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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七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7月12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再一次换班、改组。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这么说：“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
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
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
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邓中夏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做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
苏兆征
其中有42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道地的海员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3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23岁的湖北人顾顺章。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期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47岁的湖北汉川人向忠发。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他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
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
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
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6票）、任弼时（14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13票）、周恩来（12票）、毛泽东（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20人），超过了瞿秋白。
7月12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11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
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
。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个月。从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5月9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7月12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八七会议之后的瞿秋白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言：“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如今，在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了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1983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却认定鄱阳街的123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139号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
“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1931年5月任“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因此，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