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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种，都是传统积累型的小说，经过民间艺人和文人、演讲和戏剧的反复加工才最后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这三部小说又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三个进程。中国长篇小说起源于宋代说话艺术的“讲史”科。中国的长篇小说开始只有惟一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在以后也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大宗。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加上艺术虚构衍演的。《三国演义》是最早的也是最标准的演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的历史小说；《水浒传》衍演的梁山泊英雄故事虽也是以历史事实为背景的“讲史”型的小说，但它已不侧重于朝代兴废和帝王将相之间的事迹，其重心移到密度更大的社会生活的描绘上来了，和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有了分歧，或可说已开始从历史小说的框架中挣脱出来，成了历史小说与非历史小说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品类；而《西游记》，则玄奘取经的史实只成了一点因由，完全从历史小说——早期长篇小说的惟一品类——中分裂出来，独立而成为神魔小说的新品类。这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意义。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意象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和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的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对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进行了嘲弄。这是这部演述超人间故事的神魔小说最突出、最优异的品质，也是它的艺术价值和魅力的最根本的所在。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迦如来，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形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同愤于他受紧箍咒的窝囊气而欣喜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突梯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过，乃至宗教的虚伪性质也就彻底暴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家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人不能、任何艺术家也不能凭空虚构一个世界，必须以人间现象，以现实生活，包括历史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超人间现象只是人间现象的变形的复写，撇开幻想的纱幕，神魔世界可以折兑为现实世界。打个近似的比方，超人间的世界有如一个外国，这个外国的现象可以翻译为地上国家。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可以翻译为历史上成王败寇的现象的一种类型的凝缩而夸张的表现；唐僧师徒四众的关系可以翻译为人间家庭或某种社会组合的人际关系；西天路上的许多国王、道士、佛道斗争以及诸种社会关系的戏剧性内容，可以翻译为作家所感受的明朝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色相；甚至故事中的某人某事可以翻译为、折兑为、还原为明代现实中的某人某事。这都并不稀奇，没有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历史现象的理解，作家是写不出这部小说来的。因此，研究家可以根据车迟国王、比丘国王宠信道士，祈雨炼丹、吃小儿心肝的描写，探索出是对嘉靖皇帝宠幸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妄求长生，贪淫纵欲等丑恶现象的影射。也有的研究家将大闹天宫的情节和明代正统、成化和正德间的几次农民起义比附，等等。作家将现实社会的感受，将生活中激动过他的现象有意识地写入小说，是合乎情理的，但如果执此就说这部小说的目的、《西游记》的主旨就是在于政治批判，那就和小说的形象和意蕴不符了。对现实政治的讽刺顶多只是这部神魔小说的附带性的内容，是信手拈来之笔，是讽喻世态人情中的涉笔成趣。一部小说如果不包含丰富的、多元的、在众多棱面上映射出众多意象的内涵，就不成其为多姿多采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不会万古长新。
至于拿阶级斗争的框框去套大闹天宫故事，拿农民起义领袖被镇压乃至叛变的框框去套孙悟空的被降伏，更是近于说梦。小说演述的是唐僧取经故事，西天路上降妖服怪的头号英雄孙悟空如果不首先被降伏，故事怎么演得下去呢？大闹天宫诚然是造天堂统治者的反，但孙悟空一是嫌官儿小，二是嫌蟠桃会没有给他发请柬，把神魔故事折兑成人间现象，农民有为了这样的原因起义的么？顶多也只能比附为占山为王的强人抢江山而已。如上面所说，只是历来成王败寇的演绎，与农民革命何干！
玄奘取经的经历，见于文字的最早是玄奘亲自口述、由门徒辩机笔录辑成的《大唐西域记》，但那是记叙所经西域诸国史地风土的地理书，书中虽也记了一些各地的传说和神异故事，但都是所经的见闻，与他本身无涉，也和《西游记》中所取资的故事不很相干。稍后，玄奘的徒弟慧立、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篇传记为了美化传圣，在描叙他西行求法的艰苦途中，渲染了部分宗教奇迹和怪异传说，这类渲染在《高僧传》这些僧侣传记中也是常见的。至此，取经故事还没有进入小说领域，只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题材。
宋元间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第一个以虚构情节压倒了史实的宗教文学的粗拙作品，近人认为这一作品的体制近于唐代寺院的变文，但从今天所见敦煌卷子中演述佛教故事的变文看，文体大率以吟唱的韵文为主，散文只作为沟通唱词而设；《诗话》却是散文叙事体，韵文的比例既极小，在情节上也不起多大作用，应是一种寺院讲唱体作品到话本之间的过渡形式，而且已更接近于后者。这里面已出现了作为孙悟空雏形的猴行者，即“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成白衣秀才作为辅助法师取经的主将了。《诗话》是将唐僧取经史实演化为神魔小说的决定性的一步。
