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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舶来品”。虽然早在先秦时期，“民主”一词就多次出现。如《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西汉以后，“民主”一词更是史不绝书，如东汉初班固的《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三国志·武帝纪》裴松注引《魏氏春秋》：“夏侯惇谓王（曹操）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但是，在这些语句中，“民主”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即民之主，民之主宰者，这与现代汉语“民主”一词的“民为主”之含义大相径庭。
近代以来，“民主”一词，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由偏正结构的“民之主”到主谓结构的“民做主”的渐变过程，而这之中，起关键作用的当属用“民主”对译英语的“democracy”。“民”对应的是demo（民众），“主”对应的是cracy（支配、统治）。通过这样的翻译，“民主”逐渐获得了新的含义，并使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认同和接受这一含义。洋务运动时期，许多游历西方的士大夫开始比较君主国与民主国的优缺点，认识到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君主制的国家体制。如王韬就提道：“泰西之立国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我们看到，尽管这些学人在理论上更多地是从“重民”而非现代的人民主权意义上去理解民主，但他们通过对西方政治实践的接触，已经对“民主”对应的西方政治对象有逐渐明晰的认识。
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所翻译的西学新汉文，逐渐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民主”一词的含义也逐渐接近“democracy”的本义。如梁启超自留学日本后，就开始从政体的维度去理解民主，提出“民主国所最要者，在凡百听民自为，其不能躬亲者，则选官吏以任之”，强调民主“本旨之最要者，则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选官吏，无论立法、行法，其主权皆国民自握之，而不容或丧者”
。进入20世纪，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民主”开始与“共和”一起频繁出现，形成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立宪”相对峙的话语体系，民主革命开始演变为社会主流的政治诉求。
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最初认识和追求并不是内生自发的，而是作为一种对西方列强欺压和侵略而遭遇到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的应激回应。清末帝制的民主制转型的失败，使民主革命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进入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所关注和争执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谁之民主”、“如何民主”，也即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辛亥革命的爆发，固然使民主制在中国成为一种现实的政体选择，但是民主的价值远未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其合法性，为大众真正接受和认同。正如共产党人的先驱林伯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指出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清帝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
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民主却远未实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于，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原本应当成为民主主体的大众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相反，他们只是主体意识失落的奴性人格载体。因此，对许多倡导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来说，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启蒙去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以实现“立人”。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民主、要科学的呐喊，由此开启了启蒙大众的历程。启蒙者从抽象的人权出发，提出了“惟民主义”的主张，强调民主政治的实现，“纯然以多数选举权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通过“立人”来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并未能按预定的方案来进行。须知，没有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人是根本无法立起来的。要立人，必须先立国。与此同时，巴黎和会上，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列强剥夺了中国本应有的主权，这就使得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民主制度，并逐渐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痛苦的抉择中，先进的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一条无论是在价值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上，都要优越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民主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