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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是一部奇书,其想象之瑰奇,情节之生动,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这自然不必细说。但是若深究起来,还是有许多东西,悬浮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当然,不懂这些知识,并不妨碍我们欣赏这部伟大的著作,但是终究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例如《西游记》的著者究竟是谁,书中各个有趣的故事有无原型,各路神仙是什么来历,大量动物、植物、器物、典制是怎么一回事,诗词歌赋有没有出处,神奇的修炼口诀、法术咒语都是什么意思等。甚至小朋友都会问,齐天大圣为什么能大战十万天兵,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却反而没那么厉害?

以下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简单的阐述。

关于《西游记》的著者

严格来说,讨论《西游记》的著者是谁,这个问题的表述本身就有点问题。因为古代通俗小说,不比晚近小说出于某个人的创作,它们往往源于话本、口头传说、戏剧,从开始流传到写定成书,经历了很长时间和很多人之手,很难说谁是主要的著者。如同一块石头经一锤一斧的雕凿,慢慢成了雕像,是渐渐而不是一次冲压成型的。即便是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部世德堂本《西游记》,也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作者,因为那时对小说的著作权,通常没有专属的意识,文人和书商合作,对书稿你加一段,我改一段,和现在作者投稿给出版社并声明著作权的模式很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本书究竟写定于何人之手。另外,古今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清,专注于科举的文人,连嗜好写诗填词都有可能被歧视,做这种通俗小说的作者,更不是多么露脸的事。清代《西游记》重要版本《西游证道书》,是黄周星所纂。然而无论是他自撰的墓志铭,还是万言、陈鼎、汪有典为他作的传(分别见《管村文集》卷二、《留溪外传》卷五、《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三),洋洋数千言,对此事却只字不提。所以,《西游记》同很多明清通俗小说一样,都不署作者真名(如世德堂本只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当然,这更给书商随意增删提供了很大的余地。笔者接触到的一般读者,往往以为古书和今天的书一样,都会在封面上写上作者的名字以便公众知晓,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误解。

在清初或更早,当市面上流传着《西游记》这部著作的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它是金末元初道士、全真教祖师丘处机作的。因为书中有很多金丹修炼的内容,而历史上确有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丘处机去见西征的成吉思汗的事迹(这本来也是一桩极具传奇色彩的壮举,在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便有艺术化的描述),作者是丘真人的高徒李志常。但这部书太冷僻,一般人没见过;自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将此书从道教经典总集《道藏》里抄出后,这个误解就逐渐消散了。

直到胡适的年代,人们对《西游记》的作者还没有共识。现在一般认为,《西游记》的著者是吴承恩。其主要证据即天启《淮安府志》中记录了吴承恩著有《西游记》一书,清吴玉搢《山阳志遗》与阮葵生《茶余客话》,均据此记录,认为此《西游记》即小说《西游记》,此说法经胡适、鲁迅等人的肯定,逐渐被人接受。此外还有一些旁证,例如认为《西游记》多淮地方言;吴承恩性喜谐谑,喜野史,所以能著此书;《西游记》据说曾出于王府,而吴氏恰做过荆王府的纪善(明代亲王属官,掌讲授之职)等。

但是,凭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了一部叫《西游记》的著作,就把著作权判给吴氏,这是非常草率的。因为古今中外同名的书太多了,如宋金盈之、罗烨均著有《醉翁谈录》,何文焕、吴景旭均著有《历代诗话》,“古人读书著书,对流略之学较少注意。寒士接触书林的机会不多,古书流传不广,见闻有限。因此他为自己著作题名时,就各行其是”(杜信孚等《同名异书汇录》序)。至于今天名为《中国文学史》、《心理学》、《多媒体教程》等同名书,更是多如牛毛。且方志之类的官修志书,出于对俗文学的歧视,一般没有著录通俗小说的习惯。例如苏州人冯梦龙是短篇小说集《三言》的纂辑者,但此事并不见于《苏州府志·艺文志》的著录,只散见于一些当时刊行的小说的序跋里。另外,根据淮方言和《西游记》可能源出王府等情况来裁判吴承恩的著作权,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因为我们知道,即便这些证据都成立(况且有学者考证,《西游记》中未必有那么多淮方言),也只能证明作者是一个满足这些条件的人,而未必就是吴承恩。至于津津乐道于吴承恩是怎样写《西游记》的,甚至演绎出许多吴承恩的光辉思想和事迹来,那就更不是科学的态度了。

