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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到1949年秋季，摧毁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之后，即着手组织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筹备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662位代表，包括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它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国内外反动派，而且能够在胜利之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中国人民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会议听取了四项重要报告：林伯渠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董必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代表们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规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人民政府扶助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给予优待；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五种经济成分关系的方针是：“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在新区实行土地改革等各项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政策，规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各项重要措施。
《共同纲领》一方面在法律上承认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保证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同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属于人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能够使广大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又便于对反动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决定北京（把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采用公元纪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30日上午胜利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9月30日下午，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0月1日下午2时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和委员会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典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新纪元的开端。它在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它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使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做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人民革命在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激励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和领导地位；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任务，就是使中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
二、全国大陆的统一，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国内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以广州、重庆为中心的华南、西南地区和一些沿海岛屿上进行垂死挣扎。为了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残敌。1949年冬季开始，先后发动了湘粤、广西和西南等重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的几支主力部队。
林彪、罗荣桓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9月进行了湘粤战役，以解放华南地区。当时国民党白崇禧部妄图以战略要地衡阳作为负隅顽抗的枢纽，将部队集中于湘、资两江之间的衡（阳）宝（庆）一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我军兵分三路，直捣湘南、湘西和广东残敌巢穴。西路大军（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三兵团）于10月2日攻克湘、桂、黔三省的门户芷江城，截断白崇禧主力西逃的退路；中路大军（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于10月3日将白崇禧的主力四个师一举歼灭于衡（阳）宝（庆）祁（阳）三角地带，衡阳、宝庆等城相继解放；东路大军（由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等组成）于10月7日解放粤北门户曲江，14日解放了华南的最大城市广州。至10月底，湘粤战役胜利结束。
白崇禧部遭到致命打击后，龟缩到广西老巢。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我军决定以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发起广西战役，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我军越过十万大山于12月11日解放广西南部边防要地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此广西全境解放。
第二野战军主力和总部直属的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华北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于11月初开始进行了西南战役。我军分路进军西南，以消灭大陆上最后一支敌军主力——胡宗南部和其他国民党残余部队。11月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在我胜利进军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2月下旬，我军对被包围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40余万人发起总攻，歼灭胡宗南部，27日解放了成都。至1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的正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我消灭。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10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10月19日，消灭了反动藏军约十个代本（团），解放了通往西藏的战略重镇，藏东政治、经济中心的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1951年4月下旬，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举行会谈，经过多次谈判，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空前未有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地区建立各级地方政权。新解放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制度，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接管城市和农村，发动人民群众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活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事业。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溃败时，留下了一批土匪和特务人员。人民解放军经过1950年至1953年的长期剿匪作战，取得了歼灭匪特武装200余万人的重大胜利。在城市，人民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协助下侦破了大批特务组织，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对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在农村，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反霸斗争，打倒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担任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会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参加政权建设。
中国是一个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国，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人口90%以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地大物博，占全国土地50%~60%。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一方面可以保证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内的平等地位，实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聚居区域内部事务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各民族杂居区相继实行了区域自治，到1950年1月，内蒙古、新疆均已相继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全国大陆的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地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和大统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三、国营经济的建立。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掠夺和长期战争的影响，使得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并遭到严重的破坏。蒋介石国民党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业凋敝、交通阻塞、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投机盛行、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另一方面，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需费用浩大，人民政府又包下了数百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时还必须有重点地投资恢复生产和交通，救济失业人员和灾民，因此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由于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支出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公粮和税收大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暂时依靠增发钞票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其结果固然解决了支援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生产的需要，但又不免引起通货膨胀和由此而来的物价波动。再加上投机资本乘机捣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物价发生了四次大幅度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曾经预言新中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压倒，国内资产阶级也怀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
。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政权的力量，在解放后的城市里很快就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解放前夕，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四大家族所把持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达2858个。1950年初，人民政府又进一步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从而彻底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1950年12月28日鉴于美国政府已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决定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公私存款。此后，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1000多家外国垄断资本企业陆续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收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已占34.7%，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棉纱产量的53%，同时还掌握着几乎全部铁路和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控制着大部分银行业和对外贸易。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成为我国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
