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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礼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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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译文】
颜渊请教仁的含义。孔子说：“约束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都符合礼的需求，这就达到了仁的境界。哪一天大家都做到这样了，天下就回归到了仁爱的境界。能否成为仁人靠的是自觉，还能靠别人吗？”颜渊问：“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事物不要去看，不合乎礼的事情不要去听，不合乎礼的言论不要去说，不合乎礼的行为不要去做。”颜渊道：“我虽然愚钝，也要践行您这些教诲。”
【解读】
“仁”是儒家文化中最根本的概念，它指人的内在心理自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孔子指出通往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这个词其实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孔子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思想，重申了这个问题。《左传·召公十二年》中就有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短短四个字，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揭示了“仁”和“礼”的关系问题：“仁”是里，“礼”是表，“仁”是体，“礼”是用，“仁”为核心，“礼”为手段，“礼”是实现“仁”的具体形式，表里如一的“礼”聚焦点落实于“仁”。“克己”的目的是抑制自己的私欲，通过恪守外在的“礼”以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提出“为仁”的具体途径包括不合乎礼的事情不要去看，不要去做，不合乎礼的话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从我做起，从小事入手，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制度实践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以达到“仁”的境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完成道德自觉。
就孔子“仁”、“礼”关系的问题，李泽厚这样说过：“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界生活之中。”李泽厚同时还指出：“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了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性规定，提升为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
可见孔子的思想中“仁”是“礼”的旨归，“礼”是“仁”得以实现和表现的方式，“礼”的贯彻实施构成“仁”的内涵。“克己复礼为仁”，使自己的一切活动都符合礼的规范，也就做到了“仁”。“仁”表现为内在自觉，“礼”表现为外在规范，是实现“仁”的手段与“仁”的外显形式，孔子把它们统一起来了，从深层次上讲，二者同时指向君子人格，以期达到内圣外王的统一。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得道高僧基本慈眉善目，心地善良的人眉清目秀显年轻。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四十岁以前父母为你的容貌负责，四十岁以后你自己为自己的容貌负责。
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对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实行以德治国、建立和谐社会仍然有着指导价值。当今中国，在“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气象，然而也存在诸多问题。有些人追溯悠久中国文明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泱泱中华的精粹，而是一些僵化的框架和腐朽的气息。这种状况很是普遍，比如，电视剧中清宫戏里的尔虞我诈、磕头跪拜、愚昧盲从、没有自我，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获奖的往往是妻妾成群、寡妇同性恋等猎奇题材。最令人担心的还有一些教育机构，打着传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号，教人子弟的无非是一些三叩九拜、低眉顺眼的所谓的“礼仪”，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的精粹。
【原文】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译文】
孟子说：“生命是我要珍惜的，义也是我要拥有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我可以牺牲生命选择取义。”
【解读】
《论语·卫灵公》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纵观中国历史，志士仁人、忠臣孝子，绝不为了留住生命而违背自己的思想、放弃自己的信仰，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恪守仁义的原则。《宋史·文天祥传》这样记载文天祥从容赴死：“天祥临刑殊从容……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清朝入关后，面临留发不留人的威胁，吕留良坚持反清复明运动，而与之同时代的洪承畴之流贪生怕死于是免不了遗臭万年的结局。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等文艺工作者冒死蓄胡以明志，坚决不为侵略者表演，与汪精卫等汉奸形成鲜明对比。全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宗教人士，碰到与信仰抵触的事，同样是宁可舍掉性命也要坚持真理，所谓以身殉道。中世纪科学家布鲁诺反对当时流行的地心说，为坚持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意大利罗马广场的火刑柱上。正是有了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历史才能前行，社会才能进步。
