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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癌症已成为高收入国家和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和难以承受的负担，预防和控制癌症的危害已成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长期以来，人们都把降低癌症负担的前景和主要手段放在找到癌症治疗的“特效药”上，寄希望于发现根治癌症的“魔弹”，以为只要发明了这样的“特效药”或“魔弹”，便可一了百了地解决癌症的全部问题。其结果是大量经费放在研发癌症的高、精、尖诊断设备和根治新药上，导致癌症的诊疗费用极其昂贵，给患者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因癌致贫或因癌返贫的现象层出不穷，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造成严重障碍，大大地加重了当代愈演愈烈的“医疗保健危机”。已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不但是降低癌症危险、发病、患病和死亡率以及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有效策略，而且也是少投入、高产出、低费用、高效益和可持续的癌症控制关键措施。因此，预防肿瘤学必须应用现代预防医学的原理和方法，掌握和预测肿瘤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探讨和验证肿瘤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社会决定因素，研究和开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制订和执行以证据为基础的综合肿瘤防控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考核和评价肿瘤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逐步地降低常见癌症的危险、发病、患病和死亡率，改善存活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缩小癌症危害和防治服务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预防肿瘤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的主要领域牵涉到实验室，流行病学，临床，社会心理和行为，以及保健系统和保健政策。实验室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和验证癌症的病因和生物学致癌机制。流行病学研究是通过人群流行病学监测，掌握和预测肿瘤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探索和验证肿瘤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社会决定因素，对研究和开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考核和评价肿瘤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也有重要作用。临床试验，包括预防、早期发现的现场人群试验，是预防肿瘤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研究和制定肿瘤预防和控制干预措施的科学证据，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特别是行为、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烟草、酒精，不健康食物，身体缺乏活动、超重、肥胖、紫外线暴露和不健康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的探索和验证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筛检计划或治疗方案是否被接受和得到坚持，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对病人及其家庭，以及保健提供者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大小，也与社会心理和认知状况密切相关，广泛开展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无疑是预防肿瘤学的重中之重，需要得到更大的关注。癌症政策和保健系统的研究，对制订和执行肿瘤的综合循证防控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为临床和社区预防服务提供循证规范和实践指南，降低个人和群体癌症负担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
预防效果试验是评价癌症预防干预措施安全性、有效性和可行性的随机对照研究，包括化学预防药和预防疫苗，筛检方案，遗传学和/或行为生活方式干预（即食物、锻炼、戒烟）以及环境、政策干预的临床和人群随机对照试验。癌化学预防研究与治疗研究不同。癌化学预防试验一般在相对健康、已被检出有上皮内癌变（IENs，即结直肠腺瘤、膀胱乳头状瘤、导管原位癌、光化皮肤角化），或在被确定为高危人群（因遗传或其他因素增加风险）的志愿者中进行。这些研究通常使用随机、双盲（即医生和参加人员均不知道处理的分配）、安慰剂对照的方法进行，参与试验人数多达几千到几万人，常使用中间终点进行效果评估，花费非常昂贵（参试者超过一万人的项目，需要投资达1亿～2亿美元），试验时间超过5～10年才能看到明确效果。因此，根据预防肿瘤学成立以来近40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国外一些国家开展肿瘤综合预防和控制所取得的进展和经验，预防肿瘤学的研究任务和内容包括：
通过肿瘤的人群监测，掌握和预测肿瘤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是预防肿瘤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对探讨和验证肿瘤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社会决定因素，研究和开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肿瘤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制订和执行以证据为基础的肿瘤综合防控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考核和评价肿瘤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肿瘤的人群监测是指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有关肿瘤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资料，经过分析、解释后及时反馈和利用信息，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评价其效果的过程。
