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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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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
【译文】
孔子评价子产说：“他具有四方面的君子修养：自己的行为恭敬庄重，事奉君上恭敬谨严，教养民众有恩惠，管理老百姓合义理。”
【解读】
贤君良臣也不全是封建的糟粕，其中的公平、公正、公开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社会准则，其中的自省、自律、利他是任何种族都推崇的君子人格。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贤相，执政二十多年，内政上治理有方，外交上成功周旋于大国纷争的乱世，为并不强大的郑国赢得了尊重和利益。对此，孔子十分推崇，把他当作为政者的楷模。
这段话中，孔子用“恭”“敬”“惠”“义”四个字来称赞子产。按朱熹的说法，“恭”主容，“敬”主事，两者主要用于律己。为人谦恭，做事严谨，不居功自傲，不盛气凌人，是谦谦君子，也是耿耿忠臣。“惠”“义”主要用于利他，子产执政期间，宽厚仁爱，厚待子民，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并能在晋、楚等大国之间从容行事，不卑不亢。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的看法是：“这既是‘教’（宗教性私德）又是‘政’（社会性公德），‘修身’与‘治国’浑融一体。”即国家管理得好坏，源于领导者道德修养的程度。孔子对子产的看法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
子产的治国功绩，太史公在《史记·循吏列传》里写得很清楚：“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其个人人格魅力，历史上论述已多，仅举《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记子产不毁乡校一例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故而他得到百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的高度评价，也就不奇怪了。
“行己恭”，唯其如此，才能谦逊谨慎，不敢有懈怠；“事上敬”，唯其如此，才能心存敬畏，居庙堂之高而忧江湖之远；“养民惠”，唯其如此，才能虚怀若谷；“使民义”，唯其如此，才能广施德政。《尚书·尧典》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上古明君尧，难道不是子产的异代知己吗？
子产这样贤臣，历史上不乏其人。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自白帝托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后人的尊重。再如《北齐书》中所记袁聿修“天统中……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乡也，时人荣之。为政清靖，不言而治，长吏以下，爰逮鳏寡孤幼，皆得其欢心”；《宋史》所载贾黄中“廉直平恕，远人便之”，都是后世从政者之楷模。有了这样的良臣，实为国家之幸，百姓之幸。不过，如果治理国家只依赖出现明君贤臣，那就跟守株待兔中彩票一样可遇不可求，现代社会应该更多依赖法律法规掌舵国家机器，也就是要依法行政，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当然，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行使离不开人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弘扬君子精神。
【原文】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译文】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准则，可以说是最高境界了！很长时期以来，民众很少具备这种德行了！”
【解读】
中庸是追求为人处世的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而不是提倡大家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更不是弘扬对世界是非不分的冷漠态度。
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是由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和原则，何晏的《集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中”指恰到好处，“庸”指平平常常，意思是指“仁”的感情行为应该适度和合，太激烈、太过分都不好。做到了“中庸”，也就是仁爱到了极致，进入了“道”的境界。所以吕思勉说：“其立身之道，则最高者为中庸。”
其中基本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正常轨迹，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也就是要持之以恒。第二层：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第三层：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好其职。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内外之道的理想人物，创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合”境界。
从人生境界说，中庸指的是顺乎自然，平平常常，以中和为价值观。孔子有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的是达到中庸以后的人生境界，意思是五十岁时知道人的命运是天定的，六十岁时听得进各种意见，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要逾越规矩。到五十岁了，人生可能很成功，可能很失败，但都要知道，这只是天命而已，并不是主观努力够不够导致的，因此应该以淡然的心态来看待它。具备了这种心态，就体会到了中庸之道。孔子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也是基于中庸之道的自觉。他还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路》）意指不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不是太积极，就是太消极。因此，中庸正是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礼记·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之中的“与天地参”，就是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
中庸的另一个意义是“用中”，是从方法论层面上解说的。它要求处理问题恪守中道，不偏不倚，不趋极端，无过也无不及。《先进》篇记：子贡问子张与子夏谁为贤才？孔子回答说子张有些“过”，子夏有些“不及”，“过犹不及”。孔子的回答即是中庸方法论的实践。朱熹注释说：“故圣人之教人，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论语集注》）这种方法在处理矛盾时充分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以中正、中和为原则，首先要求认识到各个方面的差异性、矛盾性，其次是顾及不同方面的合理性需要，最终选择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论。千万不要遇事冲动，见了风就是雨，动不动喊打喊杀的。