相反,不支持此书作者是吴承恩的证据,反而越来越多。例如明末清初大藏书家黄虞稷似乎见过吴承恩的书,他的《千顷堂书目》里,把吴氏《西游记》归入地理类,而不是小说。还有学者发现,书中“承恩”二字随意使用(第七回“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承恩的,袖蛇而走”),至于与不怎么光彩的八戒连用(如黄寿成先生指出二十九回回目为“承恩八戒转山林”等),这在有自讳其名习惯(如古人作文,提到自名往往作“某”;清代诗人王士禛写手谕,把自己的名字画个圈代替)的古人来说,是很可怪异的。

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论辩,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看来在没有找到新材料的情况下,它仍是一桩悬案。双方都拿不出铁证来驳倒对方,但是正方已经提出一位经得起部分考验的候选人;反方虽然有诸多反驳的证据,却没有一位更可靠的候选人(也有人说是明隆庆首辅李春芳、道士阎希言著的,但所谓的证据更加不可靠)。所以本书作为一部普及读物,仍然遵从习惯,题为“明吴承恩著”。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世德堂本《西游记》,前有陈元之的序,署“壬辰夏端四日(壬辰年五月四日,端指端午,端四是一个习惯说法)”。据黄永年先生考证(见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证道书》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这个“壬辰”是嘉靖十一年(1532)而不是万历二十年(1592),这个判断应该不错。因为书中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寻绎,举一小例:第八十二回,八戒见到无底洞的两个女怪“见他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篾丝鬏髻,甚不时兴”。篾丝鬏髻,即用篾丝编的假髻。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上海、松江一带妇女发饰:“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扁。”陈大声《嘲北妓》:“头上鬏髻高尺二,村娘,那里有雾髻云鬟宫样妆。”今天的人,尤其是女士都知道,服饰时尚有一定的时间性。陈卒于1520年前后。可知当时视尺二高髻为村俗,和黄先生考证陈元之序作于1532年的时间正相去不远。另外,据杨光熙考证,《西游记》中各处反映的物价,也相当于嘉靖年间的水平(如第八十四回马价、八十九回猪羊价、棉衣价等,参见杨著《〈西游记〉中的货币与物价及其反映的时代》)。所以若《西游记》真是吴承恩(约生于1500年至1510年之间)所作,则此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大也不过三十出头,求学科举之余,以如此年少即能写出一部百万言的皇皇巨著,这于情理似乎说不过去。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和主旨

对于文学作品我们惯有的思路是:它总会有一个中心思想,于是《西游记》几百年来也就被解读出不同的“主旨”。清代道士刘一明等很多人,相信《西游记》是一部讲金丹修炼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评注。这种看法,甚至到今天还有人重提。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起义说”又占据了话语权,认为孙悟空的造反代表了反抗统治者的农民起义。但由于难以对猴子进行“阶级分析”,“农民起义说”渐渐失去市场。又有学者提出《西游记》是讲市民阶层传奇的、战胜大自然的、人生成长历程的、灵魂救赎的、寻求自由的理想世界的,等等。也有人认为,《西游记》本是一部游戏之作,读者只是通过阅读获得一些快乐而已,没有什么高远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立一派,但未必互相排斥,这正是经典名著的巨大包容性。所以,笔者既不强作解人,也不勉为折衷,而是本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先作文本上的解读,这样,虽然提不出一套像样的理论,但是至少会使读者在理解《西游记》时,不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出现偏差。我们知道,一部伟大的著作,总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中产生不同的回响;但自来也不曾听说,哪部经典一定就能被人轻易概括出了无可移易而类似标准答案的“中心思想”。我们应该虚心学习这些说法,但不要被任何一种说法,哪怕是权威的论断所左右;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经典,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