为了评估肿瘤对居民健康和生命的危害情况，以便有计划地开展肿瘤的预防和控制工作，科学工作者和一些国家政府，很早就注意收集肿瘤在人群中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开展了经常性的肿瘤发病和死亡情况登记报告、生命统计、死因调查、患病调查以及病理材料和医院临床病例的统计分析，作为掌握肿瘤病情及其变动规律的基本资料来源，已积累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资料。但是，单靠这些方法和途径仍然无法满足肿瘤预防和控制工作的需要。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和改进肿瘤的人群监测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癌症登记报告和死因统计分析，了解和掌握居民的疾病谱、死亡谱和肿瘤的构成模式，研究和预测肿瘤及有关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为确定肿瘤的防治重点和优先顺序，评估肿瘤防治工作的能力，考核防治工作过程的质量和效果，制订和实施肿瘤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为了开展肿瘤的人群监测工作，必须将肿瘤的人群监测工作作为肿瘤综合防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专门的机构，赋予相应的行政职能，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人员，以及保证运作所需经费。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自从1965年成立开始，就十分重视肿瘤的登记报告和人群监测研究，通过肿瘤登记培训班，培训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肿瘤登记干部，编辑和出版世界五大洲癌症发病率汇编，供有关各国肿瘤防治工作者使用，对全球肿瘤预防和控制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和开发的，估算世界各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和患病率的方法、技术和统计分析计算机软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制订肿瘤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各自的肿瘤预防和控制工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研究人员进行肿瘤研究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21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扩大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有关危险因素的监测，提出了一个非传染病危险因素的阶梯式监测工具（STEPS）供各成员国采用，以便逐步建立一个包含核心变量的、数据可比的调查、监测和追踪系统，作为低、中收入国家制定、实施和评价慢性非传染病控制规划的基础，改善和提高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数据资料质量和可比性。阶梯式监测方法为低、中收入国家启动慢性非传染病防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对资源不足的国家逐步开展标准化癌症和危险因素监测有重要指导作用。
此外，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美国抗癌协会（ACS）与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合作，在卫生保健研究和质量管理局（AHRQ）和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支持下，共同开辟的癌症控制计划、连接、行动和循证工具网址（cancer control P. L. A. N. E. T.），为从事癌症预防和控制的卫生工作者和广大公众，快速获取高质肿瘤统计数据和最新最佳证据，提供了新途径和可靠来源。其中由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通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公开发布的临床循证预防服务规范，由美国社区预防服务工作组，通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提供的社区预防服务指南，对制订和执行癌症综合防控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也具有很大帮助，可广泛用于不同地区人群癌症负担和危险因素流行的评估，下载和使用各种以证据为基础的干预方案，供开展癌症预防和控制协作和信息交流参考。此外，2004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和瑞士、法国抗癌联合会合作，为欧洲各国非政府组织编写和出版的“癌症循证预防手册”（Evidence-based Prevention：Strategies for NGOs），对推动欧洲和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制定和执行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计划，也有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一直没有任何有关居民疾病和死因的系统监测工作，1950年起才逐步开展传染病监测活动，1980年建立全国疾病监测点，2003年起改为全国疾病监测系统，但仍然没有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功能和内容。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肿瘤医院李冰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我国根据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研究提供的经验，组织开展了涵盖全国85 000万人口的居民死因回顾调查，首次摸清了我国居民的死因构成，掌握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分布规律，绘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为开展全国肿瘤防治工作指出了方向，也为建立我国肿瘤人群监测系统奠定了基础。第一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后，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接着在我国组织开展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成为我国肿瘤人群监测和慢性非传染病监测的开端，至今已积累了比较全面的经验。今后，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按照“2011—2020年中国肿瘤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的要求，使用现代信息和网络通信技术，继续完善和加强我国的经常性肿瘤发病、死亡登记报告制度，扩大登记报告的覆盖范围和登记报告的内容，逐步纳入肿瘤危险因素和肿瘤预后情况的监测，同时收集全国及各地区癌症控制能力建设的情况，争取尽快建成一个符合我国国情，能代表我国十几亿人口、几十个少数民族特征，具有监测、流行病学研究和最终结果评价功能的现代信息平台，更好地掌握和预测全国和各地区肿瘤负担及其危险因素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加快我国预防肿瘤学的发展。