不能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这样的理念与个人的修养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息息相关。但凡有志气和有道德的人，没有哪个愿意为了求生而失德，反而都愿意以生命来争取真理。现代社会，为了求生而失德的事情少了，但是为了求富贵、求升职而失德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影视圈“潜规则”，办公室“厚黑学”，似乎为了生活可以不择手段。事实上，被大款包养、被上司“潜”关照的人，表面上衣食无忧，轻松愉快，但是会被周围所有正派人鄙视，还要冒上法庭、进监狱等诸多风险，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原文】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译文】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两人谁更贤达？”孔子说：“子张过于进取了，子夏太谦让了。”子贡又问：“那么子张更好一些？”孔子说：“过于进取和太谦让一样（都不能算贤达）。”
【解读】
孔子的弟子子张积极进取但往往把事做过了头，而另一个弟子子夏做事却畏首畏尾，到不了火候，孔子认为这两种类型的表现形式都不是恰到好处，都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因此都算不上有道德、有能力的人。
孔子所强调的中庸原则第一条就是，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儒家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冒进或保守都不好，因此必须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之点以做到恰如其分，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在于它符合实际，恰到好处，向前多走一步或退后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这种处理矛盾的方法包含着儒家对事物矛盾的特殊认识，显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夫妻同心是对的，但是不同的个体必须保留自我空间，就是表达爱情的经典《我侬词》
也是说，把玩偶打碎了重新糅合后，重塑一个你，重塑一个我，而不是塑成两个一模一样的玩意儿。所以夫妻相处之道就是保持距离，有分有合，如同两只刺猬，分太开冷，靠太近又扎得慌。
其次，孔子论及其中庸思想时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所谓“异端”是指“两端”，即矛盾对立的双方。孔子反对方法论上的“攻乎异端”就是反对做事走极端。孔子认为如果只抓住矛盾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就会酿成祸害，最好的方法是把矛盾对立的双方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这样就能够以此之长济彼之短，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在两端的互补互济中求得正确合理的“中”，最后达到和谐的效果。所以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把“叩其两端”以求其“中”作为认识和处理矛盾的方法，包含了孔子中庸思想中防止片面性的合理成分。
儒家认为“中”的原则是处理矛盾的普遍标准，但由于“中”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还要有具体标准，因此必须强调权变。儒家提出的标准，如仁、义、礼、知、信、善、贤、直等，各有其不同的应用范围，而且在使用这些具体标准时必须灵活多变，不同的使用前提就是所谓的“权”。《礼记·中庸》进一步提出了“时中”的观念：“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认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主张“与时屈伸”（《荀子·不苟》）。总之，儒家“中庸”观念中的“时中”精神，既强调“中”因“时”变，又强调因“时”用“中”，“中”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以矛盾的复杂性、运动性为基础的，具有朴素的历史辩证法观点。
最后，“中庸”观要求“中”与“和”的和谐统一。其中的“和”是目标与归宿，它强调各种不同或对立的因素通过“济其不足，以泄其过”的转化生成过程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最佳状态，使“中庸”成为一种普遍的和谐观；“中”则是“中庸”的标准和手段，强调其正确合理性使整个和谐过程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致成为“知和而和”的无原则和谐。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最普遍的理解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是“和稀泥”。其实这些认识是不妥当的，评价也有欠公允。从哲学角度来看，“中庸”是一种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普遍和谐观，具有辩证因素和价值论意义，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伦理道德内涵。与“中庸”相关的“过犹不及”、“通权达变”、“能屈能伸”、“否极泰来”、“居安思危”、“多难兴邦”等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时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文】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译文】
孔子说：“做人没有信誉，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比如大车子没有装横木的，小车子没有装横木的，它怎么能行驶呢！”
【解读】
