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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社会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社会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也对社会学的解释和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学家及时抓住机遇，认真应对挑战，实现了社会学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理论构建上，还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政策性回应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得社会学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基础更加坚实、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学科地位更加巩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良好态势。
第一，立足现实，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回应意识和回应能力不断提升。
社会学必须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作出理论的概括，对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意识和回应能力比较欠缺：不少学者要么沉醉于西方理论的概念游戏之中，不关注中国的现实；要么沉溺于统计数字和琐碎的个案事实之中，或用西方的概念、框架硬套中国的经验素材；还有一些学者停留于发牢骚式的批判。在过去的5年中，“提升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等倡导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建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给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对社会转型的回应意识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使得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回应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在理论上，研究视野开阔、领域扩展，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获得了俯视性及统揽性的把握；同时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越来越切近对象世界的微观细节，使理论研究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一种系统性和覆盖性的效果（郑杭生，2008:83）。在方法上，CGSS（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国内社会学主要教学与研究机构组织实施）等全国性、连续性调查的开展，使得中国社会学家们能够及时、全面捕捉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并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给出解释和对策。
第二，开发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的开发更加自觉。
经过30年的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逐渐走出了移植西方社会学的窠臼，开始致力于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阶段，实现了学术自觉。寻找自己的“学统”，并致力于在现代性背景下形成中国社会学的“新传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掘和认识中国社会学的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因此，在过去五年中，有学者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重写中国社会思想史（郑杭生、胡翼鹏，2007、2008、2009；郑杭生、江立华，2010）；有学者重新探究西方和中国社会学的起点、早期历史和脉络分流（刘少杰，2007）；有学者提出要重新找回中国社会学“丢失的传统”，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中国化”历程展开再研究（田毅鹏，2005）；有学者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还有学者尝试用中国传统的概念，如“气”（应星，2007）、“义”（吴飞，2009），来诠释当下的问题。也正是在“重解学术经典，再造学术传统”的旗帜下，不少学者致力于整理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陆学艺、王处辉，2007；曾亦，2007）、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谢立中，2007；李培林，2009）工作，一批清末民初以来的经典社会学著作也得以整理出版。
第三，借鉴国外，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更加密切和富有成效。
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过去五年中，中国社会学界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学术对话更加有效，中国学者在对外交流中奉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越来越具有主体意识。继2004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2009年年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等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纷纷在中国举行。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2007）、“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2007）、“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2008）、“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08）等一大批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也在中国举行。“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办，2007）、“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论坛（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从2005年开始，每年1期）等高质量的研修课程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国内社会学界。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系都开设了大量由国际一流学者讲授的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专门由国际一流学者授课的国际小学期。总之，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格局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第四，创造特色，使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稳步推进。
正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提高，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正在逐渐形成。继差序格局论、学科边界扩展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之后，“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界又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实践结构论、感性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其中有些理论进一步得以讨论和完善。而且，社会学界越来越重视运用这些理论视角和概念框架去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越来越强，基本思维方式越来越成熟，社会学的本土化正在稳步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