开展肿瘤的病因学研究，探索和验证肿瘤发生和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是研究和制订肿瘤预防和控制策略和措施的基础和根据，对降低肿瘤危险、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近几十年来对人类癌症发生的原因和致癌机制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大多数常见癌症的危险因素已被识别，各种与癌症发生有关的慢性感染因子，如烟草使用，过度饮酒、不健康饮食习惯、不平衡营养、身体活动不足、超重和肥胖、职业和环境致癌暴露、内外源激素、性生殖因素、医源性致癌因素、离子辐射以及遗传易感性等与人类癌症的因果关系，已得到较充分验证，为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至今尚有不少常见癌症的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仍不够明确，特别是食管鳞状细胞癌，食管腺癌，胰腺癌，肾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白血病和淋巴瘤，儿童肿瘤，脑瘤和一些肉瘤的确切病因和危险因素仍知之甚少。因此，预防肿瘤学必须继续开展基础，临床和人群的病因学研究，更深入地探讨和验证癌症的遗传、表观遗传、环境、行为和社会文化决定因素，掌握癌症始动、促进和进展，以及转移、复发、预后、易感和抗药性的原因和机制。特别要开展分子病理分型和流行病学联合研究，分析肿瘤发生和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弄清基因表达改变在肿瘤进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探讨易感基因和癌症发生发展的关联；同时加强多学科的协作研究，使用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探讨癌症与其他疾病的关系，更好地掌握降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以及姑息治疗的有效干预方法，为研究和开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因此，预防肿瘤学的病因研究应该包括：
调查和研究宏观环境因素对癌症发生、发展、转移、预后和复发的影响。肿瘤的宏观环境包括人们暴露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因子，这些因素受行为，生活方式，经济和文化因素，如食物、体力活动、烟草使用、生殖史及生殖行为的影响。继续组织和开展大样本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建立统一共享的数据资料系统和生物样本库，供研究者共同使用和合作分析，才能加快常见癌症的病因学研究速度。此外，还要加强临床前期和临床研究，了解和掌握宏观环境暴露作用的生物和分子机制，收集和验证暴露或早期组织损害的生物标志物，并积极研发适于系统评估和定量分析所需的统计方法、测量技术，以及癌症风险和负担的系统评估和定量分析方法。
研究和探讨组织微环境对癌症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影响。组织的微环境，包括基质细胞，细胞外基质，生长因子、局部和全身产生的其他蛋白，除对肿瘤启动、促进和进展起很大作用外，还能改变药物代谢，产生抗药性，影响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干预效果。因此，开展各种常见肿瘤的微环境的研究，阐明微环境中基质细胞和其他成分与炎症、肿瘤干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肿瘤发生和发展影响，为开发相应靶向干预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阐明癌症和人类其他疾病之间的关系。近几十年愈来愈多的研究发现，癌症的易感性和其他疾病，例如乙型肝炎，人免疫缺陷病和其他免疫功能障碍，慢性胃肠道炎症，肥胖和糖尿病等与癌症的发病也有关。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探索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关联，并与各学科研究人员合作，加速高危险人群的识别，加快癌症和其他慢性病预防药物的开发，通过流行病学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干预试验，探讨对其他疾病防治有效的药物用于癌症预防和治疗的可能性。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炎症通过影响微环境中多种细胞与多种因子的相互作用，调控机体多种生理和病理信号网络的平衡走向，其中非可控炎症和微环境，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阐明非可控炎症恶性转化的分子机制、网络调控关节点和扰动规律，对研发癌症的化学预防药物以及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新方案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应用当代最新技术和方法，探讨和验证癌症的危险因素和致癌机制。生物学发展进入后基因组时代而开发的组学技术，即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新技术和方法，为预防肿瘤学病因和致癌机制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广阔领域。这些新的系统生物学技术，即高通量的各种组学研究手段，可同时观察涉及分子网络（包括DNA、RNA和蛋白质）的复杂关系，对将流行病学和基础生物学连接起来，开展癌症的病因和致癌机制研究，具有极好的应用潜力，使我们能够将基因变异、基因表达和修饰、蛋白质，以及信号和代谢途径等多方面的信息，在不同层次上加以整合，并与具有人群特征的流行病学前瞻性研究设计相结合，形成一个新颖的系统流行病学的全组学设计（globolomic design），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暴露与结局之间的生物学和分子机制提供可行途径。
加强癌症行为、环境、遗传和表观遗传原因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流行病学家、基因组学家以及临床、基础和人群研究工作者，应组成战略联盟，密切协作，使用新开发的各种组学工具和高通量筛检技术，开展大规模的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家族研究，以弥补个别研究团队或学者，分别和独立研究的不足，加快外显性易感基因和基因-基因，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速度。
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遗传易感性和癌症发生的因果关系。包括阐明易感性基因变异与癌症发生的关联，特别是对各种癌症生物标志物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炎症、修复、免疫生长、肥胖和代谢对外显率突变的影响，使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技术，筛检和发现人群的低外显率癌易感基因，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基因、环境因素及其他基因相互作用在癌症发生和发展中的意义。
加强癌症负担和预防控制服务的潜在社会决定因素研究。
控制和消除癌症对人类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和方法是预防。而预防的重点必须放在改变危险行为，减轻遗传和环境危险因素的影响，以及通过早期医学干预、阻断致癌作用这些关键环节上。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对癌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更全面了解，为预防癌症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愈来愈多的癌前病变分子标志物的发现，为开发靶向预防药物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此外，跨学科研究，对阐明分子、行为、遗传和其他癌易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有很大帮助。预防肿瘤学必须加强肿瘤预防和控制最新和最佳证据的系统评价和推广使用，加速癌症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的开发和利用，尽快遏制和减轻癌症对人类产生的威胁和危害。其中最有效的研究策略是，通过临床和人群干预研究，集中探索和验证行为和生活方式、食物和营养、环境和政策的有效干预措施，特别是癌症预防疫苗和化学预防药物的开发。我们必须系统地掌握和及时地了解最有希望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进展，将研究取得的新发现，尽快地转化为可用于临床和社区预防服务实践的方法。