这里仅就笔者所知见的范围,谈几个小问题。例如《西游记》中的佛教、道教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西游记》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但是第五十八回真假猴王打到西天,正遇到佛祖讲经,讲道:“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不经意间容易忽略:这段经文并非佛经,而是道教经典《太上洞玄灵宝升玄消灾护命妙经》。作者即便如鲁迅所谓“尤未学佛”,也不至于糊涂到这步田地,把道经当作佛经抄了进来。至于用意如何,可以讨论,但它出于作者的故意,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十回卷首的偈语“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的出处,未见前人提及。有人据此研究《西游记》的“禅宗思想”。但这首偈子实出自元全真派道士何道全(号松溪道人、无垢子)《般若心经注解》。此偈置于全书之末,还有“注经已毕,更留一篇,请晚学同志详览研穷,二十年后有出身之路,休要忘了老何”云云的题注。《心经》对于宋元以后的道教是一大思想宝库(如全真教祖师王重阳主张三教平等,以《道德经》、《心经》、《孝经》作为传教经典。全真七子中,马钰有“悟彻心经无挂碍”的诗句,郝大通作过《心经解》等);所以我们看到,终《西游记》一书,佛教经典被正经八百提到并加以参详的,只有《心经》一卷,此外就是一些用作经忏的《孔雀经》、《梁皇忏》,甚至《劝修功卷》等宝卷、《受生经》等伪经也被唐僧堂而皇之地宣说起来。其余如最早进入中国的《四十二章经》、净土重要经典《阿弥陀经》、玄奘亲笔编译的《成唯识论》、在文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楞严经》与《维摩诘经》,甚至与《心经》有密切关系的《金刚经》、广泛流传于民间号称佛家孝经的《地藏经》,却均较少被提到,有的甚至完全未提及。所以,此偈与其说是和尚家风,不如说是全真道士借禅说事。至于在佛教总部的大门口修一座道教的“玉真观”,要进灵山必须借路,就更是明白不过的暗示了。另外,从如来自称“阿弥陀佛”,诸菩萨献佛俗不可耐的“福禄寿”诗来看,也实在不能说作者对佛学有多高的造诣。

相反,作者对道教经典却相对熟悉一些。第七回讲玉帝的排场,有“八景鸾舆,九光宝盖”云云,是出自《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九灵元圣故事中多处袭用《太乙救苦护身妙经》;车迟国斗法中道士求雨的仪轨,大体符合“雷霆三要一气火雷使者法”;各种《宝诰》中的文句,更是随手拈来。不过我们也可看到,这些经典,也仅限于有广泛民间影响的,甚至是否是纯正的道教还需要讨论。第四十七回称“和尚家岂不知斋事”,并列举了青苗斋、平安斋、了场斋、预修寄库斋、预修填还斋等,其实若注意到道教有青苗醮、平安醮、寄库醮、填还禄库醮等科仪,民间有青苗会、平安会等傩祭,则这里斋事的实际来源,恐怕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了。

