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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内的革命或者政治革命都会只在一国发生，且只限于自己的国界内。法国大革命却跨越了自己的疆域；不单是这样，大革命的影响已经让地图上所有的旧国界被抹去。无论有怎样的法律、传统、性格和语言，人们都会受它的影响彼此靠近或分裂，同胞变为仇敌、兄弟成了陌生人；可以说，它超越一切的国界，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国度，在这里，各国人民都可以成为它的公民。
遍阅史书，都不能找到一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特征相同：这样的革命特性也只有在一些宗教革命中才被发现。所以，若要用类比解疑答难，则一定拿宗教革命与大革命相比较。
席勒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一书中就指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让各国人民突然接近而彼此并不了解，他们有新的共同信仰并由此团结一心。确是如此，法国人打法国人的时候，英国人就曾来助战；在波罗的海纵深处生活的人到了德意志的腹地，要保护他们闻所未闻的德国人。每次的对外战争都染上一抹内战色彩；所有的内战也都有外国人介入。民族的旧利益被抛在一边，取代它的是新的革命利益；各种各样的原则问题取代了领土相争。各国的外交章程互相掺杂，一片混乱，当时的政治家们对此目瞪口呆，一筹莫展。这种新形势正是1789年后的欧洲所发生的。
因而，大革命是用宗教革命的方式、披着宗教革命外衣开展的一场政治革命。看一下它与宗教革命相似的具体特点有哪些：它不仅像宗教革命那样四处传播，更像宗教革命以预言和布道方式扎根于人们心中。它是一场激发布道狂热的政治革命。人们激情高涨地在国内进行着革命，同时用一样高涨的热忱向国外传播。不妨想一下，这景象是何等的新奇！这事件在法国向世界展示的前所未闻的事物中是最新的。然而，我们万不能就此停步，更应该深入讨论下去，来察看它的效果，是不是来自那些隐藏于背后的同类缘由。
宗教总是一贯地把人类本身当作思考对象，而对一国的法律、风俗和传统加之于人们共同本性之上的特殊成分不作关注。宗教的最大目标是调和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并不关注社会形式如何。宗教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不是限于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人们，而是最广泛地涵盖父子、主仆和邻里的准则。因为宗教源自人本身，自然也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如同真理四海皆准。因而宗教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只在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界之内开展，它拥有非常广阔的舞台。假如再深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知道，宗教的这个特征越是明显，它的传播也就越快越广，而跟法律、气候、民族因素关系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总与各自的政体或社会状况相关，它们通常仅限于一国之内，较少跨越国境的范围。因为在教义中常常保留着某一民族的某一城市的面貌。异教有时候会有狭隘，引发宗教迫害，在异教中也几乎看不到布道热忱。所以，基督教来到之前，在西方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宗教革命。那些曾阻挡异教的障碍，基督教很轻易地就扫除了，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征服了大多数的人类。基督教的胜利，很大原因是它的抽象而普遍，它比其他任何宗教更能超越国家民族、政府形式、社会形态、时代特征以及种族的特性。而且我这么说，并非是对圣教不敬。
因此，大革命的确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然则法国革命所重在现世，宗教革命更注重于来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人，不因国家和时代而有异，法国大革命也有这样的特征，它眼中的公民也是抽象的，脱离于具体的社会。它最关注的是全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般义务和权利，而不单单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问题，法国大革命始终在尝试找出更具普遍性、更自然的那部分，也是如此，大革命才被所有的人理解，也能到处被人们所效仿。
法国大革命好像要开创全人类的新世界，而不局限于本国的革新。因此，它也激发了一股空前的热情，它的高涨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无法比肩。大革命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掀起了传播信仰的热潮。因此，它始终都具宗教革命的特点，令当时的人们震惊、恐惧；或者干脆说，大革命已演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尽管它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没有上帝，也没礼拜日，更没有来世生活，然而它的士兵、门徒或受难者遍布全世界，就像伊斯兰教那样。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法国大革命的手段史无前例，大革命的观点是全新的。在以往的各世纪，即便中世纪的鼎盛期，也出现过类似的鼓动宣传者，他们变革具体的风俗，用人类社会的最普遍准则，以天赋人权与本国的社会制度相对抗。然而，这些尝试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18世纪，星火燎原般燃烧欧洲的这一大革命，在15世纪很快就熄灭了。要想引发革命，就必须有变化发生，比如人们的地位、社会风俗的改观，这些精神准备让学说更深入人心。
有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天差地别，那些普遍的法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另一些时代，只要向人们展示某个法则的朦胧面貌，他们就能潮水般涌向它。
最异于寻常的不是法国大革命采用了各种手段，构筑了各种观点。它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带动众多的民族都能有效地运用大革命的手段，又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些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