接着，戏剧文学注意到了这个题材，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著录了金代院本《唐三藏》和与这题材有关的《蟠桃会》、《净瓶儿》等名目；近人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中辑录了演述唐僧出身故事的《陈光蕊江流和尚》的相当数量的残曲；元人杂剧则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现有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的辑佚曲文；吴昌龄还有《鬼子母揭钵记》的传奇（南戏），佚文也由钱南扬辑录在《宋元南戏辑佚》中。此外的元人杂剧，还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见于《孤本元明杂剧》，以及和《西游记》里牛魔王、哪吒等人物有关的无名氏作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今收录在隋树森辑的《元曲选外编》中，这些戏剧从人物和情节上都丰富了取经故事。到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更已是包括取经始末的二十四出的大戏，虽然人物性格和小说不尽相同，但小说《西游记》中的基本人物和情节都已具备了。
与戏剧创作同步，叙事散文体的《西游记平话》也已在元代出现，其残文今见于《永乐大典》卷13139的“送”字韵“梦”字类的《梦斩泾河龙》，标明出于《西游记》，情节比小说《西游记》的相应故事简略，文字也不同。大约流行于十五世纪的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边暹等编的《朴通事谚解》，也引录了“平话”《唐三藏西游记》残文，并且提到这部平话已是出售的“文书”。以上的戏剧和平话，都为百回本《西游记》积累了材料和艺术经验，并在一定程度决定了百回本《西游记》的范围和骨架。
在吴承恩（约1500—约1582）创作的百回本《西游记》问世的前后，还有两种小说《西游记》在坊间流行，一种是杨致和编的四十一章本《西游记》，一种是朱鼎臣编的十卷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这两种和吴承恩本孰先孰后以及三种小说间的关系，至今尚有争论。但杨、朱两种都比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简率得多，篇幅只各占吴本的四分之一左右，艺术造诣上更不能同日而语。
不但吴、杨、朱等三种《西游记》的成书前后有争议，连吴承恩是否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也有人怀疑。开头是将小说《西游记》和元初道士邱处机弟子李志常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混为一谈，直到十九世纪才考证明白。近年来日本和国内的有些研究者又主张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不一定是吴承恩，所举的理由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是另一问题，关键是，在怀疑吴承恩的同时，提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比吴承恩更可靠的作者来，我们对吴承恩的著作权还不能采取不承认政策。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浙江长兴县丞，晚年又被任为荆府纪善。一九八一年淮安进行吴承恩墓地调查，棺材上正有“荆府纪善”字样，标明他的最后职衔。同时还发现一块头骨，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后，复制出了吴承恩的立体半身塑像，成为迄今中国古代文学家惟一有科学依据的可靠塑像。吴承恩除了小说《西游记》以外，现存作品还有一部诗文集，其中的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序》，可以看出一些和小说《西游记》的瓜葛。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宾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像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将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形象化为妖魔鬼怪所设置的八十一难，以动物幻化的有情的精怪生动地表现了无情的山川险阻，并以降妖服怪歌赞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小说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作为西天路上艰险和灾难的体现者，大都是狮、虎、豹、狐、鼠等动物变化的妖精，克服这些阻难的主要人物也是猴、猪的精灵，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动物，也正是童话中的人物，于是《西游记》自然而然着上了童话的色彩。动物而又如此变化多端，神通广大，具有超人的能耐和现实生活中难以想像的作为，情节如此曲折离奇，语言又如此优美、幽默，便更成了妙趣横生、兴味无穷的童话，少年儿童们为它所吸引，《西游记》于是成为未成年的读者最喜爱的古典小说。这些动物以及虚构的神道、菩萨都具有人性，他们的言行中充满着人情世故，他们的性格和活动中有着浓郁的社会关系的投影，这就使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也为之吸引。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主的超人间的情节，最不受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隔膜的限制，这就使域外各民族的读者也易于理解并珍爱这部小说。《西游记》是老少咸宜、中外欢迎的杰作，除了几百年来国内大量流行、国内各兄弟民族都有译本外，从十八世纪起至现在止，还有英、法、德、俄、捷、罗、波、日、朝、越、斯瓦希里、世界语等各语种的多种译本，它是世界文学中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杰作之一。因此岳麓书社将其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出版（重新校点一过），是会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欢迎的。
何满子
一九八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