党和人民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扭转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人民政府首先运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机关和国营经济的力量，通过加强金融管理，积聚主要商品物资俟机抛售以平抑物价和加强市场管理等办法，不断打击不法资本家扰乱市场、破坏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投机活动。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1949年5月，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就同投机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打击当时最猖獗的金银外币投机活动，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法办了操纵市场的金融投机奸商200余人，基本上制止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随后人民政府又组织了几次平抑物价的斗争，打击了囤积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以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家。如在1949年10月的物价涨风中，华北的粮食投机商和上海纱布投机商带头，将物价哄抬了一倍以上。中央人民政府迅速调集粮棉等大量物资，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先后投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从而平息了持续50天的物价涨风，给资产阶级不法投机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根本扭转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在陈云主持下，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这个决定。同日，党中央又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以保证政务院决定的贯彻实施。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是：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使国家财政收入中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便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的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从分散状态中集中起来，以便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和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统一国家的现金管理，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数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种统一的结果，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对扭转财政经济困难，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起了重大作用。
同时，国家还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资金投放、整顿税收等具体措施。从1950年开始，加强了征收工商税和农业税的工作，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增加国家收入，减少货币流通量。全国人民也以踊跃地缴公粮、纳税款、买公债的爱国行动热烈支持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生活，以节约政府财政支出。
为了战胜投机资本，同时也为了在财政收支平衡实现以后，维持金融物价的稳定，人民政府还在城市积极建立和恢复国营工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强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掌握主要的农业产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
这样，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国家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长期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动荡局面。这表明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这是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开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继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四、国际形势和我国在外交战线上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是有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争取和平的斗争声势浩大。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推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
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颠覆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军事上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封锁和包围。同时它还积极策动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势力，对大陆进行捣乱破坏，妄图把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新中国成立时，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方针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并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我国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政府还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并要求取消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郑重向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根据上述原则，我国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我国，其中有17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外，我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了苏联，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与两国有关的重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建立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粉碎帝国主义孤立和颠覆新中国的阴谋，推动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帝国主义采用孤立、封锁、包围、颠覆新中国的政策，并不能阻止新中国的前进。
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任务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说明，即《不要四面出击》。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会议的专题发言有薄一波的《关于调整税收问题》、安子文的《关于党的组织情况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胡乔木的《关于整风问题》、粟裕的《关于军事问题》和陆定一的《关于党内教育和旧学校、文化事业问题》等，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任务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复杂斗争和困难。这时，在新解放区（约有2.1亿人口）土地改革尚未进行，仍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政权还不巩固，特别是新解放区，地主阶级反动分子和各种反革命势力仍在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土匪、特务、间谍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金融物价稳定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困难，革命胜利引起的旧的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使得一些私人工商业减产、停工和倒闭，失业人员也大量增加。如1950年5月全国私营工商业的主要产品与1月比较，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卷烟减少59%，普通纸减少31%。各大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少，歇业的多，失业工人也随之增多，仅上海市失业工人就达15万人左右。
由于社会经济的改组以及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急躁情绪，使一部分人对人民政府有不满情绪。1950年初国内关系比较紧张，到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人民政府开始采取调整工商业、减轻税收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虽初见成效，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没有获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条件。
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
。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问题委员会。会后将土地改革问题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查和讨论，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行。
关于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问题。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营工商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3.3%，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53.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总额中占76%，零售总额中占85%。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
所以，必须通过合理的调整来解决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停工减产的问题，使工厂开工，工人就业，经济恢复，从而使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的一面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经济的发展也有消极的破坏作用。因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调整工商业必须在巩固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进行，必须有利于逐步消灭发展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调整工商业的中心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是包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关系而言”
。三中全会批评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急躁情绪，指出必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国家机关经费的节减问题。厉行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1950年国家预算，我国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38.8%，行政开支占21.4%，军政两项开支占总支出的60.2%。因此，大量节减国家机关所需费用，对于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对于增加建设投资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八项工作任务，这就是：（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3）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心任务的工作纲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以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大措施，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把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统一起来，指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还大量存在，直接威胁新中国的生存。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看不到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严重性，急于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了使全党能够统一认识、团结一致，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透彻地阐明党在这个时期内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所作的报告，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毛泽东所阐明的这个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孤立和打击当时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策略思想，即在战略上要分清敌、我、友，明确主攻方向；在策略上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周恩来在《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说：“很清楚，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敌友界限必须清楚。”
