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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的感染力与魅力

所有积极努力的举动都具有普遍的感染性。勇敢的人对孱弱的人能起到激励作用,能够推动他们鼓起勇气,促使他们跟随自己的脚步。所以诺皮尔描述维拉之战时说,当西班牙中心被攻破,人们进行大逃亡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哈瓦洛克的军官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在前面奔跑,号召人们紧随其后。他用力踢着马,一路疾驰,越过了法军的保护线,勇往直前。西班牙人士气大振,他们立即冲杀过去,同时齐声高喊着“好男儿!”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冲破了法军的防线,安全地逃离到山坡下。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总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让其他人紧随其后。他们让所有受其影响的人都振奋起来,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一切善行的中枢机构。如果让一个有着积极正直品格的人处在一个被信任和拥有权威的位置上,那么所有在他领导之下的人都会感觉自身的力量陡然间获得了增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占丹被任命为市长时,他的个人影响力马上遍布到了办公室的各个角落。每一个在纳尔逊指挥下的海员,知道纳尔逊是他们的领袖,都一律受到这位英雄的鼓舞和激励,这就是来自人格的力量。

在华盛顿决定成为主帅的那一刻,美军的力量仿佛获得了成倍的增长。在许多年以后的1798年,法国很可能要向美国宣战之际,那个时候,华盛顿年事已高,且已告别政治生涯,住在弗农山的隐居别墅里,亚当斯总统给他写信说道:“我们必须要用您的名义,如果您能允许我们使用的话。因为这样做比用许多军队都更有效。”这就是这个伟大总统的高贵的品质和杰出的能力所招致的国人的无与伦比的敬仰之情。

有时,个人品格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仿佛具备了超自然的力量。“如果把我放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庞培说:“将出现一列军队。”正如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听到隐士彼得的声音,“欧洲就会觉醒,对亚洲发起进攻。”哈里发欧默说过,他的拐杖比别人的剑都能给人以更多的恐惧和敬畏感。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他们的名字就像喇叭的声音一样让人振奋。当道格拉斯在奥特本战场上受了致命伤时,他要求人们比从前更响亮地喊他的名字,他说,在他的家族中有一个传统,说一个死去的道格拉斯可以赢得一场战役。他的后继者被这种叫喊他名字的声音鼓舞了起来,他们重新获得了勇气,集合起来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于是,在苏格兰的诗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道格拉斯死了,他的名字却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有很多人都是在死后才取得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和胜利。米格里特说:“恺撒老朽的尸体,被人刺得千疮百孔,他反倒比以前显得更有活力、更有权力,更让人肃然起敬。当时他显得那样圣洁、可敬。尽管他也有一些缺点,但他却充满人性。”对于威廉先生,当他在代尔夫特被耶稣会会员的特务暗杀之后,其崇高的品性对他的同胞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他被谋杀的那一天,荷兰政府决定:“在上帝的名义下,不惜金钱与血的代价也要查明真相。”事实证明,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同样的事例在所有历史和道德领域内举不胜举。伟人的一生就是整个人类力量的一座持久的丰碑。伟人们离我们远去,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依旧存留下来并在人类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于是,他有限生命中的精神和灵魂得到了延续,成为永恒,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促成了未来民族品格的形成。那些品格最为高尚的人是人类前进史上真正的烽火和灯塔。他们正如在山顶上放置的盏盏明灯,照亮了周围整个道德的领域,并且他们的灵魂之光将继续照耀后继的世世代代。

崇敬和佩服真正伟大的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他们使他们的国家变得神圣,他们不仅振奋了与他们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同时也激励着他们的后辈。他们崇高的事例成为了他们民族宝贵的遗产。他们高尚的事迹和伟大的思想也是整个人类遗产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部分。他们把现代人和先辈联系起来,还提升了人们未来生活的目标,提高了人们生活的原则和水平,保持了人类品性的高贵和尊严,他们还为人们的心灵注入了生命中最有价值、最尊贵的传统和才华。

品格体现在思想和行为当中,从本质上说它是不朽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个人的思想将存在于几个世纪人们的思想意念中,直至它最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践中发生作用。这些思想历经百世,仿佛是来自逝者口中的话,依旧影响着活在几千年以后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摩西、大卫、所罗门、柏拉图、苏格拉底、赞诺芬、塞尼加、西塞罗和艾彼科蒂塔思他们仿佛仍在他们的坟墓中与我们对话,他们依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并影响着后人的品格———尽管他们的思想是在他们所不知道的时代被他们不曾说过的语言传递着。狄奥多尔·帕克曾经说过,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国家来说比像南卡罗莱纳这样的许多州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如果这样的州今天就从世界上消逝的话,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还不如苏格拉底消失带来的影响大。

伟大的劳动者和高尚的思想家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然而历史受到人性方面的持续性影响却来自人们的品格———伟大的领导者、国王、牧师、哲学家、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们的品格———他们是人类真正的贵族统治阶层。事实上,卡莱尔先生曾经明白地指出,普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伟人的历史。伟人们理所当然地记录着整个国家、民族生活的各个纪元,标志着整个时代,他们的影响起着主动作用。同时也要受到反作用的,虽然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创造出了公众的思想。他们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目标一致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制度”。他们创造了伟大的思想,并将其推而广之,于是这些思想就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可以这么说,早期革命者开始了改革,有了早期的革新,现代思想的解放运动紧随而至。爱默生说过,每一项制度都应被看作是某个伟大人物影响力的拓展。正如伊斯兰教之于穆罕默德、清教主义之于喀尔文、耶稣之于洛幼拉、教友派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派之于韦斯利,废奴主义之于科莱克森。 Q/zeRiIU2OzkLzozjzSaik/rS+SMfHF7v5Qe6/UMFcYhYFg4JzQ61W++aWYf3k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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