癌症是一系列常常无法通过检查个体发病过程加以证明或预测的极其复杂的疾病，因此预防癌症极具挑战性。肿瘤预防和控制策略和措施的研发，必须使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强调早期事件和可变性来加以探讨。
（一）癌症的一级预防
癌症的一级预防又称病因学预防，是指针对已知病因或危险因素，采取有效和适宜干预策略和措施，消除、拦截、降低、延缓和逆转致癌作用，达到降低癌症的危险、发病、死亡和患病率的目的。国内外癌症预防和控制的经验表明，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通过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已使烟草使用泛滥和流行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通过使用癌症预防疫苗接种、抗感染治疗和使用化学预防药物，一些癌症的发病率已开始得到初步控制；使用严格的政策和立法监管手段，发达国家的职业和环境致癌危害已大大减轻；通过改变食物的储存、运输和加工方法，已取得降低膳食致癌物质污染的效果；采取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活动，人们的不健康膳食，身体缺少活动，不良性行为，以及过度阳光暴露等生活方式在逐步改变。所有这些病因学干预策略和措施都是一级预防的重要内容。然而，一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被证明有效可行的策略和措施，还无法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很多癌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依然不明。因此，继续研究和开发适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癌症一级预防干预策略和措施，仍然是预防肿瘤学面临的重要任务。
研究和开发降低癌症危险行为干预措施。已有充分科学证据表明，超过一半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可归因于各种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使用烟草、不合理日常饮食、缺乏运动锻炼、超重和肥胖、过度日晒和辐射暴露以及过度饮酒。因此研发有效和可行的行为干预策略和措施，是肿瘤一级预防最重要和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必须积极组织对危险行为和如何有效改变危险行为的多学科的研究，包括研究和分析社会、社会心理、环境、生活方式、政策、文化、生物和遗传决定因素对肿瘤发病的影响，阐明人们对危险行为、保持健康行为或改变危险行为的态度，以便研发创新的行为和社区干预措施，消除有害行为和生活方式，促进健康和防癌养生保健的普及，降低个体、家庭和社区人群癌症危险和负担，达到最终降低癌症发病率、患率病和死亡率的目的。
研究环境和政策干预对癌症危险的影响。环境和政策干预，包括限制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增加卷烟价格和建立无烟工作和公共场所，降低烟草使用；提供步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方便、有吸引力的楼梯，以及公园绿地，鼓励和吸引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和从事适当的体力活动；加强行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探讨人群行为、如何改变危险行为以及通过环境和其他政策，以便降低癌症危险的有效策略和措施。其中特别要注意开发适合国情的环境和政策干预措施，例如限制西方垃圾食物的输入，为学校、办公室、车间和公共场所提供健康食物和便于体育锻炼的环境，克服人们参与筛检和获得医疗服务的障碍，为这些干预政策和措施效果评价提供可行方法和技术。
研发消除、拦截、降低、延缓和逆转癌症始动、促进、进展和复发的干预措施。目前已有可信证据表明，使用药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疫苗、全食物、食物成分和其他物质可消除、拦截、降低、延缓和逆转致癌作用以及癌前病变的进展。归因危险分析表明，感染是我国癌症发病和死亡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我国常见癌症预防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除了继续普及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外，还应组织力量开展宫颈癌预防疫苗的人群临床试验，加快胃癌幽门螺杆菌和E. B.病毒预防疫苗的研发，逐步扩大这些疫苗接种人群的覆盖范围，遏制相关癌症的流行，降低癌症的死亡负担。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和扩大癌症化学预防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尽快找到能预防和推迟癌症发病的合成和天然药物，包括食用植物化学物、中草药制剂以及可干扰致癌过程的细胞和分子靶向药物，并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临床和现场人群试验，加快验证这些制剂修饰致癌过程中间终点（生物标志物）的效果，达到最终预防或延缓癌症发生的目标。最近的研究发现，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不但可以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预防和降低癌症发病和转移风险也可能有效。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身体许多器官的慢性炎症与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积极探讨预防和治疗慢性感染和炎症的抗生素药物及中草药制剂，特别是对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预防复方制剂的研究，无疑是癌症和心血管病化学预防极有希望的策略之一。
开展致癌物质和危险因素致癌证据的定期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随着癌症流行的生物、行为、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的调查研究报告越来越多，为了及时识别和整合个别研究获得的证据，掌握有实用意义的发现，预防肿瘤学必须制订肿瘤危险因素对人致肿瘤危险的评估方案，作为指导肿瘤临床和社区预防服务的参考依据。这种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工作，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筹集相应的经费，通过循证实践中心，进行公正、公开和透明的提名和严格的同行评价和分析，提出便于执行的计划和建议，并加以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些定期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和借鉴致癌物质和其他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环境危险因素明确的和一致的证据，提供供制订和采取公共卫生政策或监管行动的参考，而不必全部依靠自己开展研究来寻找癌症循证预防和控制证据。
（二）癌症的二级预防