“三个敌人”指的就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四个朋友”指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这个敌友界限必须划清。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为了孤立和打击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
。毛泽东所说的不要树敌过多，要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主要指的是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的策略。
为什么要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呢？这是革命的必要步骤。首先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土地改革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而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有五种反动势力，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如果同时还要向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就会造成“四面出击”，不利于形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会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其次，采取稳定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
正是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党提出了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以便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了在土改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政策，以便孤立地主，团结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了创造条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当时，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制定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大政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妄图一举灭亡朝鲜，进而吞并中国，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非法通过了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宣布出兵朝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胁迫联合国会员国随从美国侵略军侵朝的决议。随后由美国纠集了英国、法国、南非联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组成侵朝统一司令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任总司令，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侵朝战争。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有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朝鲜半岛北部。但是，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英勇奋战，6月27日就击溃了“三八线”以北的李承晚军队，接着转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长驱直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把战线从“三八线”迅速地推向朝鲜南部直至东南海岸的大邱、釜山一隅，解放了汉城（今首尔）和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李承晚集团处在瓦解之中。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回败局，集中5万人的兵力、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疯狂地大举向北进犯。10月2日越过“三八线”，21日侵占平壤，接着向中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逼进，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同时，美帝国主义派遣空军入侵我国东北领空，深入我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区狂轰滥炸，杀我同胞，毁我财产。至11月10日，美国空军侵入我国领空轰炸达90次以上。美国军舰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公海上炮击我国商船。这一切，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团结战斗、互相支援，用鲜血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侵占台湾，中国人民决不能置之不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我国政府随即组织边防军。边防军领导机关设在安东，任命邓华为边防军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并在物质上做了准备。
美国侵略者在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总理并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但是，美国侵略者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手里有原子弹，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军事优势，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在越过“三八线”，侵占了平壤后，直逼我国鸭绿江边。并且公然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10月8日，中共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及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3日，彭德怀到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并亲临朝鲜前线视察。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18个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隐蔽地开过了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英勇顽强地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战役战术上实行了近战、夜战、速决战和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等原则，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的指导下，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了五次重大战役，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历时12天。当时，敌人集中30万人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向我鸭绿江逼进，计划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我方针对这种情况，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战术。10月25日开始，我军先后在朝鲜西北部的温井、云山、熙川一带突然抓住了分兵冒进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势，经过12天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将战线迅速推到清川江以南。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黄草岭一带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冲击，保证了西线的胜利。这一战役共歼敌15800多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的计划，取得初战的胜利，开始扭转朝鲜战争的危险局面。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历时一个月。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侵略者再次集结20万兵力，在绝对优势的空军、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回国”的总攻势，妄图在12月25日前全部占领朝鲜。中朝人民军队利用敌人的骄横情绪，扩大敌人的错觉，佯装后撤，“让敌人更放胆深入，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以便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于是，西线我军主力后撤到清川江以北的北镇东西地区，撒下大网，待敌深入而歼之。当敌人进入宁远、新兴洞、云山、泰川、定州等地区时，我军出其不意，于11月25日发起反击，采取战役迂回、断敌退路、分割围歼的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随即乘胜追击，于12月6日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在东线，我军于11月27日至12月初在长津湖地区歼敌一部分，残敌由海上逃走。这次战役共歼敌36000多人，摧毁敌汽车6000多辆、坦克炮车1000多辆，将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历时八天。敌人被迫撤回“三八线”以南后，利用原有工事，在东西400余里长、纵深140里宽的地带建立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我军趁敌人立足未稳、援兵未到之机，采用正面多路渗透战术，于12月31日晚，分八路全线发起攻势，强渡临津江，飞渡汉江，杀向敌人纵深阵地，冲垮敌人的三道防线，并于1951年1月4日解放汉城，8日又克仁川，将战线迅速推进至“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重施仁川登陆故技，把兵力结集于洛东江预设防线，日退30公里，诱我南下深入，远离后方，然后再从我军后侧登陆，造成南北两面夹击我军之势。我方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于1月7日断然下达停止追击、转入休整、准备再战的命令，我军即停止于“三七线”水原一线，休整待机，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这次战役又取得了歼敌19000多人的胜利。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历时近3个月。敌人退至“三七线”后，为了挽回败局，又纠集了23万人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于1月27日，向我军发动了全线进攻。我军在极度疲劳、人员未补充、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英勇顽强的汉江南岸狙击反击战。在西线，我军以一部兵力狙击敌人；在东线，我军集中主力突然向最薄弱而又突出的横城地区的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一举歼敌12900多人，解放横城，旋即转入全面机动防御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为了保持战略上的主动，3月14日，我军主动撤离汉城、横城一线，接着又主动撤出汉江两岸，继续进行阻击战。敌人虽然推进了100多公里，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地区，但是却付出了被歼78000多人的重大代价，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中被歼的总和。
这时，气急败坏的美军侵朝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轰炸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大城市，封锁中国沿海港口，使用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四次战役的惨败，深感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同时为了推卸战争失败的责任及平息内部的争吵，于4月11日突然下令撤掉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远东美国陆军统帅等职务，以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替。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历时50天。第四次战役后，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的西海岸线进行两栖登陆，在元山、安州一线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从南北两面向我军夹攻。针对这种形势，我军除加强元山一线的海岸线防御外，从4月22日开始，在正面战场上先后向敌人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反击战和一些前哨战。在这次战役中，在中线，我军打到了议政府、春川以南地区；在东线，我军一举解放了襄阳，一直追至江陵以北地区。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共歼敌46000多人，在整个战线上将敌人击退了50~70公里。由于我军前进较远，易遭敌人分割包围，从5月22日起，主动向“三八线”以北有利地区转移，继续狙击敌人。在以后三个星期阻击战中，我军又歼敌36000多人。整个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登陆、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的阴谋，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
