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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是人类在与肿瘤危害长期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医学学科。与现代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情况相似，人类在与肿瘤作斗争的过程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临床肿瘤学（clinical oncology）。临床肿瘤学从个体水平研究肿瘤的症状与体征、诊断及治疗、预后和康复规律，面对的是肿瘤病人，目的是让患肿瘤的人得到治疗，争取早日痊愈。在此基础上肿瘤学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基础肿瘤学（basic oncology）和预防肿瘤学（preventive oncology）。基础肿瘤学从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水平去研究肿瘤发病的原因和条件，目的是阐明肿瘤发生的机制，为肿瘤的有效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根据。预防肿瘤学是应用现代预防医学的原理和方法，掌握和预测肿瘤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探索和验证肿瘤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研究和开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肿瘤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制订和执行以证据为基础的肿瘤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考核和评价肿瘤预防和控制的质量和效果；旨在逐步降低肿瘤发生的危险以及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同时改善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虽然临床肿瘤学、基础肿瘤学和预防肿瘤学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现代肿瘤学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将人类发生的疾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染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和妇女围生期疾病；第二类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第三类是各种伤害。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改善，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居民期望寿命的增加，人类的疾病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危害人类生命最严重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逐渐增多，尤其在发达国家最为明显。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发生类似的转变。但由于时间尚短，发展也不平衡，至今仍处于“不完全的疾病模式转变”过程中。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反映国民健康水平的各项综合指标取得明显改善。中国人口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期超过20‰下降到21世纪初期的7‰左右，男女平均期望寿命由1949年的40岁左右提高到目前的74岁上下。反映综合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可获得性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健康指标明显改善，中国居民的疾病谱和死因谱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居民死因顺位发生显著的改变，曾经是居民主要死因的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性疾病、妇幼疾病、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在死因顺位中的地位不断下移，逐渐由前五位死因中退出。而癌症、心脑血管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在全部死因排序中逐渐上升成为前五位杀手。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到各类疾病负担的70%，死亡负担的85%，已成为居民的常见病和主要死因。然而，疾病谱和死因谱在城乡之间仍呈现不同的特点。迄今为止，我国城市地区，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卫生革命的胜利，基本完成了疾病和死因构成模式的转变；而农村地区，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类农村，仍旧处在疾病和死因构成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疾病和死因构成模式转变的不完全性，城市和农村在医疗卫生发展方面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这是我国肿瘤预防和控制事业必须面对的具体国情，也是对我国第二次卫生革命提出的新挑战。
居民疾病模式和死亡负担变化的事实表明，癌症已成为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预防和控制癌症的危害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和公共卫生挑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GLOBOCAN 2012）显示，2012年全世界新发生癌症病例约1409万人，死亡820万人，确诊后五年内仍存活者估计有3254万人。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预计2035年时全球每年新发生癌症病例数可达2402万人，死亡1463万人。癌症不但是发达国家的常见病、多发病，也将给欠发达国家居民健康造成愈来愈严重的负担。2005年第58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预防和控制癌症；2011年9月全球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上相聚，讨论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慢性非传染病的威胁，发表了关于预防和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为遏制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态势提供了新动力。2011年6月美国组建了有17个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参与的国家预防和健康促进战略委员会，发表了国家预防战略，将美国医疗卫生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为以预防为主，这是美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13年第66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2013—2020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要求2025年前使30～70岁人群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分别降低25%，极大地增强和鼓舞了各国开展癌症预防和控制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
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最近发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癌症已跃居我国城乡居民死因的首位，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300万人，死亡人数达200万人，许多地区群众因癌致贫和因癌返贫的情况仍十分突出，癌症的沉重负担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采取有力和适宜措施降低癌症的危害，肿瘤预防和控制事业愈来愈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2007年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亲自签署意见同意组建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为加强和协调我国的肿瘤预防和控制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使我国肿瘤防治事业迈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纵观100多年来国内外癌症预防和控制研究的历史，人类与癌症开展的斗争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癌症人群分布规律和时间变动趋势已逐步掌握，造成癌症发生和流行的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已得到初步确定，癌症的遗传、表观遗传和环境致癌机制逐渐明确，循证三级预防以及控制策略和措施日趋成熟，综合癌症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的制订和推广取得巨大进展。已有充分科学证据显示，全球半数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或可预防的（我国的相应百分比更高达57. 4%，男性65. 9%，女性42. 8%）。国外肿瘤预防控制工作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盟，由于采取了综合的预防控制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使居民癌症发病和死亡率逐年下降，并取得了5年相对生存率接近70%的令人鼓舞的初步成果。我国的癌症防治研究实践也证明，在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州市，通过30多年的协作攻关，实行领导、专业队伍和群众三结合，采取有力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已取得居民食管癌发病和死亡率下降超过50%的初步成效；云南宣威县妇女肺癌高发区，通过改建炉灶和加强通风，控制室内燃煤空气污染等措施，已使该地区的妇女肺癌发病和死亡率显著下降；江苏启东县肝癌高发区，由于采取了综合防治策略，特别是通过控制和降低食物黄曲霉毒素污染措施，已取得青年人肝癌发病和死亡率明显降低的初步效果；江西靖安县妇女宫颈癌高发区，由于采取巴氏细胞涂片筛查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措施，已使妇女宫颈癌的死亡率明显下降。所有这些初步的肿瘤防治成果表明，如能采取有效和适宜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是完全有可能降低常见癌症的危险、发病和死亡率的。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癌症的防治与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已将癌症防治研究定为“向科学进军”的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20世纪70年代召开了“第四次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20世纪80年代制定过《1986—2000年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20世纪90年代更进一步组织实施了我国《“八五”肿瘤防治计划》，本世纪初又发布了《2004—2010年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目前正在加紧制订《2011—2020年肿瘤预防和控制十年行动计划》，作为组织、动员、协调和指导我国癌症防治研究工作的行动指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癌症筛查和防控任务定为重大的民生工程；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将包括癌症在内的重大疾病的控制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内容。至今，我国先后组织过三次全国居民死因回顾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癌症的死亡情况和分布规律，对常见癌症流行的有关危险因素和防治措施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此同时，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癌症高发区成立了相应的癌症防治专业机构，全国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防治研究所已超过百所。一些地区还组建了肿瘤防治示范基地，建立三级防治网，积极开展现场综合防治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预防和控制道路。但我国癌症防治的总体水平还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国家对恶性肿瘤防治工作的投入仍不足，有限的防治资源大多用于中、晚期患者的诊治，没有将重点放在肿瘤发病危险因素控制、筛查和早期发现，重治轻防的倾向仍很严重，导致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此外，各级肿瘤防治研究机构，重医疗轻研究；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癌症防治更是缺医少药，健康的公平性难以实现。
因此，摆在我国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和肿瘤防治研究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肿瘤防治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在癌症预防和控制领域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最新进展，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行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多学科合作、专业机构为骨干、示范区做向导、全社会共同行动的肿瘤综合防控工作机制，遵循预防为主的方针，以人为本，中西医结合，在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理论指引下，以当前最佳证据为依据，更好地执行国家的肿瘤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提出的任务，将肿瘤防治与其他慢性病防控计划结合起来，继续努力奋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肿瘤预防和控制道路，为攻克癌症这个世界级的医学难关，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赵平 黎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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