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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进影子银行

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2011 年 6 月 20 日这一天，骄日炎炎。我走出瑞士银行的办公大楼。我回头仰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感到一种自豪和满足。

我又一次把瑞士银行炒掉了！

这是我第二次放弃这家顶级投行的抢手职位。五年前，即 2006 年 3 月，我辞去了瑞士银行（ UBS ）中国研究部主管一职，去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深圳控股有限公司（ 0604.HK ），担任首席运营官。该公司 1997 年就在香港上市，有 1 000 多名员工，在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

深圳控股的董事长和 CEO 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主权。在我任职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管理团队使这个有点僵化的国企面貌一新。这得益于港股大牛市和我们的积极改革， 2006 — 2008 年公司股票涨了 6 倍。我们果断卖掉了很多非核心业务，包括有线电视、发电厂、收费公路、工厂，只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借着股价上涨的良机，我们募集了 3.5 亿美元的新股和数十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

彭博和各大媒体纷纷撰文报道深圳控股的惊人转变，以及我所作的小小贡献。《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杂志甚至为此做了封面报道（ 2007 年 7 月）。杂志封面是我的照片，文章用了一个搞笑的标题──“张家王朝”（ The Zhang Dynasty ）。

然而，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部分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有的地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2008 年 9 月底，雷曼兄弟正在破产的时候，我重新被召回 UBS ，担任投资银行部中国区副总经理，帮助客户通过 IPO 和债券融资。 UBS 和高盛是仅有的两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有全牌照运作的外资银行。这时的 A 股市场，看起来像全球资本市场恐慌中的一块绿洲。我的工作横跨 A 股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此外，我还兼任亚洲房地产部主管。后者看起来似乎更有趣。

抢生意！

然而，外国投行努力摆脱次贷危机的过程步履维艰，监管部门和股东们也都变得更加吹毛求疵。 2008 年年底到 2009 年年初，至少是亚洲的投行业，交易量触底反弹。现在回想起来， 2009 — 2011 年这三年，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复苏，或者是虚假的曙光。

投行部的工作与做投行分析师很不一样。老实讲，我不喜欢拉生意，尤其不愿意跟我不太喜欢的人打交道。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而且我为退休后的生活也做了相当的积蓄。于是，我开始心痒，想再次冒点儿险，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从 2010 年就开始关注国内迅猛发展的被视为“影子银行”之一的小额信贷业，陆续拜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并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什么叫“影子银行”？标准普尔的定义被广为接受：普通银行存贷业务以外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是“影子银行”，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小额贷款、民间借贷和典当等。

我还让 UBS 保荐一家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典当行。典当行实际上类似于小额信贷公司，只是前者由公安部和商务部监管，而后者由当地政府金融办监管。

现在，我再次离开 UBS ，不是另谋高就，而是去担任一家小额信贷公司的董事长。它就是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仅有 50 多名员工，主要为一些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和急需贷款的消费者服务。一般情况下银行都不给它们提供贷款。近年来，小额信贷行业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大众对官僚体制下的传统银行感到失望，还因为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一位孟加拉的银行家，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 20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怎样，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件很酷的事情。在长期忍受投行工作的折磨并被当作美国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之后，我们投行的人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意淫。

讽刺的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我可能跳进了下一轮次贷危机的发源地。

成功的侦探

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甚至连路透社和彭博都做了报道。我开始不断接到朋友和记者的电话。

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几乎全香港的报纸都报道了我去“放高利贷”的新闻。我猜想其他的投行工作人员跳槽可能不会引起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媒体之所以对我这般“宠爱”，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 18 年来积攒了相当的“人气”：一部分源于我在深圳控股大兴改革，另一部分源于 2001 — 2002 年我做证券分析师的时候，揭发了三起公司诈骗案。其中一家公司是格林柯尔（当年香港上市编号： 8056.HK ），在我写了针对它的负面报告之后，它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我和 UBS 诽谤。我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分析师。这场官司和解以后不到两年，格林柯尔破产，其董事长顾雏军被捕，以逃税等罪名入狱并被判刑 18 年。

