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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玉章）在《大家来写校史》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的。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 1937年…… 在延安成立了陕北公学。”又说，我校“如果从陕北公学算起，就有二十六年的历史了”。今天，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发扬我党优良的传统作风的热潮中，我们来发扬光大我校前身——陕北公学的优良校风，是很有意义的。
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是抗战初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两所主要的干部学校，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与指导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亲自给这两所学校上课和作报告。抗大是一所军事政治性质的干部学校，陕公则是一所政治理论性质的干部学校。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抗大的校风就是现在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陕公的校风则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陕公驻地的墙壁上，用白灰刷出了很大的一个镶边方块，中间直行写着用主席亲笔题写的字体放大的斗大墨笔字，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两句话（“奋斗”两字后改为“朴素”） 。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陕北公学校风的最大特色。这个政治方向，就是革命的方向、无产阶级的方向、共产主义的方向。陕公被称为“革命的熔炉”，从全国各地经历种种艰险辛苦来到陕北公学学习的革命青年，在这座革命熔炉中被冶炼锻铸，使之更加革命化，更加无产阶级化和共产主义化。经过四个月、半年或一年的学习，这些自觉地投入革命怀抱的青年，不少人树立了明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他有许多人也在毕业后的实际工作锻炼中先后入了党。二十多年来，陕公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骨干；其中有不少同学已在那些残酷斗争的日子里英勇牺牲了，他们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革命精神，却永生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陕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学与所用相结合。学校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旗帜，课程设置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游击战争”、“群众运动”等，学员中的党员还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党课。学员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着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等名著，被热烈地研读和讨论着。教和学都贯穿着很明确的政治目的：为了实际斗争、为了神圣的抗战和人民解放事业。陕公校歌就唱着：“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成仿吾校长作词）。记得在1938年11月，罗迈（李维汉）副校长在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校，向全校传达了六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全校各队组织了热烈的大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坚持抗战，特别是如何坚持敌后抗战，发展游击战争。在那时，学习是在充满革命气氛的环境中进行，学习直接为了火热的斗争，理论和实际密切相结合，经院式的或镀金式的学习是不存在的。
当然，学习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在陕北公学激烈进行。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对陕公这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学校没有袖手旁观；他们除了在全国各地竭力采取阻挠、扣留、逮捕等方法阻止革命青年去陕北学习外，还用阴谋手段派遣特务分子伪装革命青年混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破坏。但是，在革命政治空气那样炽热的熔炉里，反动分子不管怎样巧妙伪装，终究逃不过大家的眼睛；他们的种种反动言论和破坏阴谋，很快被揭发。我们在1938年冬召开全校大会，斗争了托派、汉奸、国特三位一体的托派分子田烽，交地方军法处公审枪决。在1939年春，又揭发出了五六名托派、日特、国特“一身而三任”的特务分子，开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全校斗争大会，同学们热烈发言，也允许特务分子申辩，最后由成仿吾校长做结论，并将他们送交地方军事法庭。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将他们的罪行揭露无遗，而且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大家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进一步激发了对敌人的高度仇恨。