癌症的二级预防是应用快速、简便可靠的检验、检查或其他措施，对一定年龄以上或已有危险因素但尚无症状的人群进行预防性筛检，以便发现癌前病变和早期癌并给予积极治疗，达到降低死亡率及提高生存率的重要策略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现有的癌症筛检技术和方法如果应用得当，可降低约1/3的癌症死亡率。目前我国就诊癌症患者中，早期病例不足10%，中、晚期病例超过80%，临床治疗花费大而收效小，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必须做到在癌症浸润和转移前开展筛检，发现早期癌症或癌前病变，使患者得到根治，提高存活的机会，减少癌症的死亡。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通过例行筛检发现大肠癌前病变腺瘤或息肉，并在早期阶段加以切除，可降低90%以上结直肠癌的死亡。同样，宫颈癌和乳腺癌也可以通过巴氏细胞涂片和乳房X线照片检查，发现癌前病变或早期癌，及时加以有效治疗，大大降低死亡率甚至发病率。不过至今仍有很多常见癌症还没有适当的早期发现和筛检方法，例如，卵巢癌和胰腺癌还没有可靠的早期筛检方法供早诊早治，一些癌症，如肺癌，虽然临床试验表明，使用螺旋CT进行筛检可降低死亡率，但因存在辐射危险和过于昂贵，仍难以在人群中推广使用；使用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对健康人群进行筛检，无疑可降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但也可能存在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系统评估。《2004—2010年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已将癌症早诊早治作为癌症控制的主要策略之一。2004年，中国卫生部疾控局、中国癌症基金会和部分省（区）卫生厅，已开始建立癌症早诊早治示范基地，开展以早诊早治为主的癌症防治工作，癌症早诊早治工作愈来愈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作为各级政府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正在全国逐步广泛推广，取得了初步成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是癌症二级预防的策略和措施还没有得到各级立法部门的认可和批准，尚未被列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经费投入也严重不足。另外，除宫颈癌筛检技术方案较为成熟可行外，大部分常见癌症仍缺乏符合国情的循证可行技术，更谈不上在人群中普遍推广应用。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快研发更多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筛检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使用影像，蛋白组学，纳米技术和其他先进的早发现和早诊断技术，经临床和人群试验证明确实有效和可行后，再普及推广应用，方能达到提高癌症根治率和降低死亡率的目的。
加强和促进多学科协作研究，探讨和验证适于常见癌症早期发现和人群筛检的生物标志物。至今，只找到几个癌症生物标志物，即宫颈癌的巴氏细胞涂片检验，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检测，肝癌的甲胎蛋白（AFP）测定，乳腺癌CA 15-3和卵巢癌CA 125试验，作为临床筛检或疾病监测之用。今后必须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验证和确认可用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生物标志物，阐明生物标志物是否能真正预示癌症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有无癌症对象的比较，验证生物标志物是否可以作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效果的预测指标，并准确地评价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和适宜性，提高癌症患者的存活率，降低其死亡率。
通过构建癌症高危人群评估模型，识别和确定最有望从癌症筛检获益的常见癌症高危人群。目前，开展癌症筛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常见癌症缺少适宜的筛检方法和技术，而已有的筛检方法和技术，阳性检出率低，效果不确定，存在副作用。筛检成本高，也造成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难以开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不足，诊断水平参差不齐，开展全人群普查，经济负担无法承受。许多在发达国家已被证明有效可行的癌症筛查筛检方案，由于国情的不同难以照搬在我国实施。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采用癌症风险评估方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癌症高危人群评估模型，识别和确定最有望从癌症筛检获益的常见癌症高危人群。以便采取适宜的筛检方案进行早诊、早治，才是高效率、低成本、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途径。
研发用于早期发现，危险评估和确定复发的更好的诊断和筛检工具。提高癌症诊断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有助于医生为个别患者制订最适当的治疗计划。因此，必须开发和评价高通量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快速、准确诊断病人的技术，大量收集有关临床诊疗资料、肿瘤标本和其他生物样品，用于评价新的诊断方法和筛检技术使用，并通过临床试验，在不同癌症病人中对这些技术进行验证和评价。这些通过验证证实的筛检和诊断技术，可供临床医生做出更早、更准确的诊断，为患者设计最好的治疗和预防干预计划并估计肿瘤复发的可能性。
筛检的主要用途是早期发现处于临床前期或临床初期的病人，以便进一步确诊，达到早期治疗提高治愈率的目的。因此，筛检是二级预防的重要措施，在预防肿瘤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超过13亿人口，目前发达国家开发和使用的癌症筛检和早期发现方法和技术，有些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组织系统的证据评价，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价值，引进和采用一些适宜的技术，作为我国高危人群的筛检工具，同时组织力量研发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癌症筛检或早期发现方案。
（三）癌症的三级预防
癌症三级预防也称临床预防或康复性预防，目标是控制转移，防止病情恶化，预防并发症、复发、伤残和第二个新癌的发生，任务是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MDT），选择合理的最佳诊疗方案，及早控制癌症的发展，尽力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重返社会。由于大多数癌症的死亡不是原发癌症所致，而是远距离转移的后果。因此，积极开展以控制癌症转移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为目的的癌症三级预防研究，是摆在预防肿瘤学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癌细胞和它所处微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新癌症能否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对已患癌症患者，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转移的发生，预防并发症和伤残，达到延长癌症患者寿命并促使功能的恢复，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的目的。