关于本书的校勘

目前所见到的明代百回《西游记》刻本有:1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由明中期南京书坊世德堂刊行,故学界简称“世德堂本”或“世本”。2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称“李本”。3 《唐僧西游记》二十卷,简称“唐僧本”。4 《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简称“闽本”。此外还有几个删略的简本(据潘建国先生介绍,法国巴黎图书馆有一明刊《西游记》残卷,条件所限,未能寓目)。这些版本中,以世德堂本时间早,影响大,在《西游记》诸版本中最为重要,本书即以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世德堂本现存四部,一部在台湾,天一出版社据以影印,另三部在日本,承曹炳建先生垂爱,将日藏世德堂本的若干校勘成果见示)。李本是世德堂本之后另一个质量较优的本子,所以本书以李本为主要参校本,并参校了唐僧本、闽本以及清代《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等。《西游记》的版本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拟介绍,读者可参考曹炳建著《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至今为止,对通俗小说的校勘,尚未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方法和体系。原因很简单,古人对典籍的整理,对文本的校勘实践,基本上是围绕着以“十三经”为核心的经部文献进行的。学者们积累的经验、总结的规律,也都是以经部文献居多。然后才扩大范围,大量地校勘史部、子部、集部等典籍。对通俗小说的重视,是要到民国以后;而符合学术规范的整理、研究就更晚一些了。所以这些校勘规律,对通俗小说未必适用。人们普遍认为,小说通俗、简单,没什么要紧的东西,所以刊刻印行的古典小说,就这样随手改动了原文——有些改动甚至在刻本时代就出现了。今举几个市面上通行的《西游记》文本的例子:

1 通行本:行者在匣中默默的念咒(三十七回)。

校原书,“默默”原是“魆魆”,魆魆即悄悄,《西厢记诸宫调》卷四“背画烛魆魆地哭,泪滴了知多少”,不可写作“默默地哭”。此因“魆魆”不常见而改。

2 通行本:到老奶奶处,多多拜上,说请吃唐僧肉哩(三十四回)。

校原书,“拜上”原是“顶上”,顶上是顶礼的意思。明陈洪谟《继世纪闻》:“凡拜帖写顶上,不敢云拜上,顶上之称自此起。”改作“拜上”,泯灭了“顶上”之义。

3 镇元大仙的法术,原书均作“袖褪乾坤”,而通行本却作“袖里乾坤”,更易懂些。褪(tùn),隐藏在袖内。也写作“吞”。元高文秀《襄阳会》第三折:“怀揣日月,袖褪乾坤。”鼓词《沉香太子雌雄剑》中,沉香师父霹雳老祖也使用过类似的法术:“袖吞乾坤多玄妙,七圣神兵用袖装。”

此外还有很多。所以,选用世德堂本作为底本,有利于对《西游记》的文本作一番正本清源的整理工作。

本书的校勘原则如下:

1 改正错误。原本明显的讹、脱、衍、倒,据李本、闽本、唐僧本等改正。这几个本子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参考《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等,如:

讹文。第十七回孙悟空打死给金池长老送信的小妖,世本原作:“是老孙就把那小猴打死,变作那老和尚,进他洞去,骓了一钟茶吃。”这里“小猴”显应作“小妖”、“骓”应作“骗”。

脱文。第八十七回凤仙郡求雨,世本原作:“那郡拜伏在地,哀告道。”“郡”后脱一“侯”字。

衍文。第六十二回“城中询问,方可知也,长老须臾到”十余字,出现两次。

倒文:第七十三回蜈蚣精命童儿献茶,世本原作:“儿童,放了茶盘陪侍,等我去去就来。”“儿童”显系“童儿”之上下误倒。另外,第四十一回红孩儿“咄的一么喝道”,下文隔二十余字又有“绰甚声经儿”,世本原刻“么”、“声”二字,恰在两行横向并排的位置上,这是刻工将二字左右误刻倒了。

改正的时候依据哪个本子,我们以尽量和世本接近为原则。一般来说,李本刻工较为清晰,内容完整,故参校李本的情况最多。现在看来,李本的特点在于:大概它是文人参与得多些,文字相对清通(当然比《西游证道书》还是差一些,但《西游证道书》随意删改的文字也太多),但随意改的也不少。闽本的特点在于:它在很多地方都和世德堂本相一致,虽然也跟着错了很多,但许多有价值且后世容易误改的文字,它都保留着原貌。