古代大车一般是牛车，用来运货物的；小车指马车，用来乘坐或作战的。、是驾车的横木，是车的关键部件。信是儒家传统准则之一，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于人像之于车一样，是修身养性的重点、为人处世的要点。《白虎通义·性情》如此解释“信”：“诚也，专一不移也”，信己、信人、信用。信己，指要在对现实与历史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通过实践，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的定位，正确培养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善于学习应用，相信自己，从容自信。信人，一是指要相信每个人都有向善的心，相信别人，即使别人做错了，也给他改正的机会，以真诚的心意对待他，放宽心胸，给别人机会和希望。《左传·宣公二年》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二是指信任他人。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用人得当，以弱胜了强大的袁绍。信用，指说话要有根据，道听途说不能取信于人，再者就是承诺要兑现，正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所载：“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事情既然决定做了，就一定要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信是一种德，信也是处事双方的义务。君如果要励精图治就要对臣子和民众讲信用，做到君无戏言；臣子和百姓则更要对君绝对忠诚，不说妄言，不饰过。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明主贤君必于其信”，由此似乎也可以说，讲求信用是君、臣双方都应具备的美德。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译文】
孔子说：“学习并且时常练习、实践，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但我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解读】
我们先来说说“乐”的读音：《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的“2008年十大语文差错”中明确指出“乐”的读音实际上是lè，而非许多人所说的yuè。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注释是：乐，音洛。在《论语·雍也》中还有一句孔子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朱熹的注释也是：好，去声；乐，音洛。按今天的读音，“洛”字音luò。但在古代，作为快乐的“乐”和“洛”都属于入声“十一药”韵部，加上声母都是l，当然完全是同音字了。所以“不亦乐乎”中的“乐”应该和“快乐”中的“乐”字一样，都读成lè。“乐”是多音字，除了读yuè（音乐）、lè（快乐）外，在《论语·雍也》篇中还有一处也有很多人读错：“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注释是：知，去声。乐，上二字并五教反，喜好也。“五教反”是指我国传统的拼音方法———“反切法”：取上一字的声母（“五”字的声母是“疑”，相当于今天的y），与下一字的韵母（即“教”的韵母iɑo）拼读成yɑo。可见，“乐”在古书中的读音主要有三种（1）作名词用的意思是音乐、乐器、乐工等，音yuè。（2）作形容词用的意思是喜悦、快乐，音lè。（3）作动词用的意思是喜爱、喜欢，音yào。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其一，在《论语·学而》的末章里孔子语重心长地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是不要抱怨别人不了解我，要担心你自己不了解别人。别人不了解我，我还是我，于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了解别人，则不知道别人的是非邪正，不能亲近好人，远离坏人，在职场不能站对队、跟对人，不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提拔德艺双馨的下属，这倒是值得忧虑的。所以“知人”远比“己知”重要。当然，如果通过小事、私事的交流能够获得“己知”就更完美了。肯尼迪竞选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我和杰姬最近除了讨论总统选举，更关心我们该要个孩子了。”———立即让他的支持率上涨一倍，因为别人觉得你和他虽喜怒哀乐不尽相同，但生活同样充满酸甜苦辣，彼此距离自然就拉近了。
其二，要“己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哀叹怀才不遇是没用的。《论语·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忧虑，却应当担心自己本身的能力）。《论语·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忧虑自己本身的能力不足，而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论语·里仁》：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而要担心有没有能担任官位的才能；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努力地设法使自己值得他人了解）。都强调不要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忧虑，而是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别人不了解自己，正好可以让自己警惕从而更加致力于充实修养，机会永远只会垂青于有准备的人。纵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是伯乐一定有。何况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只要你有本事，现任领导不用你是他的损失，取而代之的下任领导必然重用你。
【原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译文】
孔子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解读】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注解说：“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朝刘宝楠《论语正义》解读云：“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中的“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即礼与仁的关系，此句不仅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同时也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最好。孔子进一步解释说：“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意思是说虞夏时期的质朴和殷周两代的文化发展都达到了极致，虞夏时期的文化发展并没有消灭其质朴的本真，而殷周的质朴，也掩盖不了其文化发展的光芒。文化发展和传统保留如此和谐，怎么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呢？