现在很多人把中庸之道说成是骑墙之道，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庸是有原则的，“中”就是标准和原则，本意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和谐。而和事佬只会和稀泥，毫无个人观点，如辛弃疾在《千年调》中描绘的：“然然可可，万事称好。”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唯主子之意旨行事，奉行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学，其目的是为了不得罪人，妄想在方方面面都得到好处。有些人见到比较激烈的言辞和行动，就会给对方扣上一顶“愤青”的帽子，认为缺乏修养，有违中庸之道。其实，中庸者也有道德激情，也有批判精神。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中庸追求的是一种适度、恰当地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等各种关系的融通意识和能力，但是当社会上的某一人、某一方违背公德时，就要站出来坚持原则。唯有对原则的坚持，才有全社会的中庸和谐。
【原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译文】
孔子说：“早晨听到了真理，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啊！”
【解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又无畏。任何时候懂得道理都不迟，只是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行动。
《论语》阐述为君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治国之道、为学之道、修行之道，“道”有“真理”、“理念”、“信仰”等意思。《周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凡是超越自然生命和物质生活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属于“道”的范畴，都可以称为“道”。孔子追求“道”，是出于对“道”的信仰，因此认为朝闻“道”，生命的活动就有了意义，生命的价值就可以存留于宇宙之中了，接下去是死亡还是存在都无关紧要。孔子思考现实政治时有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具体的实践行为也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指向。因此朱熹解释“朝闻夕死”时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论语集注·里仁第四》）
这种关于“道”的信仰其实是原始宗教中对“天”的信仰的发展。在殷周社会以前，人们绝对地崇拜“天”，认为“天”决定了人的命运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后来随着生活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活动依赖于自身的努力；对“天”的信仰虽然作为传统留存了下来，但渗入了经验性的认识。这种包含了经验成分的信仰对象就称为“天道”，也简称为“道”。于是，“道”成为绝对性的存在，一种传统的、值得传承的价值原则。
当然，孔子的“道”不同于庄子的“道”。庄子的“道”提倡顺其自然，是将卑微的个人生命融入宏大的宇宙和社会，是消解放逐自我的主体性从而获得自由的过程。而孔子的“道”更多表现为社会的价值理想，强调生命主体的追求。孔子的“闻道”也与西方的“认识真理”不尽相同。“闻”不只是听觉，也不仅仅是价值观的被动接受，它包含个体生命的自觉参与，充分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从内心出发的行为，都是“道”的践行。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俗世中，有道者皈依内心保持对“道”的虔诚信仰和敬畏，以践行道作为人生的座右铭，纵然千辛万苦头破血流也不改初衷，这是值得今人认真学习的。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译文】
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没有毅力，因为担负的使命重大，而且践行的道路遥远。以践行仁德作为自己的任务，不也重大吗？到死以后才停止追求，不也遥远吗？”
【解读】
有人说：在每年的学雷锋日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要求高了点，听上去也惨了点，但是理想信仰的实现确实需要有坚韧的毅力、不服输的勇气和屡败屡战的精神。
有志于道的人，不能没有弘大而强毅的德行，任重而道远，因为践行的是仁，这个任务很重，要用一辈子的时间追求所以道远。曾子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表达了壮阔的襟怀和不朽的思想。细碎平凡的礼仪制度，足可以养成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即是孔子对于“士”提出的终生要求。伟大人格的养成并不是凭一时的意气，而是从平凡处做起的长期锤炼的结果，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汪精卫当年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四绝》），纵然豪情一时，终不如文天祥被囚三年不投降、勾践十年卧薪尝胆不易志、苏武牧羊多年不变节的弘毅。20世纪30年代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事实也证明，一时的勇敢可能只是源于心血来潮、少年气盛或者仅仅为了扬名立万，一旦面对功利就难以抵抗诱惑，只有长期的坚持才是出自信仰的力量。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古代史最后一人，近代史第一人”，他一生的成就就是始于平凡中的执着坚毅。在带领湘军成就霸业的过程中，他多次惨败，几欲投水自尽，但最终百折不挠，终于成就伟业。这些成就与他的日常修养息息相关，他总结了修身十二款：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人格修炼第一是诚，第二是敬，第三是静，第四是谨，第五是恒。他每天记日记，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这样的坚持一直贯穿他的后半生。许多人认为人格修炼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足以证明，修身者才有抱负，才能弘毅，才可能事业成功。
毫无疑义，信仰———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理性的———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贪图安逸和快乐的人只有一种“猪栏的理想”，只是追求物欲快感的无疑是行尸走肉。而真正有价值的人，都必然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这种价值存在感就是信仰的基础。有了这种信仰，不但社会有道德普及的可能，而且个人也有了精神的维度，才可以在世俗社会中始终保持着清醒，那些物质的东西才不会过度地侵蚀心灵。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担任领导工作的所谓精英更加要有信仰，有坚定的信念，对社会有历史责任感。冯友兰曾说：“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
时代的责任、历史的使命让他一生践行着对仁的信仰追求。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卫灵公》
【译文】
孔子说：“信仰不同，不可能相互商量合作。”
【解读】
信仰、观念不同，谋也勉强可以谋的，只不过话不投机半句多，估计会谈崩的。不过世界上道不同的人太多，如果都避而不谈，岂不是太过消极？求同存异也是相谋的一种结果。
这句话里的“道”，意思是人生理念和生活目标。李泽厚直接解释为“路”：走路，走人生的道路。因此“道不同”可以是根本原则的不同，如政治立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也可以是人生态度不同或者学术观点的不同。这里面，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最强，因为信奉某一宗教的信徒，很难认同其他的信仰。