研究和探讨癌症转移行为的分子和细胞决定因素。研究鉴别转移和非转移癌的分子和细胞特性的差别，发现和识别原发癌症早期出现，可导致转移的一些遗传特征，寻找预后评价指标，提供癌症预防和控制转移预测的依据。这些预后评价指标包括血或组织样品含有的脱落癌细胞，上皮生长因素受体蛋白，细胞因子，其他影响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蛋白和多肽（PTHrP）等。此外，探讨肿瘤干细胞在癌症进展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对开发癌症预后指标和治疗的干预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生物医学新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纳米技术和影像工具，探讨和验证遏制和预防癌症进展和转移的新途径。对大多数癌症来说，要取得预防的成功有赖于精确的风险评估，要达到根治的目的取决于早期发现。因此，积极开展蛋白组学、生物标志物和纳米技术的研究，使用分子靶向成像、高通量检测技术和遗传易感标志物来识别微小肿瘤及其分子特征，成为未来三级预防的一个重点。
研究和开发肿瘤分型基因或蛋白芯片，供不同病人选择高效、低毒、低剂量、局部给药的靶向治疗药，特别是只针对癌细胞而不影响正常细胞的低剂量、耐受性好，适于局部给药（肺部喷雾剂）和抗体导引给药的靶向抗癌药。
重组和整合临床试验体系，加快识别最有希望的新治疗干预措施。组成新合作关系，开展多学科协作，基于最新的科学进展，重组和整合现有临床试验体系，加速优先治疗干预措施临床试验的开展，并与药物产业部门和卫生保健提供者加强合作，探讨保证目标人群癌症患者充分参与临床试验的策略，建立临床试验和评估结果的综合数据库，协调和优化癌症患者的信息管理和数据共享，加速癌症新的治疗药物，特别是靶向药物的开发，降低和消除癌症治疗的毒性和副作用，加强其他癌症循证康复策略和措施的探索。
目前，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不面临癌症的威胁，即使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癌症的危害，迫切需要采取有效可行策略和措施予以应对。考虑周密的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是弥合知识与实践之间差距和实现相应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可用资源，系统和全面执行适宜的预防和控制循证策略，逐步降低癌症危险、发病、患病和死亡率并改善癌症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一个公共卫生计划。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应当组织力量，广泛宣传，大力倡导，动员支持，精心制订、充分执行、严格考核和系统评价一个符合本国或本地区实际的癌症综合防控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使有限的资源得以平衡、高效和公正地利用，从而使全体人民受益。国内外癌症预防和控制历史经验表明，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共同参与，精心筹划的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更容易贯彻执行并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些有声望和有影响的机构和人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抗癌联盟，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肿瘤专家等，具有影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决策层做出明确承诺和决策的能力。因此，必须设法动员这些机构和人物，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开发领导层，使政府决策者将癌症预防和控制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作为治国执政的重要民生工程，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国家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计划是由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组织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对国家的癌症负担情况，危险因素流行程度，现有的有效适宜技术，社会经济状况，环境背景和卫生保健系统服务情况进行系统评价，共同精心设计和反复修改而产生的一个符合该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癌症循证预防和控制战略计划。198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已逐步将制定和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作为癌症预防和控制的关键策略和重要途径，在全球加以宣传和推广，至今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达到希望的癌症预防和控制结果，对美国的癌症控制工作进行了重新评估和整合，提出了一个更具雄心和更为可行的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概念，并通过建立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示范区，逐步发展成为囊括全美50个州，7个部落或部落组织，10个领地和太平洋岛屿管辖范围，波多黎各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合计69个地区参与的癌症预防和控制战略联盟。这些数据驱动和以证据为基础的癌症控制综合计划，成为指导每个地区癌症防治的行动指南和依据。其目的在于组织起来，携手合作，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推广癌症筛检活动，教育人们认识癌症症状和体征，主动寻求高质治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加快全美癌症预防和控制事业的发展，早日降低各地区的癌症负担，至今已取得了很大进展。美国的综合癌症控制规划和实施框架由4个关键阶段组成（图3-1）：①根据数据设定目的；②根据目前研究得出的证据，确定一系列达到目的的可能策略；③根据实际能力，设计可行的策略；④根据执行的过程和影响评估，确定有效的和可获得预期结果的策略。针对关键问题，依靠可靠证据，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阶段首先要弄清现状如何?即了解和掌握目前所面临的癌症问题和现有的癌症预防和控制的现状，确定预期的最佳目标和目标人群，找到存在的差距，设定恰当目标，评价干预的可行性以及安排重点和优先顺序等内容。这是一个数据驱动过程，其中包括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掌握和预测癌症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危险因素流行特点和时间变动趋势。有关现有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情况和当前实施的癌症预防和控制活动内容的信息，也可通过专门组织的调查，了解现在正在提供哪些活动和相关服务，质量如何，与其他卫生规划如何整合以及资源提供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为帮助各国开展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状况评估，开发了一个适应不同国情的自我测评工具，可供有关国家参考使用。