那时，毕业分配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因为到陕北公学来学习，就意味着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神圣的抗战和人民解放事业。我们的口号是“毕业上前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一切服从革命的利益”。不少同学是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就被分配出去工作了。我记得常常有这样的事：有的同学告诉我们，说他接到组织上通知有新任务要走了；当晚，班（即学习组）里给他开一个鉴定会暨欢送会，第二天他就愉快地背起背包踏上了新的征程。他到哪里去工作了呢？凡是分配到根据地工作的，我们一般是知道的；凡是分配到敌区、蒋管区或国外去工作的，则因保密，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绝大多数同学是按照当时我党的主要斗争任务，被分配到抗日前线、敌人后方的各根据地去工作。我记得大批的毕业上前线是两次。第一次，是1938年的冬天，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陕北公学有成千的同学毕业后开赴晋东南前线。在1938年12月，全校开了热烈激昂的动员大会，提出“打到敌人后方去”、“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响亮口号；毕业同学纷纷表决心、立保证。在1938年年底和1939年元旦的那几天，我们留校的同学热烈地欢送毕业同学上前线。在大雪覆盖的茫茫的西北高原上，毕业同学个个精神抖擞地背着背包列队东进，每队最前面是一面在寒风中飘扬前进的红旗，紧跟红旗的是女同学们，然后是男同学们。他们高唱着《毕业上前线》（成仿吾作词），慷慨激昂的歌声在天空中回荡：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儿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谁有心意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我们欢送的同学则伫立在田陇间的大道两旁，高呼着欢送的口号；每队毕业同学经过的时候都热烈地鼓掌，互相紧紧地握手告别，并唱起《再会吧，在前线上》的雄壮歌声作为回答：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最后关头，
抗战已到紧要时候，
说什么流血，
怕什么牺牲。
…………
中华民族儿女们，
慷慨悲歌上战场，
不除日寇誓不还乡。
你们先去吧，我们就赶上！
再会吧，在前线上！
当时那种悲壮慷慨、决心把自己的热血献给危急的祖国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永不能忘。
半年之后，随着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陕公全校开赴前线。1939年7月，陕公和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在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大和抗大总校由罗瑞卿同志和成仿吾同志率领，同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出发前，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来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天在延安的桥儿沟天主堂，院子里挤满了人。主席坐着华侨送给他的一辆救护汽车来了。听讲的毕业同学有2000多人，那时没有扩音器，大家屏声息气地听着毛主席讲话。记得主席很形象地对我们说：姜太公下山时，元始天尊赠了他三件法宝。现在你们下山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件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主席当时阐发的内容，就是后来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所阐明的光辉思想。毛主席亲自交给我们的中国革命的这三件法宝，我们当时体会还不很深刻，后来在实践中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它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理的力量。现在它已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所掌握的克敌制胜的革命法宝了。记得毛主席那次讲话中还谆谆教导我们：革命者不要怕麻烦，革命就是很麻烦的，既要打日本，又要打汉奸，还要和顽固反动派作斗争。毛主席那次讲话，实在是语重心长的金玉良言，它的真理的光芒，使我们刻骨铭心、终生得益。
之后，我们就开赶烽火连天的华北战场。经过近三个月的长途行军，跨越北国的万水千山，冲破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到达了抗日最前线——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投入了激烈斗争的洪流。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这个作风，在陕北公学得到了光辉的体现。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陕北是我国著名的穷苦地方。在“全国人心向延安”的情况下，那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优秀革命干部，供给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大家继承和发扬了我党一贯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我们不仅对艰苦生活安之若素，而且以此为荣、以此为乐。