另一家威胁要起诉我和 UBS 诽谤的公司是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当年香港上市编号： 0932.HK ）。 2001 年，我发现它的账目明显夸大，于是在基金经理中广而告之，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一天内下挫 18% 。巧得很，欧亚的董事杨斌 2002 年被委任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也同样被判入狱 18 年，欧亚于 2002 年破产。遗憾的是，正义姗姗来迟。在此之前，杨斌和他的亲信曾公开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从这两件事中，我学会了如何在揭露公司欺诈行为的同时自保。 2004 年，我发现一家上市的食品公司出现很多异常行为。后来我带不少基金经理去调研这家公司，并表达了我的担心和疑虑，但我没有写公开报告。几年之后，这家食品公司也倒闭了。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在我意料之中啊！

1998 年 12 月，我突然被汇丰证券解雇。在此之前，我担任汇丰证券的中国研究部主管。这源于《南华早报》刊登了我反对中国财政部发行扬基债券的评论。我说，中国财政部准备在 1999 年年初发行的扬基债券是一个“双输”行动，而汇丰证券和高盛恰恰是该债券的保荐人。

在我看来，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我进入小额信贷行业，告诉了我两点：

首先，媒体（和公众）把小贷行业的工作看作失败者的选择，可能只比按摩院或夜总会稍微好一点点。

其次，它们将投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管，看成是养尊处优的阔佬，而小额信贷业的工作人员不过是让人瞧不起的穷亲戚。

有趣的是，我很快就发现媒体和公众有可能是对的。或许这再次表明智慧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1949 年后，各行各业迅速国有化，更不用说金融领域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破产。 80 年代初，政府不得不放松一些不太关键的行业，如制造业、零售业和纺织业等，但政府一直牢牢控制着金融领域，从不放松。

在意识形态上，政府和大众一想到小额信贷和高利率，脑袋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不道德、危险等贬义词，而且认为这将对主流银行体系造成破坏。政府多年的宣传即使在今天还在影响着大众。经过多年的辩论和小范围的试点，终于在 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承认小贷公司的合法地位。

这正是久旱逢甘霖啊，一家家小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从 2008 年起， 6 000 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得以成立。万穗是广东省首批小额贷款试点单位，广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是信誉良好、管理规范的行业佼佼者。

上任第一天

从九龙登上直达快车，两小时后我就到了广州的火车东站。万穗的司机小李在车站接我，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位于花都区的万穗办公室。

万穗的办公室整洁明亮，但是简陋得不可思议。只有廉价的桌椅和电脑。我甚至怀疑那些电脑是不是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因为它们的品牌和型号各不相同。为了削减开支，会议室甚至连空调都没有。尽管此前我已经来过几次，但我还是很在意这一点，因为广州的夏天非常热，这一天更是如此。

我喜欢万穗的同事们，他们看起来积极上进而且开心。前任董事长蒋晓勤是一位干练优雅的女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在 2008 年辞去了交通银行的工作， 2009 年年初创立了万穗。蒋女士曾经在江苏省建设银行工作，后来又在广东工作了二十多年，做到佛山分行行长的职位。我在 2010 年两次拜访万穗时都和她见过面。

2011 年 6 月初的一个午夜，蒋女士和万穗总经理于文打电话叫醒了我，告诉我蒋女士身体不适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他们邀请我接替蒋女士担任万穗的董事长，并极力劝我第二天到广州详谈。只考虑了一天，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一年后我才知道，蒋女士卸任背后还有原因，而且，我从未想到一年后还要和她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我不得不请她离开，但这并不是我一贯的风格。 H98UtQveXqYJ4KqpFEh3dC+POuEA2R5WjH6qDMVZaw0V67JUG09HJxrFAXjsYT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