在生活观念和专业学术领域，“道不同，不相为谋”比较容易理解。司马迁曾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人的志趣不同，行为有别，相互之间自然有了隔阂。《陋室铭》追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陶渊明则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李白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秦观理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唐玄宗只想“一骑红尘妃子笑”，杜甫却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代土豪们却早已藏身会馆喝茶养身了。
“道不同”有时候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差异，《世说新语·德行》记载道：管宁与华歆一同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块金子，管宁视而不见，华歆捡起来又丢出去。两个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放下书本出去看。管宁就因为“道不同”与华歆割席分坐，不再为友。对于普通人而言，“道不同”如果仅仅是生活理念和行为的差异，就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了。父母节俭持家不顾营养卫生要吃剩饭剩菜，孩子追求品质生活，所以坚决不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60后的上司觉得赚钱养家做房奴、孩奴是职业目标，而90后下属却觉得自由快乐没有加班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千万不要一言不合一拍两散。
【原文】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论语·宪问》
【译文】
孔子说：“君子所践行的有三个方面，我都不能做到。仁爱的人不忧伤，智慧的人不疑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是老人家的自述啊。”
【解读】
仁爱的人也会忧伤，只是他深谙生命无常的自然规律，于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予人玫瑰手有留香；聪明的人也会迷惘，只是他洞悉空想无益的社会现实，于是他该出手时就出手，万事只求无愧于心；勇敢的人也怕死，只是他明白无论泰山、鸿毛人终究难逃一死，于是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还能流芳百世。
对于这段语录，皇侃《义疏》解释得清楚：“云‘仁者不忧’者一，乐天知命，内省不疚，是无忧。云‘知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为用，是无疑惑。云‘勇者不惧’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难卫侮，是无惧敌也。”
仁者何以不忧？因为仁者不但有关爱人的心，而且刚毅坚定，不会因为现实的困苦而忧伤。仁者拥有这世间最平和的心境，如水般温和，却如磐石般坚强。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以至宋明儒者追求“寻孔、颜乐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时物资奇缺，生活困苦，但是诸多师生依然乐观。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出售维持生计，取名“定胜糕”，可谓这种坚韧乐观精神的写照。
知者何以不惑？因为智者不但懂得世俗事务，明白利害关节，而且知天达命。智者知道，事业的成败与否，与努力有关，也与命运有关。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知天命”，不要因为成功而趾高气扬，也不要因为失败而灰心丧气，因为最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知道了这一点，自然不会迷惑不解，痛苦不堪。诸葛亮《后出师表》说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正是“知者不惑”的表现。
勇者何以不惧？因为勇者不但有力量，而且不怕牺牲，知道为大众和信仰而牺牲是生命的最好归宿。比如子路，为支持卫出公与石乞交战，冠缨断了，从容系好，呵斥敌手：“君子死，而冠不免。”虽死而毫无惧色。抗战时期的张自忠将军，他亲自率领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给副总司令留下遗嘱：“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寡不敌众之时又留下遗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举枪自尽，其言行充分践行了英勇无畏的气节。
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内心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表面上看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荣誉的坚守，本质上是对某种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在《论语》中，这种价值理想就是“道”，许多时候也用“仁”、“义”、“忠”、“恕”等具体标准来表达。子贡认为不忧、不惑、不惧就是孔子的自述，稽考孔子的一生，确实如此。无论求学求仕、议政参政，还是周游列国，孔子都践行了这三者。
【原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张载《近思录》
【译文】
读书人通晓万物造化之理，使天道彰显；使百姓丰衣足食又明理守节；将儒家的智慧义理发扬光大；最终实现万世太平的理想。
【解读】
世界哲学界有三个终极问题，分别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类之所以是高等动物，就是人类除了活着，还要思考，要寻找灵魂的家园，要寻找精神的归宿。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既表达儒者的襟怀，也彰显儒者的宏愿，因而也可说为人做事的最高目标。
“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但天地生生不息，生化万物，所以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因为天地生化万物，只是生生之德的自然流行，并非有意生出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是看似无心实而有心（以生物为心），这是人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会解读，正是通过人的理解，天地生化万物的心便显立了。“为生民立命”：命有理命与气命两个层面，这两层的命都不可伤害，不可弃废，必须有所安、有所立。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拯救广大生民。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通过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日渐完善，生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也慢慢丰富起来。“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而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继承发展先秦儒家的生命之光或哲学之慧。唐末五代直到北宋之初，普天之下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师表，直到宋理学的出现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心性义理之学，内圣外王之教，重新彰显。“为万世开太平”：儒家的终极目标是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开出千年万世太平盛世。不过，儒家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也能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体制上则未能开出政道。如今民主政治的体制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