总之，我志愿军出国后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七个半月中，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8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粉碎了敌人侵占全朝鲜，进而进攻中国的迷梦，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局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从此以后，中朝部队即由战略进攻转为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构筑了一道坚固的以坑道为骨干的、相互连接的纵深防御工事体系，依托这个工事体系，运用阻击、袭击、反击、伏击和狙击等战术手段，胜利地进行了阵地防御作战，把战线牢牢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遭到中朝人民军队五次重大战役的沉重打击后，在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1951年6月23日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以南我方防区的开城举行。但是，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不断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来迫使我方屈服和让步。我方的策略是针锋相对，一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原则，揭露敌人破坏谈判的种种阴谋，并公之于世，使全世界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战争的嘴脸，从而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给来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其无理要求和扩大战争的阴谋，我军就跟它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为止。这样，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的两年零一个月中，中朝人民军队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没有过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打为主的军事与外交相交织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1951年7月26日的谈判会议上，美帝国主义荒谬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的我方控制地区内，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我方12000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被我方坚决拒绝。8月18日，美帝国主义集中8个师的兵力，向我方东线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向我方西线和中线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其夏、秋季攻势，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的所谓“绞杀战”，企图切断我方前线的粮食弹药的供给，卡住我方军队脖子，迫使我方与其订立城下之盟。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在前线，中朝人民军队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从8月中旬起，经过一个月的英勇抗击，逐山争夺的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接着又在9月底到10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我军在粉碎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中，共歼敌25万人，超过了五次战役中歼敌的总和，把战线牢牢地稳住在“三八线”附近。在后方，中朝军民紧密合作，以大无畏的气概同美国空军的所谓“绞杀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在战斗中，总结和摸索出一套有效地对付美国侵略军“绞杀战”的办法，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不仅保证了前线的供应，而且将运输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美国侵略军第八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国侵略军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相继破产后，竟公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52年初采取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它开始在朝鲜北部继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含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毒虫，企图以此来摧毁我人畜和农作物，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同时，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罪行，以大量确凿证据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这样，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替。
克拉克上台后，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10月又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美帝国主义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中间突破、分割包围战术，企图先夺取我方金化以北的上甘岭阵地，然后拿下五圣山，压逼我方后退。从10月14日开始，美国侵略军先后投入了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000多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我方当时只有两个连把守而面积不到3.7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甘岭。战斗空前残酷激烈，在44天的争夺战中，敌人共向这块阵地倾泻了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把上甘岭的山头削平了2米，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英勇顽强固守阵地屹立不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终以歼敌27000多人而胜利告捷。
一年的谈判经验说明，要迫使敌人彻底认输，就必须在军事上再给它以更大的打击。从1953年5月中旬到7月下旬，中朝人民军队发动了三次强大的夏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中，我方先后在北汉江两岸、西线临津江右岸、东海岸以及前线敌人各个据点发起强大的反击战，占领了敌人前沿阵地，楔入敌人的纵深阵地，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把整个战线迅速地向南推进，扩大阵地240多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美国侵略者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7日同中朝方面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辉煌胜利和美国侵略者的惨败而告结束。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全国各族人民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踊跃的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的热潮，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入伍的感人事迹。各地报名参军的人数往往超过计划征集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如浙江省，争相报名入伍的达100万人以上。还有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民兵纷纷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运输、勤务和医疗工作。争相报名赴朝的铁路员工人数达到全国铁路员工总数的80%以上。各族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和优待烈军属的运动。截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价值的捐款。无数的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前线。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大推动了国内各条战线的工作。各界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人阶级开展了生产竞赛，为抗美援朝前线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广大农民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到1952年，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激发了爱国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热情，为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作出贡献。
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是美国作战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它动用了本国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大部分海军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朝鲜战争，其开支高达800亿美元，仅直接战费的消耗就在2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最终还是被装备劣势而士气旺盛的中朝人民军队打败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人109.3万多人，击落击损敌机多架，击沉击伤敌人各种舰艇257艘、各种船只290多只，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690多辆、汽车1.3万多辆，击毁和缴获敌人大量的其他作战物资，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和军队的有力支援下，在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在战斗中涌现出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杨根思、黄继光、郭忠田、黄家富、孙占元、邱少云、罗盛教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在世界人民正义战争史上万古流芳。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勇气与信心。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用战舰和大炮霸占弱小民族国家和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使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经历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现代化作战的军事经验，这对于我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陆空三军和其他各兵种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1000多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农民群众仍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和打倒封建势力，党在领导抗美援朝斗争的同时，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是根据解放后的具体情况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首先广泛地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保甲制度。接着，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初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这就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情况，党中央结合20多年来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修改和起草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种法令和文件。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在全国施行。接着，在7—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和文件是党和政府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文献。
为了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党中央还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1年春季，首先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12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春季，在华南、西南等约11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从1952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春季，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中共中央还规定，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都要选择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在做法上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已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分批开展，并要求各地区立即集训一批土改工作干部，分赴各地进行土改工作。
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