例如世本第七十九回孙悟空为比丘国王剖心,其中有一颗“俄慢心”,今通行本多作“侮慢心”,闽本仍作“俄慢心”,而李本作“我慢心”。李本是可取的。因为“侮慢心”虽然可通,但除了见于《西游记》外,并不见其余文献提到。而“我慢心”、“贡高我慢之心”在佛典中俯拾即是,是修佛者亟须破除的坏毛病。《成唯识论》卷四:“我慢者,谓倨傲。恃所执我,令心高举,故名我慢。”李本的校刻者懂得“我慢”的意思。况且前面还有一个“望高心”,义近“贡高心”。作“俄慢”,当是“亻”与“忄”相近,涉“慢”的偏旁而误。

又如第六十二回,孙悟空和猪八戒带两个小妖去碧波潭找万圣老龙算账,世本原作“二人□着两个小妖,驾风头,使个摄法,径上东南去了”。□是个漫漶的字,闽本作“採”,李本作“挟”,但根据其剥泐残留的痕迹(左边的“扌”保留了,右下边中间有一竖),可以断定是“採”字。李本的“挟”是后改的。採,拉扯,尤其指不客气地拉扯。《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有个考生作弊,“被鲍廷玺看见,要採他过来见太爷”。这是闽本的价值。

有异文而原本可通者,不改原本。惟他本较优者或有特殊意义者,出注说明。例如第三回地府里记载孙悟空个人资料的生死簿子,世本原作“槐字一千三百五十号”。“槐”,闽本同,李本及以后刻本都作“魂”字。但是作“槐”不能算世本错。因为古代衙署整理公文档案,习惯是以《千字文》排号,而《千字文》正有一句“路侠槐卿”。编号编到“槐”字,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一些问题,是综合利用各种校勘方法解决的,例如二郎神的扈从郭甲,世本在第一次出现时刻作“郭申”,李本、《西游证道书》及以后的本子皆沿其误。但是,第一,世本后文此人再出现时均作“郭甲”;第二,闽本也作“郭甲”;第三,世本其他地方的“甲”字甚至以“甲”为偏旁的字常刻作“申”;第四,杂剧、宝卷中提到二郎神扈从有“郭牙直”或“各牙治”,当是“郭押直”之讹变。押、甲形音俱近,故改“郭申”为“郭甲”。

2 统改或保留原貌。因本书不出校勘记,这项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不出校勘记的原因是:第一,作为一部普及性质的读物,中华书局本系列丛书均不出校勘记。第二,古典通俗小说的异文、错讹现象非常多,倘若都按照普通古籍的校勘方法,这个校记将繁重不堪。所以校勘本书的原则,一方面尽量保留世德堂本的原貌而不丢失信息(如上文提到的“魆魆”、“顶上”之类),另一方面也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流畅的读本。所以,对世本书中用字的复杂现象,应该区分情况作统一或保留原貌的工作。世本中有些字,不合现在的用法;有些字或人名的用法,前后不一致;有些不同的字,只用一个字来代替。针对这些情况的处理方法有:(1)少量不合今日规范的词。为方便阅读起见,统一为规范写法,如世本“筋斗”例作“筋抖”,“尾巴”例作“尾耙”,“耳朵”例作“耳躲”。这种情况,例改为“筋斗”、“尾巴”、“耳朵”。又如“惊呀”、“悽惨”、“抖搜”、“湾头棍”、“攸扬”、“堤坊”、“皮厢”、“厢金”、“号跳”等,均改为常见的“惊讶”、“凄惨”、“抖擞”、“弯头棍”、“悠扬”、“提防”、“皮箱”、“镶金”、“号咷”。(2)少量字混用,影响理解文意。例如世本“稍”、“梢”、“捎”三字不分,均写作“稍”,故均改作常用字。“諕(xià)”、“唬”,作恐吓解,均统作“唬(xià)”。(3)少量字不合今天的用法,但体现了作者行文习惯的,一般保留原貌。如“撰”同“赚”(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个钱。”),第十一回相良夫妇“但撰得些钱儿”,第八十四回赵寡妇“又撰不得他钱”,“撰”均不改为“赚”。(4)有些个别的字用法不统一,且全书仅此一两处。如“桌”偶作“卓”或“棹”(四十四回),“搬”偶作“般”(十六回,“般”也可作搬迁讲),“嘉”偶作“加”(七回),审视上下文,并不是一种行文习惯,故例统为“桌”、“搬”、“嘉”。(5)刊刻体例不一。如第二回“孙悟空”常作“孙悮空”,第六十七回“沙悟净”常作“沙悟静”;四海龙王或姓“敖”,或姓“傲”、“鳌”;西海龙王或名“敖顺”,或名“敖闰”;“公主”或作“宫主”等,均说明情况并作了统一。

