解读，发现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风笑天，2010）。
性别视角逐渐成为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从而与妇女社会学研究形成了互有交叉、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态势，如家庭暴力、贫困家庭、夫妻权利地位与家庭结构等研究领域。
这一时期，妇女研究队伍有所壮大，妇女研究开始由分散的多学科交叉的问题研究走向了融合社会性别视角的学科化研究之路，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构和发展。妇女发展与公共政策（事务）、妇女的政治参与，以及妇女的社会生活，包括工作、福利和保障，婚姻家庭情感，妇女健康，妇女教育，性别文化，社会阶层和地位，环境保护，生活方式，休闲，互联网，女性犯罪等领域，在“十一五”期间都受到较多关注。
“十一五”期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为信息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学科理论方面，有学者梳理了信息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区分为信息社会测度流派、信息社会结构流派、信息社会冲突流派等（吴正荆、靖继鹏等，2007），也区分了信息社会学的主要范式，如信息化范式、经济范式、文化范式、关系范式和哲学范式，并指出几种范式之间具有演进关系（吴正荆、靖继鹏等，2008）。有学者认为，信息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探讨有助于推进社会信息活动正常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完善和丰富学科研究内容和体系（吴正荆，2007）。
网络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网络社会学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促成网络时代社会学的重构（黄少华，2006）。网络社会学应关注网络空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网络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交互影响等问题（黄少华、翟本瑞，2006）。有学者研究了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即信息分化问题（谢俊贵，2006）。
“十一五”期间信息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规范化，表现为：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如黄少华，2008；徐福刚、杨志惠，2008；浦颖娟等，2009）；定性研究方法的规范利用；在线调查方法、网络人类学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刘华芹，2005）；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网络社会的互动结构等问题（兰英英、冯学斌，2007；黄少华，2008；王陆，2009）。这些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传统调查方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对方法论的创新有重要启示。
（1）网络行为、网络社会问题研究。网络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交往行为、网络互动、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等领域。网络社会问题研究包括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信息垄断、两极分化、网络色情、网络成瘾、信息化污染、私人领域公共化、安全威胁及时化、网络战争、网络泡沫、网上邪教等方面的研究（段兴利、汪中海，2008）。
（2）网络文化、心理与伦理研究。陈光磊、黄济民（2008）从青少年的网络使用、网络成瘾、网络游戏、人际交往、网络恋情等不同方面分析了青少年网络使用方面的心理状况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苏振芳（2007）从网络文化角度研究了网络文化与青少年成长及社会化的关系。在网络伦理研究方面，主要讨论网络伦理的意义、影响、社会控制，及其与现实伦理的关系。
（3）社会事件网络传播与网络公共领域研究。各种网络社会事件极大地丰富了网络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随着网民群体的扩大，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已经具有了公共空间的特性，在这个空间内的个人行为具有了公共的特征，而私人事件通过网络传播也往往可能发展为公共事件。学者们用传播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来分析网络社会的公共事件传播，丰富了信息社会学的理论范围（赵万里、王菲，2009）。
在“十一五”期间，科学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得该学科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化、研究领域更加丰富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对默顿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两大范式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探究。罗伯特·默顿所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十一五”期间，对默顿本人及其学派的研究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如对科学规范的研究（马来平，2008；徐梦秋，2007、2008；盛华根，2005；谭文华，2006）、对科学奖励系统的研究（鲍健强、苗阳，2009；欧阳锋，2009；杨锋等，2008）、对科学精英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刘崇俊、王超，2008），等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20世纪70年代后作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对立范式出现的。有学者对这一范式各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如约克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林聚任，2007）、巴黎学派的创立者拉图尔（吴莹等，2008；严国萍，2009）、巴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柯林斯（王丽慧，2007；姚丽萍、韩卿，2007）；有学者理性审视SSK向后SSK的转变（阎莉、刘美玲，2009；刘鹏、蔡仲，2007；刘鹏，2008）；有学者对SSK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进行了研究（安维复，2008）；还有学者全面梳理SSK及相关代表人物对默顿范式的批判（王彦雨、张翔，2007）。
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界主要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关系。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主要是关于“西方科学”经验的社会学研究，“十一五”期间的一个可喜进展是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经验”和“问题意识”带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如邱泽奇（2005）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分析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指出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可互构性，也取决于组织结构的可互构性；张茂元等（2009、2010）以中国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研究了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指出技术应用活动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惠及相关的利益团体。还有学者对生物技术、网络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带来的伦理难题（吕澜，2009；郭于华，2005；李宏伟，2008；陈多闻、陈凡，2009），以及科研与性别（徐飞、杨丽，2009）、科研与年龄（尚智丛，2007）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随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战略的推进，环境社会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学者们对环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洪大用（2010）提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增强理论自觉，他还对环境公平、环境治理、居民的环境意识及环境关心的测量、环境社会学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中的作用等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洪大用，2006、2007、2008）。陶传进（2005）从社区的视角对我国环境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陈阿江（2010）提出“生态自觉”的概念，认为生态自觉应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张玉林（2009）分析了生态环境灾难的“分配”不均等现象。潘敏等（2007）对与环境社会学相关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以及环境建构主义、环境公正、社会体制论、社会对策理论等进行了讨论。
学者们分析了中国独特体制下的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张玉林（2007）分析了“政经一体化”体制与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和冲突加剧之间的关系；荀丽丽、包智明（2007）分析了我国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在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中实践的逻辑。
学者们也十分关注环境热点问题。洪大用等（2007、2010）对中国民间环保运动和环保力量的成长以及低碳社会的构建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李强等（2005）对中国水危机和水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我国当前的环境抗争、环境维权、基础环境运动进行了研究（石发勇，2005；冯仕政，2007；黄家亮，2008；童志锋，2009）。
过去五年中，随着社会学者研究的深度介入，法社会学学科逐渐向着规范化、实证化、体系化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一批集思想性与实证性于一体的法社会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大大提升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水平。黄宗智（2008）运用丰富的史料和田野调查材料对20世纪中国的社区调解、法庭调解、民事判决等民事法律的实践进行了探讨，提出必须突破历史与现实的隔绝，将中国法律的三大传统——古代的、现代革命的和西方移植来的——融合起来，从而探寻、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董磊明（2008）以河南宋村的调解实践为例，分析了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混乱”，提出了“迎法下乡”的主张，对朱晓阳（2007）提出的现代法律在乡村所面临的“语言混乱”命题提出了挑战。郭星华等通过对东北某监狱中民转刑案件的考察，提出了犯罪人的自我归因模型、纠纷的“漏斗效应”等命题（郭星华，2010；褚卉娟，2010）。刘思达（2010、2007）对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日常法律工作意涵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日益专业化的法律系统与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沟通困境。还有学者对农村纠纷的各种广泛题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财产纠纷背后的二元整合秩序（张静，2005）、基层法院中法律的实践逻辑（黄家亮，2006）、乡镇司法所（谭同学，2008）、乡村的财产关系与法律秩序（张佩国，2007）、村庄的纠纷与暴力（陈柏峰，2007）等，探讨了转型期中国乡村与法律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
此外，关于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也更加系统化、体系化。郭星华、黄家亮（2007）对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悖论，以及现代化与地方性互动的关系框架、冲突逻辑、化解策略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陆益龙（2009）对西方法社会学的基本范式进行了探讨。汤唯（2007）、张善根（2009）等对中国法社会学的法律脉络做了系统梳理。郭星华（2010）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完全由社会学者完成的教材——《法社会学教程》，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法社会学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