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同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一样，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是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同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情况作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
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第一，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了满足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对富农采取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可以用贷款、救济等办法来帮助贫农、雇农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弥补他们少分得的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缺陷。第二，这次土地改革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在土地改革中只动地主暂不动富农，能更有效地孤立地主。同时富农的政治态度这时也比以前有了改变，中立富农，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并防止乱打乱杀现象的发生。第三，解放初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我们在策略上不能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因此，对富农经济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第四，土地改革是同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朋友，采取新的富农政策，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土地改革运动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封建地主阶级不会自动地放弃阶级剥削、封建特权和交出土地财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破坏。他们中有的分散和隐藏土地、财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企图逃避没收和斗争；有的隐瞒地主成分，伪装积极，骗取信任，混进农会，篡夺领导权，从内部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用金钱、财物、粮食、美女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使之蜕化变质，成为地主在农会里的代理人；有的利用亲戚和宗族关系，派遣心腹、走狗混进农会，暗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有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农会干部之间、干部同群众之间、群众之间的不和及纠纷，从中逃避斗争和破坏土改；有的隐藏地契，私藏武器，等待时机，妄想变天；有的毁坏农具，宰杀耕畜，甚至纵火放毒、刺杀干部，或聚众闹事，组织反革命地主武装暴乱。地主阶级的种种反抗和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事件，几乎到处都有发生，有的地方发生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全家被惨杀，甚至发生全村被洗劫、村民被屠杀的严重事件。
从1950年冬开始，党和政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每年达30万人以上。他们在农村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逐步地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由少数的贫雇农小组发展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讨论“谁养活谁”等方式，用农民群众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使广大农民自觉地行动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恶霸和不法地主，则召开审判斗争大会，穷苦农民进行揭发、控诉，由人民法庭依法逮捕、惩处。这样，经过这一系列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被打下去，农民阶级的统治权力牢固了。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划分阶级后，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统一地合理地按照人口、用抽补调整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同样分给一份，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最后，由农民协会召开大会，烧旧契，发给土地所有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在农村，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包括中农在内的占农村总人口90%以上的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70%，依靠他们是胜利完成土改任务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30%，是极为重要的劳动者，要团结中农就必须严禁侵犯中农的利益。同时，保证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1/3的人是中农积极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与土地问题有密切联系，要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对土改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家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
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农村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广大农民实行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1950年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有1131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10.7%。1951年增加到21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9.2%。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此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
三、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逃窜台湾的前夕，在大陆上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着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其中，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多万人，各种特务、反革命分子60多万人，溃散的政治土匪200万人。还有散居各地的一批恶霸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特别是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上述几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必须实行坚决的镇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全国共剿灭土匪数十万人，破获重大的特务案件664件，破获国际间谍案件9起，捕获特务、反革命分子13800多人，对一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给予严厉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又猖狂地活动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他们四出活动，炸毁工矿企业、破坏铁路交通桥梁、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烧毁仓库、抢劫物资、纵火放毒、造谣惑众、刺杀干部、残杀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之一，就是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夕被我破获的美帝国主义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检阅台的反革命案件，美帝国主义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武官处的策划和指挥下，绘制了天安门形势图，准备在我国国庆大典时，用“六〇”迫击炮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杀害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罪恶阴谋，于9月26日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未能得逞。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按照其罪恶大小轻重，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制的管制，分别处理；对真正坦白或立功者，也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指示》特别强调指出，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指示》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处理，要“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各级政府广泛地发动群众，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指导运动健康而胜利地发展，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和批阅了一系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文件和批示，为党制定了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套方针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12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和1951年5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并指出，这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重策略，要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所谓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既不要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处理反革命案件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应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对那些有血债的、罪大恶极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给予狠狠的打击，坚决杀掉一批。实行镇反中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专门机关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依据和量刑的标准。1951年春夏，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全国90%以上的人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反革命分子陷于我公安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镇反中，各地人民政府依法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处决了一批两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东霸天”、“西霸天”。1951年3月，北京市首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处决之前，召开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会上展出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大量罪证，并由受害者进行血泪的控诉，随即将该杀的反革命分子押到他们过去横行不法、残害人民的地区，由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后宣布罪状，当场判刑，就地枪决。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全国各地都先后照此办理。在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力下，反革命残余势力内部土崩瓦解，反革命分子纷纷被迫投案自首，成股的政治土匪向我缴械投降，农村的反攻倒算的地主也被迫向农会低头认罪，以求宽大处理，少数尚未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在这种形势下惶惶不可终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热烈赞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欢呼“人民政府有法有天”、“为民除害”，欢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为了总结经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报告和决议总结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七个月来的经验，决定今后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确定了今后斗争的任务。根据这个方针，决议规定：必须严格审查杀人名单，凡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判处死刑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规定了“两可”政策，即：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决议规定：把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一律上收，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区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对涉及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分子的捕判，须报请中央批准。决议还对在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文教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等八个方面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也作了具体规定。决议对今后镇反斗争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集中力量清理现有积案和组织犯人劳动改造，对隐藏在党内、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则进行有计划的清查，强调对这项清理工作必须查实证据，慎重处理。