3 对漫漶、遗漏、缺页的补充。世本的版面不是很清晰,漫漶的地方很多;还有几回,缺失了一段甚至整页文字,为此,我们据李本补。同时也参校闽本、唐僧本、《西游证道书》和《新说西游记》等。

世本的其他特征:1 世本前原有一篇署名陈元之的序,本次出版,也附在正文之前,以便读者参考。2 世本原分二十卷,卷名取自宋邵雍的《清夜吟》,为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每卷五回,共一百回。本次出版,仍依原回目,但不再分卷。3 世本中有些文句,多与修炼有关。刊刻者逐字加了围圈,旨在标示其重要性,今均保留,唯改围圈为着重号。4 世本原有少量随文小注,这也是它的特色,均保留,以小号字排。

世本没有唐僧的出身故事,而是用一篇“灵通本讳号金蝉”的韵文来代替。但小说第十一、三十七、九十三、九十八回中多次提及有关唐僧身世的故事,如第九十八回记唐僧受难簿“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在世本中全无踪影。故清汪象旭、黄周星的《西游证道书》为了弥缝这个缺陷,将明朱鼎臣《西游释厄传》的唐僧出身故事增补进来,加以润饰,使之成为独立的一回,但毕竟不是原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西游记》,处理方式是将唐僧出身故事作为“附录”,插在第九回和第十回之间。其他出版社也多如此处理。据此,本书也依通行习惯,作为附录处理,文字一从《西游证道书》的第九回(但附录中并未提到玄奘“满月抛江”,而是出生才一天即被抛江,亦未提到“金蝉遭贬”,故此附录仍与原书有不符之处)。

关于本书的注释

关于本书的注释,也有几点要作说明。

对《西游记》注释的困难,在于它的知识体系极为广泛,不像文人诗词那么精致,基本从传世文献中就能找到答案。《西游记》涉及的知识,虽然每个部类都不深,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及佛道二藏,甚至还得翻检宝卷、法律文书、建筑、壁画、雕塑等文献。通过注释,恰可以还原《西游记》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就是此书作者或作者群的知识面貌,从而把《西游记》还原到历史的一环去,尽可能反映出一个生动的明代社会。

《西游记》有许多关于内丹修炼的话头。而且现在个别学者,对这种话头不免求之过深,甚至认为《西游记》全书是一部系统的讲金丹修炼的著作。我们通过注释可知,大部分话头,都可以在道教文献中找到源头,大抵就是上起张伯端,下到金元全真道所讲的那些东西。有些是原文照抄,有些是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本书作者并没有加入太多的新花样。《西游记》的内丹思想固然值得研究,但决不可随意牵合文字,任意地去解释。