第二阶段是通过证据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确定现有可能的最佳干预策略，这是一个科学驱动的过程，其中包括可用于危险因素咨询，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社区预防服务的基础研究资料，以及可能在临床和社区预防服务中实施的干预策略和措施的应用研究资料。第三阶段是根据能力和资源，确定可行的策略和符合实际的优先事项，这是一个能力驱动的过程，其中特别要广泛听取有关组织、部门和公众的意见，充分征求专家和患者的建议，详细评估任务的轻重缓急，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才能制订出一个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第四阶段是根据在示范区过程评估取得的初步结果，改进和更新原有计划，逐步完善规划以便达到综合预防和控制计划设定的预期效果。2006年起，美国抗癌协会，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和国立癌症研究所与国际抗癌联盟合作，组成国际癌症控制规划论坛，根据美国的经验和采用的框架模型，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国家癌症控制计划以及国际抗癌联盟有关建议，促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制订国家层面的综合癌症控制计划，大大推动了全球有关国家的癌症预防和控制活动的开展。一个国家的癌症综合预防和控制计划的干预策略，可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专注于个人行为改变的策略（一级预防）（如改变吸烟行为）；第二类是为提高卫生专业人员业务的策略（例如教育临床人员使用新的或改进原有的癌症预防和治疗技术，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并定期培训登记员和癌症流行病学家等）；第三类是专注于癌症控制相关系统政策的策略（如要求医院强制执行某些癌症护理服务）。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的策略和措施数不胜数，一个国家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没有选择地全部采用。因此，制订计划时必须有所取舍，经过反复论证，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确定干预的重点和优先顺序。同时，只要有可能，计划中提出的策略应该是基于现有的科学研究得出的最佳证据，所确定的目的必须是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实现的（achievable），合理的（reasonable），分阶段的（timephased），可评价（evaluable）和能重新审视的（revisited）（SMARTER）。目前，国际抗癌联盟和其他一些机构，已将许多肿瘤预防和控制策略的科学证据，通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总结和汇编成临床预防服务循证规范和社区预防服务实践指南，供有关国家和地区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最后，癌症规划还应包括计划实施和执行所需资金的筹资计划和方案，包括现有资源、尚需的资源，以及从政府和非政府渠道获得的资源的可能策略。一旦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取得大家的认同和领导的批准，就应该采取各种办法和途径，积极争取和筹集计划实施必需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资源，以确保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和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图3-1 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框架
此外，执行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规定的有关内容，需要多学科和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因此，必须通过人员培训，建立项目管理和多学科卫生服务团队，特别是包括有外科医生、放疗科医生、内科医生（肿瘤科医生）、护士以及社会工作者参与的初级卫生保健团队，以便保证规划提出的防治任务的实施。有关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的执行程序参见图3-2。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进行评估和考核，这是对规划执行过程进行监督，从而提高规划执行效果的一种措施，不但可考核规划阶段实施是否顺畅，也能评价规划执行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更新修正，规划过程才能逐步完善。规划过程和执行过程往往有很多重复，执行过程可能会重复规划过程的某些步骤，反之亦然。因此，癌症规划和执行过程都应该保持灵活性，灵活地应对各种始料未及的变化和问题，并随着新知识、新技术、新情况和新需求的涌现，对规划加以及时更新和不断调整。
图3-2 综合癌症控制执行模块
规划框架由4个关键阶段组成：①根据数据设定目的；②根据目前研究证据确定一系列达到目的的策略；③根据能力和资源设计可行的策略；④根据在示范区实施过程评估取得的初步结果，改进和更新原有计划，逐步完善以便达到预期效果
任何肿瘤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要取得成功和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相应的严格考核和评价，计划的任务和措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制订相应的考核和评价工作计划，监测和评估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质量和效果，了解和掌握各个阶段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改进，从而提高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效率，是预防肿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贯穿肿瘤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各个阶段。除了干预设计初期就要进行需求的评估外，实施过程各个阶段的计划完成或结束时，也要进行考核和评价。国家癌症控制计划考核和评价的目的在于，监测计划是否按预期执行，干预措施是否达到目标人群，提供的服务是否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采取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考核和评价主要有形成评价（规划评价）、过程评价、总结评价（影响评价和结局评价）和常规监测等类型：
（1）形成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
即规划的评价，主要用于计划制订阶段，确保所制订的防控计划是基于各相关机构和人员的需求，包含所有相关信息，采取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是否及时可行，反映了现有最佳证据，所分配的资源是否符合国情及当地实际情况。早期阶段的规划可影响干预的设计和实施，相应地与评估程序也有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推荐的评价设计内容包括：
■清晰明确的目的
■明确要收集的数据（与目的有关）
■方法（有效和可靠测量）
■收集工具的鉴定
■数据采集程序（协议）
■数据处理（如何将数据整理供分析）
■数据分析（统计技术）
（2）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