这段话其实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和发挥。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人没有文化，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落后，现代人就很形象地把那些外表光鲜却没有真知识真本事的叫作“绣花枕头烂稻草”。“文胜质则史”就是指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显得虚浮而没有根基，中国的六大古都因为开发、因为改造变得雷同，名胜可以再造，古迹却不可能恢复了。所以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相协调，要“文质彬彬”。另一方面，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一个人没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有些人日常生活中文质彬彬，可是一上微博一吵架就什么国骂都出来了。“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缛节而不切实际，最有名的莫过于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他落魄到没钱喝酒还要跟掌柜摆谱说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忘了做人的根本。办公室里不乏这样的人：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学，溜须拍马动口不动手，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所以“文质彬彬”，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有文化修养，外在形象谦恭有礼，又要不迷失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原文】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唐·李百药《北齐书·元景安传》
【译文】
人格高尚者宁愿做高贵的玉被砸碎，也不愿做低贱的瓦求得保全。比喻宁愿为正义事业而死，决不苟且偷生。
【解读】
公元550年，北朝东魏的孝静帝被迫将帝位让给专横不可一世的丞相高洋。从此，北齐代替了东魏。高洋心狠手辣，次年又毒死了孝静帝及其三个儿子，来个斩草除根。高洋当皇帝第10年6月的一天，出现了日食。他担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于是，把一个亲信召来问道：“西汉末年王莽夺了刘家的天下，为什么后来光武帝刘秀又能把天下夺回来？”那亲信说不清这是什么道理，随便回答说：“陛下，这要怪王莽自己了。因为他没有把刘氏宗室人员斩尽杀绝。”残忍的高洋竟相信了那亲信的话，马上又开了杀戒：把东魏宗室近亲44家共700多人全部处死，连婴儿也无一幸免。消息传开后，东魏宗室的远房宗族也非常恐慌，赶紧聚集起来商量对策。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县令说，眼下要保命的唯一办法，是请求高洋准许改姓高氏。元景安的堂兄景皓，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气愤地说：“怎么能用抛弃本宗、改为他姓的办法来保命呢？大丈夫宁可做玉器被打碎，不愿做陶器得保全。我宁愿死而保持气节，不愿为了活命而忍受屈辱！”元景安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卑鄙地把景皓的话报告了高洋。高洋立即逮捕了景皓，并将他处死。元景安因告密有功，高洋赐他姓高，并且升了官。但是，残酷的屠杀不能挽救北齐摇摇欲坠的政权。3个月后，高洋因病死去。18年后北齐王朝也寿终正寝了。
历史上关乎民族大义个人气节的“宁为玉碎”的事例不胜枚举，岳飞《满江红》的慷慨陈词，邓世昌全力以赴的惊世一撞，谭嗣同大义凛然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抗日英雄杨靖宇震撼人心的一肚子烂棉絮———正是他们，挺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脊梁。
【原文】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礼记·礼器》
【译文】
礼所考虑的原则以适时为大，顺、体、宜、称依次为序。
【解读】
什么是“时”？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注解，即指受天命之时。“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这是说，顺守之尧舜禹，和逆取之汤武，他们受命改制，虽然方式不同，但同样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当然，“时”并非仅指客观的时代特点，而且包括根据时代特点而作出行为选择的主体决断，是实践性的。何为“顺”？“伦之言顺也”，即符合伦常之理叫“顺”，伦常是人伦生活中相对稳定的规范。何为“体”？“体，天地人之别体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社稷山川为地之别体，神乃天之别体，鬼为人之别体，三者之祭，其地位次于天地宗庙，所以又次于顺。何为“宜”？“义之言宜，人道之宜也”，“义”就是适时、合宜。“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丧礼和祭礼使用什么物品，接待宾客以什么礼数，都要合情合理，适当得宜。何为“称”？祭祀用物和祭祀规模应当相符，礼仪用物要和爵位身份相称，就是所谓的“称”。于此可见，所谓“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是将顺天应人的改制活动看成是首要的，一般条件下的五伦居次要地位，社稷、山川、鬼神等不同于人事之祭处于又其次的地位，而人们在丧祭中使用什么物品和接待不同宾客以什么方式等合宜、适宜的原则是再其次的。最后，才是祭祀的差异和身份差等的相称。这说明，通常的差等虽渗透在礼仪的方方面面，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则是相对次要的。将“时”视为礼的最高原则，甚至居于通常情况下的五伦之上，无疑反映了礼突出实践性的特点。其实践性不仅是说礼乃常人所必须践履的行为规范，而且是随着时代特征的不同服从实践需要而改变的。
中国传统礼仪是一个涵盖了制度层面和个人修养层面的复杂体系。但近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传统生活礼仪有的被继承下来，有的出现了变化，有的已被完全抛弃，我们处在“旧礼已破，新礼未成”的年代。《礼记·礼运》云：“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当务之急是如何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礼仪建设，重构“现代中国礼仪”。借鉴古礼的合理内核，在形式上加以创新，就可以使传统的礼仪文化得到合理的传承。天安门升旗礼，以礼、乐结合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礼仪，受到广泛的欢迎，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