从1950年冬开始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而又健康地、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深入发展，到1952年底1953年春，历时两年半，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纯洁了国家机关，挖掉了隐患，安定了社会秩序。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局面，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坚实而可靠的后方，保证了土地改革及其他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后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上半年全国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之间、国营与国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之间、金融与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关系，范围很广，但最主要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把私营工业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逐步消灭私营工业的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这样，既可充实增强国营商业的物质力量，调剂市场，稳定物价，又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人民政府在经营范围上适当地扩大私营商业经营的商品品种；在价格政策方面，在照顾产、运、销三个方面利益的原则下，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品之间等方面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此外，人民政府还对私营商业发放贷款，调整赋税，以及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一些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办法。
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党和政府主要根据下述三项原则来合理处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1）在私营企业中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2）必须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3）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为此，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来调解劳资争议，协商克服企业困难。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改进经营起了很大作用。
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党和政府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体地指导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使整个社会的产销之间逐步趋于平衡，使私营企业初步走上计划生产的轨道。
总之，调整工商业就是在承认私营工商业存在的条件下，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逐步地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我国下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经过大量的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之后，为了进一步发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规范私营工商业的活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2月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执行政府制定的产销计划和颁布的一切有关劳动法令，不得经营核准范围以外的业务，并具体地规定私营企业应得的盈余比例数为15%~30%。
经过全国范围的工商业合理调整，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出现了新的局面。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指导下，渡过了困难的局面，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和发展，使之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并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开业的只有5903家，而歇业则达12750家。经过调整后，到第三、四季度，开业的就有32674家，而歇业的只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长了11%，职工人数增长了11.4%，生产总产值增长了39%。私营商业户数增长了11.9%，从业人员增长了11.8%，批发额增长了35.9%，零售额增长了36.6%。
工商业调整后的1951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年，其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在解放以前的任何一年。仅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的私营工厂在解放前夕，平均开工率不足30%，商业处于半停业、停业的悲惨状态。1951年，上海市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不包括偷税漏税等非法牟取的暴利）就达6亿元以上，加上1950年所获得的纯利3亿元，两年合计9亿元以上，如果加上这两年的偷税漏税等非法取得的暴利，两年中上海资本家所取得的利润至少在15亿元以上。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也有它的消极性、反动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一面进行限制和斗争。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也就暴露出来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资本家如果能得到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我国的民族资本家虽经党和人民政府不断教育，但仍有些人恶习不改。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社会上的购买力迅速增长，国内市场开始活跃。抗美援朝斗争所需的各种军需用品和生活资料大量增加，国内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面对着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追逐暴利的恶习膨胀起来。他们中不少人违背《共同纲领》，反对国家的限制，不惜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再一次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这次新的进攻同解放初期第一次明目张胆的进攻不同，他们当时已经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场上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权，而是利用同国营经济的联系，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利用各种非法的手段，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的违法活动。
偷税漏税是私营工商业中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营业税和所得税，伪造假账、单据、证件，设假户头，少记收入多记开支，大量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是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和损害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牟取非法暴利的一种主要手法。他们一方面秘密串联，相互勾结，以提高成本、价格来要挟和拒绝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任务；另一方面在承受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时，采取以次充好、以假冒真、虚报成本、粗制滥造、抬高价格等不法手段。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从中牟取暴利也是不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惯用手法。行贿是不法资本家进行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的一种主要手段。不法资本家勾结国家机关、经济企业部门内部某些受贿赂受腐蚀的工作人员，“打进去”、“拉过来”。他们利用金钱、享受、美女等拉拢、引诱、腐蚀国家机关和经济企业部门中的少数意志衰退的干部，供其所要，投其所好，“送回扣”，“入干股”，“分红利”，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地把他们拉下水去，然后内外配合，合伙作案，共牟暴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腐蚀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干部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的追求个人物质享受，讲究阔气排场，大肆铺张浪费，糟蹋国家建设资金；有的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的同不法资本家勾结，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署专员张子善就是蜕化变质的一个典例。刘青山、张子善早年参加革命，进行过艰苦的斗争，立过功劳。但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的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逐渐腐化堕落。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竟不顾党纪国法，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贪污盗窃了1554900多元的巨款。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时地向全党作出了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决定，并首先部署了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2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于是，从1951年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1952年初，一个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的高潮掀起了，“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在高潮中，党和政府及时地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了地区性的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贯彻党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1952年1月，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于2月经人民法院公审后，依法判处死刑。2月1日，北京市召开了公审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等七人的大会，对罪证确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判处死刑；对能彻底坦白并有检举立功表现的，宣布免除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他贪污分子则根据罪情，分别判处徒刑。全国各地也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对大贪污盗窃犯作了类似处理。