从历代丹经和丹家的叙述上看,内丹术并非完全是虚妄迷信之谈,其大量内容可以与现代心理学、医学相印证,这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和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对丹经《太乙金华宗旨》的关注也可以看出来。只是内丹术非常重视个人体验,许多境界无法言说和再现,“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不同丹家从自身修证出发,对丹法的理解、对概念的定义往往大相径庭,但可能都没错,是“皆有圣人之一体”的殊途同归。所以本书的注释,也仅限于语言文字之力所能及的范围、经典丹经的文本表述和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有一定公认度的概念。个体丹家的体悟、异说、别解,一般不作旁涉。本书涉及的参禅讲道的话头相当多,对此的解释也是相对粗浅的,仅从疏通文意或指明来历为主。因为“言语道断”,单靠语言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西游记》直接或间接使用了许多文献,例如《鸣鹤余音》、全真七子的诗词,还有第九十八回所开列的那个荒诞的佛经目等。这方面,柳存仁、曹炳建先生均作过研究。笔者在他们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书中涉及的文献作些说明,如木仙庵树精所作诗词的出处、对《文殊指南图赞》的袭用、唐僧常训诫弟子的古语、第二十六回描述蓬莱仙山的诗词等。要知道,一位作者即使下笔千言,他写作的内容终不会凭空冒出来,而必会有原型、素材。搞清楚这些,作者的面貌就会逐渐清晰起来。

《西游记》涉及许多名物典制、风俗习惯和暗藏的逻辑,例如孙悟空穿了琵琶骨为何不能变化,小白龙变马之后为何“口衔横骨”,大串天马的名称,蹴鞠的术语,武功招数,泾河龙王克扣点数背后的故事,为何玄英洞的犀牛要“四木禽星”降伏,为何治朱紫国王要那几味药,何为“醮面金睛鬼”,定身法和拘唤山神土地要念什么咒语等。对于各路神仙,笔者也尽可能地注明他们的来历以及相互关系、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

本书并不回避问题。有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何金箍棒原是“定江河浅深的定子”,哪吒为何封为“三坛海会大神”,花果山的老猴为何以“马流”、“崩芭”命名,金字压帖“唵嘛呢叭呢吽”的含义等,笔者均按自己的理解作了阐释。这些阐释未必正确,所以均用“似是”,“当为”等字样,不作肯定之语;旨在借此提出问题,启发读者的兴味,以便作进一步的思考。

《西游记》的研究成果,到今天已蔚然可观。对于这些成果,若不加以吸收,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在这部校注中,笔者采纳了前辈学人钱锺书、黄永年等对《西游记》的研究,域外柳存仁、太田辰夫、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人的研究。当今国内学界,笔者采纳了蔡铁鹰先生的“孙悟空”、“齐天大圣”为两个形象之说,采纳了侯会先生“立帝货”为西方舶来之说及部分回目出于别手之说,采纳了杜贵晨先生黄眉怪兵器的性隐喻之说,采纳了郭健先生《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西游记〉内丹学发微》的部分说法,采纳了杨光熙先生对《西游记》提到的物价的研究。第三十一回“种火”,采纳了蒋宗许先生的意见。第七十二回那一段蜘蛛精蹴鞠的术语,笔者也专门求教于体育史专家翁士勋先生。承翁先生不弃,对笔者的注释作了充分肯定,并以八十高龄赴图书馆查阅资料,提出指正意见。其余从其著述中受到教益的,尚有刘荫柏、刘怀玉、王学钧、张锦池、李时人、吴圣昔、陆扬、余国藩、陈洪、陈宏、苗怀明、潘建国等先生。程毅中师、顾青师惠赐参考资料,并审读了部分书稿;河南大学曹炳建先生,许我忘年,在校注过程中作了许多悉心的指导。此书得以出版,还应感谢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分社社长王军先生的大力推奖,责任编辑宋凤娣、王守青二位老师的辛勤工作。此外还有许多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师友,给予笔者不少启发和帮助,憾于篇幅,不能在书中一一提及和备列参考文献,谨在这里向以上各位师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限于校注者的学识,本书还有许多错误与不足,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笔者的邮箱为pensword@163.com,敬希赐下宝贵意见!

李天飞
2014年6月 r7ZpFG6FZRw/39jtBfzQIiDrBAwCvc+WT+SyD559C6mgp+EB+8wSAX5lQYm2Lw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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