我记得，在我去陕北前，读到国统区一些报刊上有关陕北的介绍，都是说：“苦啊！陕北。”可是，我们决心到陕北去投奔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献身革命，为了寻求光明和真理，精神上就准备着吃大苦、耐大劳。到了陕北以后，我住在关中看花宫陕公分校，反而觉得生活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要好。每天吃的是热腾腾的大馍馍和黄澄澄的小米饭，每人每天保证三钱盐、三钱油，七八人一盆的萝卜条汤菜，上面一层黄黄的油花，甚觉可口。每两星期还要会餐一次，是大块的猪肉炖海带或炖羊肉。由于精神上解放，生活愉快，自幼体弱多病的我，到陕北后很快就长胖了，而且变得健壮有力。同志们都是脸上红红的，尤其是女同志们很快都变得圆圆胖胖的，穿着军装，真是英姿飒爽！炊事员有不少是老红军的残废军人，他们为人民而流血，残废后仍不愿退休，而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炊事工作。关中高原吃水困难，往往需要到一里多地的沟里去担水上山，工作是很辛苦的。因此，同学们有每星期日轮流帮厨的制度。这样，使炊事员同志每星期日得以休息，同时也锻炼了我们挑水做大锅饭的本领。
我们住的是窑洞或土房，一个学习班十个人一间。睡觉、学习、开会、吃饭、洗脸都在这里。虽然挤一点，却十分清洁整齐。被子一律被里向外，折得四方见角，十床被形成一条线。洗脸手巾也挂成齐齐的一条线，书籍、本子也摆得十分整齐。真是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作息于斯，自觉神清气爽。古人所云“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话实在是包含了深刻的真理。在思想高度革命化的情况下，在革命的学校里，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根本难不倒我们，一切均可因陋就简，加以克服。在那时，追求校舍的华美、设备的完善以及物质生活上的享乐思想，是没有存在余地的。
星期日，我们还经常帮助所驻村的老百姓送粪、整地、担水、打扫环境卫生。在陕公高级研究班时，我们班（小组）是住在看花宫村的一家贫农的土房里，房东老伯没事常来我们班里聊天。过年时互相拜年，年三十晚上，房东老伯请我们团坐在他家的土坑上，喝着他家自酿的甜酒，开怀畅谈，直到深夜。我们和老百姓真正是亲如一家，而且是天涯海角忘年的知交。陕北贫苦农民的诚朴而豪爽的性格，给我们以很深的感染！
在1939年春耕季节，我们响应党中央开荒生产的号召，全校开到几十里外的一处名叫何家山的荒山开垦。这地方和看花宫村一带的一片黄土高原颇不相同，竟是清溪碧山、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颇似江南风光，只是寂无人烟、满目荒凉。我们很感叹这样好的地方过去在反动统治下弄得民不聊生、土地荒芜。我们到后，满山插起了红旗，开荒竞赛热火朝天，不消半月，就把这座荒山全部开垦，种上了庄稼。我们评功总结，庆贺开荒劳动的胜利。对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洋”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取得思想上的收获。到6月间我们二次上山锄禾时，只见麦结穗、菜开花，谷禾欣欣向荣。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只要我们不怕艰苦、付出劳动，便可以创造出如花似锦的世界！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通过在陕公的实践，大家的思想感情开始了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深刻变化。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陕公提倡忠诚。首先就是要求同学对革命、对祖国解放事业无限忠诚，决不动摇、决不妥协投降。这是培养革命者的最根本的政治品质问题，是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问题。陕公绝大多数同学后来在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表现了赤胆忠心、坚定不屈的气概，不少同学英勇地为革命、为祖国解放洒流了自己的鲜血，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党和学校的培养。
忠诚，还要求对组织忠诚老实，对同志忠实诚恳。在陕公，绝大多数同学对组织确实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组织。组织上和领导同志也非常信任和热情帮助同学们，上下没有什么隔阂。这样，就加快了党员发展的速度，相当大的一部分优秀同学都在那时入了党。在同学之间坦诚相见也做得很好。陕公设有政治部，各队有政治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我们每周有一次生活小组会，本着对己严、对人宽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上，同学之间总是既指出优点，也指出缺点，思想见面、心情舒畅，不管来自天南地北，都成了知心朋友。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许多老同学见面后还是互相谈谈思想，保持着那时思想上互相关心的深情厚谊。
陕公提倡团结。由于大家政治一致、思想一致、上下一致，师生间都推心置腹，整个陕公就团结得像一个革命大家庭一样；同学间都亲如兄弟姊妹，同志们见面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老同志或上级，叫一个“某某同志”，以示尊敬之意，很少称呼什么官衔。领导同志也都平易可亲，没有什么架子，常常随便地披着棉袄到同学们班上串门，或和大家一起散步。
陕公提倡发扬阶级友爱，实行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团结互助。一般地，一个新队成立后，就要开展一次班际的革命竞赛，各班订出挑战条件，提出在学习上、思想上、生活上要做到哪几条，由学生会、队领导、各班代表组成评选委员会。经过几周的友谊竞赛，各班互学先进，在生活、学习、思想等方面很快出现了一派崭新的面貌，全队工作也就迅速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学习上的互助，还表现在各班设有互助组，同学们在知识上、理论问题上互相帮助。全队设有“点将台”，凡有不懂的问题，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资料性的，都可提到“点将台”，指名或不指名请别位同志来做书面解答。有时一个理论问题，由互助小组讨论起，讨论到“点将台”，最后引起了全队一场大辩论，十分热闹。
生活上的互助友爱，则表现在同志间互相关心，有了困难大家帮助解决。男女同学间也实行互助友爱，在劳动中，男同学多做些体力活儿，女同学则帮助男同学做些针线和补织毛衣等活计。总之，革命的阶级友爱，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崭新道德风尚。