从1952年3月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接着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党和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和政策，对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行为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到1952年夏季，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国家机关中的某些贪污分子相勾结的严重情况。因此，在“三反”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在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狠狠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活动，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在2月上旬进入“五反”战斗，在斗争中要把工人和群众的力量作精密的部署，注意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建立“五反”统一战线，把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彻底孤立起来，并给予必要的惩处。于是，从1952年2月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工人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上海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地区。运动开始后，有些不法资本家顽固抵抗，企图破坏“五反”运动。3月2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上作报告，严厉驳斥了上海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种种谬论，指出了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他严正警告不法资本家：人民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罪行已经再不能容忍了，除非你们翻然悔改，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彻底坦白，退出赃款赃物，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否则，人民政府和人民将决不会宽恕你们，对你们的猖狂进攻必将给以经济上的打击和法律上的制裁。陈毅号召全市人民，特别是工人、店员和职员，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战斗，争取上海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强大攻势下，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许多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五毒”罪行，低头认罪，极少数企图顽固到底的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一个个地被揭发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五反”运动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从3月以后，“五反”运动便逐步地转入了定案处理阶段。
在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多次重申：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不变，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仍然享有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对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回击，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应视其违法情节轻重及其悔改态度，分别给以应得的处分。对罪大恶极的极少数不法资本家必须坚决打击；对正当经营的资本家必须给予保护。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的进展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指示规定了处理违法的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具体划分了私营工商户的五种类型。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指示还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种类型。
这样分类处理的结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一、二类占70%左右，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占25%左右，是争取的对象。这两类加起来，人民政府就团结、争取了工商业户的95%左右，打击面缩小到5%的第四、五类，而在这5%左右中，又着重地打击只占1%左右的第五类。这样就团结了工商界的绝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特别是只占1%左右的大违法盗窃犯，从而使“五反”运动健康而深入地顺利进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挽救了许多干部，教育了全党同志，也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一次改造。这个运动的伟大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风气上，也有力地清除了旧社会的污毒，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某些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逐步得到了纠正。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底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更必须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同时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是爱国的。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党和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到负责的岗位；对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给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帮助他们重新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他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使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逐步地改造自己。
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3000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就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如何确立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号召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锻炼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此后，继北京、天津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于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逐步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工商界和宗教界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党和政府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分期分批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政治运动，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提高。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在学习运动中，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党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为了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党和政府普遍地开办了培养工农干部的干部学校、技术学校、各种短期训练班和补习班。建立了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民教育的新制度；继承和发展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考苏联的经验，对旧学制，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和科系分工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此外，对文学、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也进行了有步骤的、谨慎的整顿和改造。在农村，普遍地开始了扫盲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和整党运动
全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党在全国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也由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党，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严峻斗争考验，在全国胜利以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各条战线上起了先锋和模范作用，推动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中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出现了计较个人地位待遇、贪图个人享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极少数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而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1年“七一”前夕，党员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人是1949年和1950年入党的新党员。在这一大批新党员中，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其中有些人是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入党组织的，思想作风不纯；有的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没有实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接纳入党；个别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也混进党内。上述这种情况，造成了某种程度上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不纯现象。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纠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因为这些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以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胜利与失败。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是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其他指定的有关文件，结合总结工作中的主要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作风的主要偏向，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改变作风。这次整风运动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于1950年冬基本结束。经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51年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整党和建党的指示。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一次全党整顿。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此后，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逐步展开。
这次整党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阶段。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和指定的其他关于整党的文件，目的是在全党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懂得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标准。这八项标准是：切实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有终身英勇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不蜕化；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并与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解释，领导群众前进；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第二阶段是登记、审查和处理阶段。在学习文件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所有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的历史和政治经历以及表现，全部审查清楚，并根据党员的八项标准衡量每个党员的政治表现和工作中的优缺点，然后作出结论和不同的处理。对于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又存在缺点的党员，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对于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并有严重缺点的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保留他们的党籍，并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提高，争取让他们尽快地把自己锻炼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对于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采取妥善的办法，劝其退党或开除出党；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则坚决清除出党。这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是党的基层组织召开支部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
