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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我从报上看到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马上报了中医儿科学专业，有幸录取，成为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江育仁先生的弟子。先生要求我们“四能”：能看病、能写作、能讲课、能科研，提出了他对中医高级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提出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生是要做课题的，中医研究生的课题怎么做？大家都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如何选题。我看到先生在1979年11月出版的《脾胃学说及其临床应用》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调理脾胃在儿科临床上的指导意义”，其中有100多字讲“脾健贵在运不在补”，觉得有文章可做。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运脾法为主治疗小儿脾胃病的研究”，得到先生首肯，就从文献研究、病种选择、治法确定、方药制剂，到开展临床和实验研究，苦干两年，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儿科运脾法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并且初步掌握了中医临床科研的思路与方法。
1991年，我又作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随江育仁教授再学习三年，跟师临证学习导师经验，抄录老师医案5000余则，撰写发表老师临床经验总结论文多篇，并在1993年获得首届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优秀论文奖。直至2003年1月先生驾鹤西去。24载春秋，形影未离，如子绕膝。其间，有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诲，有言简意赅的迷津指点，有为人为医的潜移默化，有立足宏远的阔论高谈。总之，我从先生处学到了许多许多，尤其是他博览群书、勤于临证、敢治难症，而且擅长融会古今，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提炼，提出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留下了现代中医儿科浓墨重彩的一页，使我终生受益。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校工作。实际上，1981年我还在读研期间就已经开始从事本科教学工作，我在三尺讲台上站了30多年，直到现在仍坚守在教学第一线。而且，我时时想到的是，我们不仅要将每节课讲好，将不同层次的学生带好，还要让我们的教学随着时代而进步。周围的学术环境在不断变化，儿科的疾病谱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随之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使我们培养的学生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我在2002年主编的《中医儿科学》新世纪教材就比我导师江育仁先生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中医儿科学》五版教材内容更新一半以上。同时，我还提出建立中医儿科学立体化教材体系的理念，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编制了一批视听教材、CAI课件、网络课程，运用了视频、音频、照片、录像、动画等多种媒体，利用网络的实时、非实时交互功能，具备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协作性、自主性，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教育教学方式革命。由于在本科教学中的成绩，先后多次获得江苏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全国中医药优秀教材奖，多种多媒体课件奖等，共22项次。我所主编的《中医儿科学》教材获评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Pediatrics in Chinese Medicine》成为国际标准化英文教材，在国内外中医药教育中被广泛使用，并被作为中国、新加坡等多国中医师资格考试的蓝本教材。
我1990年成为硕士生导师，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5年指导博士后，是中医儿科学科继江育仁教授之后的第二个博士生导师，第一个中医儿科学博士后合作导师。我一向认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中医儿科学发展的关键是培养一批熟谙传统中医儿科学、掌握现代相关学科知识、具备创新型思维和开拓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应是研究生教育和师承继续教育。我和俞景茂教授合作主编了第一本中医儿科学研究生教材《中医儿科临床研究》。20多年来，我指导的研究生已达百名，还带教了全国、江苏省、本单位的徒弟及中医临床高级研修人才等数以百计。他们分布在国内各省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级医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加蓬等国家，其中多数成了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已有20多人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他们中不乏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成功人士，如我的学生们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空军总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河南中医学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单位都成了学术带头人；赵霞博士36岁时成为全国中医儿科最年轻的教授；袁斌等8名各国弟子成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洪两博士担任了新加坡中医师资格考试、审核组主席；徐伟英博士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位中医学博士等。从教30多年，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的弟子中涌现了一批英才，他们在中医儿科的未来将会发挥出杰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