陕公提倡紧张。口号是“战斗地学习”、“战斗地生活”。革命的形势是紧张的，时代的发展是飞速的，因此，要求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也是战斗化的、雷厉风行的，而不是松松懈懈、疲疲沓沓的。我们在当时，真正是做到了“战斗地学习”。我们深知，抗战的形势这样紧张，前方需要干部这样迫切，我们现在有一段平静的时间来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学习时间对我们来说真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争取学习时间，就要善于“挤”、善于“钻”。我们就是既抓紧“挤”时间，又努力“钻”问题，这样来学习理论书籍。我记得，我们在陕公高级研究班的短短四五个月学习时间内，读完了马恩的四五本经典著作，一套列宁选集，一套斯大林选集，所有当时能找到的毛主席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选辑，旧本联共党史以及种种小册子；读书的速度和钻研的劲头，现在想来实在是惊人的。虽然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方法上也未必对头，但对那些理论终究是得了一个印象，当时那种干劲实在是可贵的。
在陕公，我们过的是战斗的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清早跑步，晚自习前点名、唱歌。动作要求迅速敏捷，内务要求整洁有条，要求十分钟内能打好背包集合出发。在我们的课程中，有游击战术一课。我在普通队学习时，是由一位长征英雄、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之一（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来给我们任教的。他的面部在那次战斗中被火烧伤了，留着很大块的疤痕。我们见了这位革命勇士，不由得肃然起敬。这位工农出身的革命英雄讲课讲得极好，生动活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讲了行军作战的许多亲身经验，比如说长途行军时要吃饱饭、喝足水；如果干旱地方急行军要带一块浸透水的毛巾放在缸子里，需要时可以吮吸湿毛巾，以免干渴走不动；长途行军要放大步子，甩开双臂，有节奏地稳步前进，不慌不慢，才能不累。他又教给我们如何辨别枪弹打来的方向，如何躲避子弹，如何利用地形地物隐蔽等。这些经验、知识，给了我以后的长途行军生活和在敌后七年战斗生活以极大的帮助。
我们的军事训练学到了连级教练，使我们每个学员可以指挥一个连。我们还举行过好几次军事大演习，加强敌情观念，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93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顽固军，进攻我旬邑职田镇的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这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看花宫离职田镇不过数里之遥，枪声隐约可闻。在那段时间内，陕公全校动员起来，做好戒备。我们每晚上都派出游动哨，彻夜巡逻。每当轮到我荷枪巡逻时，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起这时在祖国广大的抗日战场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黑夜中放哨。我，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为能参加保卫神圣的陕甘宁边区的自由土地而感到自豪。
陕公提倡活泼。在陕公、延安以至整个陕甘宁边区，呈现着一派朝气勃勃、生龙活虎、活泼愉快的气象。在革命的熔炉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革命的精神使人胸怀豁达、无忧无虑，使人永远乐观、永远年轻。延安有“青年城”之称，党中央的吴老、林老、徐老等革命老前辈，被称为“老青年”。当我们从国统区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时，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到处洋溢着的青春的活力和欢愉活泼的情绪。延安真个是“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延安颂》歌词）。人们至此，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觉得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这样地自由呼吸！愁眉为之一扫，心情也顿时开朗起来。我常常想，吴老今天已86岁高龄，还孜孜不倦地保持着旺盛的革命干劲，伟大的革命精神的确能使人永远年青。
陕公的文娱生活极为活跃。各队有救亡室（即俱乐部），是文娱活动集中的场地。救亡室出有墙报、诗刊、漫画，还有歌咏队、戏剧队、口琴队的活动。队上活跃分子很多，我在普通队时，队上同学就有华君武（漫画家）、时乐濛（作曲家）等人。他们那时还不是专家，而是漫画、音乐的爱好者。在他们带动下，全队歌声动地、诗画满墙。每逢开大会听大报告，开会之前，各队之间互相拉歌，全校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女生队总是唱歌最多。每逢纪念节日，陕公剧团和各队在露天舞台演出精彩的革命话剧、活报剧、戏曲，尽欢每至深夜。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使陕公成为政治和军事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理论和实际结合、严肃和活泼结合、劳和逸结合的一个完整体。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的照耀，使陕公的校风，在我党教育史上、在我校校史上，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它有待我们不断地来继承和发展。我的这个回忆，只不过是写下当年情景的很片断的一点点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