整党运动开始后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八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在整党运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进行了建党工作，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专科以上学校和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积极地、慎重地进行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整党建党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纯洁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至1953年6月，共有328000余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000余人是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堕落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被清除出党的，有9万人是经过教育后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被劝告退党的。同时，在全国，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党组织共接收了107万名新党员，新建立了82000个党支部，新党员中产业工人、贫农和手工业工人占了大多数，他们都是在各条战线和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到1953年6月，全国党员由1950年底的582万人，发展到6369000余人，党支部由246000多个增加到328000多个。
整党建党工作，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统一，能够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去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航向胜利前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9月、1952年4月、1953年3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共72篇重要著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不仅是我党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同时，《毛泽东选集》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旧中国工业生产极端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缺少机械制造业，国内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许多重要原料大都是依靠外国进口。虽然也有一些轻工业，但是技术装备落后，规模较小，产量也低。在农业生产方面，更是长期停滞，粮食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不能自给，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每年都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本来已经是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和20多年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掠夺和压榨，到1949年解放前夕，已经濒临总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中心工作，“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水利建设、内外贸易、文化教育等事业。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这一切标志着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历史上各国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般都出现生产下降的现象。中国在这个重大社会变革中，生产却上升了，这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抓紧了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三年中，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了74%，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0%。其中，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了149%，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2%，每年平均递增34.8%；重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为124亿元，比1949年的37亿元增长了235%，轻工业生产总产值为225亿元，比1949年的103亿元增长了118.4%。农业生产总产值在1952年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的325.9亿元增长了41.5%，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18.5%，平均每年递增14.1%。三年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1949年的年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其他的工业品的产量和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较大的增长和发展。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特别是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相当的提高。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1%增长为41.5%，增加了11.4%。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7%增长到26.7%，增加了9.7%。工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重工业比轻工业有更大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6.6%上升到1952年的35.6%，增加了9%，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产值则由1949年的73.4%下降到1952年的64.4%；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6.4%上升到1952年的64.2%，增加了7.8%。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燃料工业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各种机器和工业器材的国内自给率逐渐增大。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地加强了。国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6.8亿元增至1952年的142.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6.3%增长到41.5%，增加了15.2%；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2亿元增至1952年的137000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6%增长到4%，增加了2.4%；合作社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7000万元增至1952年的11.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0.4%增长到3.2%，增加了2.8%；私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3亿元增至1952年的105.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48.7%减为30.7%，下降了18%；个体手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2亿元增至1952年的70.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3%减为20.6%，下降了2.4%。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以合作社商业为助手的新贸易网，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商品流转，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有了迅速的增长，改变了我国70余年来的入超局面，转为进出口的平衡。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和水利建设事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开始改变了旧中国交通落后的面貌。铁路通车里程在1952年达到24518公里，比1949年的21989公里增长了11.5%。三年共修复和新建铁路3000多公里。其中，来睦铁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具有重大意义。公路通车里程在1952年达到126675公里，比1949年的80768公里增长了56.8%。内河通航里程在1952年达到95025公里，比1949年的73615公里增长了29.1%。现代化运输量在1952年达到16859万吨，比1949年的6713万吨增长了151.1%。在水利建设方面，三年中，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其中，1952年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投资等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投资最高一年的52倍。全国42000多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对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水灾较严重的河流，开始进行了全流域的根本治理；对黄河、长江等部分灾情威胁较重地段采取了临时性的有效防御措施。交通运输和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巩固国防、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和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免除几千万农民的水灾威胁等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达到19.1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15.5万人增加了3.6万人，增长了23.2%；比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了7.4万人，增长了64.1%。全国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1952年达到312.6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187.9万人增加了124.7万人，增长了66.4%；比1949年的126.8万人增加了185.8万人，增长了158.7%。全国小学生在1952年达到5110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2368.3万人增加了2742万人，增长了115.8%；比1949年的2439.1万人增加了2670.9万人，增长了109.5%。此外，全国各地还举办了工农业余学校，到1952年，参加学习的工人有230万人，入学农民达4800余万人。其他各项事业，如卫生保健、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等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群众性的文娱体育运动、全国性的扫盲运动都蓬勃开展。这一切，逐步地改变着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面貌。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52年，国民收入总额为589亿元，比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了69.7%。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由1949年的66元增至1952年的102元，增加了54.5%。随着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952年全国职工达到1580.4万人，比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了97.5%。三年中，政府普遍地调整并提高了职工工资，1952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446元，比1949年的262元左右增长了70%。1936年，全国职工平均最高消费额为140元左右（按1957年的物价计算），到1952年则增加到189.5元，提高了35.3%。新建职工住宅面积，1952年达751万平方米，比1950年的251万平方米增加了195.2%。此外，政府还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的职工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机关以及学校等部门的职工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时代无法解决的由于生育、衰老、疾病、残废、死伤等带来的困难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三年中，广大农民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产迅速发展，在这基础上，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1952年，农民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增加30%以上。
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短短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不论在规模上，速度上，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发展水平，工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这就为以后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准备了物质条件。一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蹂躏、掠夺、宰割的旧中国，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