主要用于计划实施阶段，也称监测，是未来实现癌症规划成功的基础，可为计划进展提供有用证据，通常在影响评价前进行。重点关注和跟踪执行的过程是否按计划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实施，干预措施和服务是否真的提供给了应提供的人。评价既使用定性数据，也使用定量数据。主要评价内容包括：
■完成的工作、时间安排和费用
■牵涉人员（等级，数量）
■查询和应答
■服务提供和接触频率
■接受干预的个体数
■计划成本
■服务对象感觉的干预质量
（3）效果评价（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主要用于项目正在实施或计划已完成阶段，关注干预和服务项目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效果评价又可进一步分为影响评价（impact evaluation）和结局评价（outcome evaluation），主要考核各个具体干预措施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是否达到和实现了既定目的和目标。
1）影响评估（impact evaluation）
是干预的短期效果评价，计划目标是否具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及有时间约束的，对随后开展评价极为重要。大多数的社区干预计划的设想是通过监测中间结果，达到增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目的，例如，增加信息、可接近和可用性知识、可购性等中间作用，可对增加水果和蔬菜消费产生影响。采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定量的，通常需要收集和分析来自问卷调查，访谈，食物日记和销售统计等大量数据。影响评价的信息来源包括：
■知识、态度改变
■立即和短期行为改变
■政策或其他制度改变
2）结局评价（outcome evaluation）
是对一个干预工作计划目标所做的长期的总的影响的评价（如对希望长期保持的行为的评价），主要考核服务项目是否实现了它既定的目的和目标。结局评价也可以被看作是评估干预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事实上，生物标志物通常仅测定部分样本，如使用尿液可替宁测量评估吸烟行为。结局评价的局限性（通常指复杂的干预）是该评价难以控制能影响结局的一些突发干预因素。例如，全国税收政策的实施对行为的影响可能比局部行动产生的影响大；雇员罢工，天气条件，流感流行和运输条件对某些执行阶段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在评估时必须加以考虑。结局评价获得的信息可能包括以下指标的改变：
■发病率和死亡率
■肿瘤大小
■危险因素暴露
■再犯率
■理想的情况下，应全面评估任何干预对健康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或健康行为改变）和可能的副作用，以及主要的健康结果。
（4）监测（surveillance）：
指系统地收集、分析和解释用于公共卫生实践规划、实施和评价特定结局和影响资料的活动。为了可靠估计癌症的新发病例数（发生率）和死亡数（死亡率），必须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癌症登记报告工作。世界范围癌症年龄标化率汇编允许找出特定癌症流行严重地区，为癌症病因和预防研究提供线索和依据。癌症登记处也能提供患病率，诊断方法，病期分布，治疗方法和生存率的统计数据。一个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概念框架包括八个核心、四个支持活动和测量指标。虽然这些系统是为感染性疾病而特别设计的，但也可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监测系统的核心内容是发现，登记，报告，确认，分析和反馈。行为改变监测活动相关指标，包括危险知识水平，态度，意图，行为和暴露。收集和统计分析特定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对健康监测规划的制订和危险因素的评估也有很大作用。
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评价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计划内容和活动，修正不完善的干预和服务，用成功的信息鼓舞参与者，使更多人投入到干预活动中来，推动计划的更广泛和更有效地持续开展。此外，评价结果的分析、解释、建议和传播，即对分析评估结论做出合理解释，对计划提出进一步改进和调整建议，并向有关人员和部门提交报告，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分享这些结果，也是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早期发现和筛检）和三级预防（治疗，康复治疗和姑息治疗）的各种策略和措施，牵涉人的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献身。计划实施的性能评价指标常根据评价的广泛性、综合程度和对质量的不同要求来决定，其中包括可接受性、可及性、合适性、能力、连续性、有效性、效率和安全性，应通过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评估（表3-1）。效果评价指标则关心患者的生活质量，疾病的复发率，无病生存率，患者的总生存率，发病率和死亡率。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是否参照了国际通用的标准和要求，是否符合所在国家的国情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是否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在规划执行阶段，更要监测实施过程是否顺畅，规划提出的各个阶段的内容和要求是否得到贯彻，确定的预期目标和结果是否得以实现。
表3-1 国家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性能评价质量指标
肿瘤预防和控制计划的考核和评价工作，必须在计划制订开始早期就进行仔细的考虑和安排，尽可能采用一个综合的监测评估框架来实施国家癌症控制计划的考核和评价工作，其中包括逐步建立一个高质量的肿瘤负担和危险因素的监测系统，涵盖不同人群的监测评价内容，收集计划评估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供不同阶段考核和评估工作使用。此外，评估活动是肿瘤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的重要部分，应当确保所有与肿瘤防控计划制订、实施、评价、使用、干预有关的团体和个人，如决策机构、管理者、专家学者、赞助机构、社区组织、服务提供者、居民、病人及家属等参与整个评估过程。利益相关者对项目计划的目的、重点、内容、要求、标准和指标会有不同的兴趣和设想，必须给以兼顾和平衡。根据项目计划评估的实用性、可行性、适合性和准确性等标准和需求，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应当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可测量的、与目标相关的，可提示将如何获取数据和证据。项目计划考核和评估可分6个步骤，依次是识别和任用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描述项目、设计评估标准、收集可靠证据、验证结论和确保经验教训的利用和共享。
国家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的评价应同时考虑体系措施，过程测量，短期结果，中期结果和长期结果的评价，以及因时间因素可能产生的非理性期望。因此，短期（第一个5年内）评估应该强调进程评价，中期（10年内）和长期（15～20年内）评估应该开展一些可以说明项目成果和促进作用的监测工作，供评估之用（表3-2）。
表3-2 国家癌症预防和控制计划的评价
（王陇德 黎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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