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8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

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29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屋里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29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

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898年，他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25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23岁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20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暴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

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

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叠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叠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3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会议是在极度匆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会议最初定于1927年7月28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8月3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8月7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从早到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这次会议，由于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在8月7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

六常委中的一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留在武汉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及病中的蔡和森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席是一位大高个子，31岁，湖南口音，他便是常委李维汉。当年，李维汉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留学法国，在那里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前身）。1922年年底李维汉回国，由毛泽东和蔡和森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维汉跟毛泽东、蔡和森很早便认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求学时，毛泽东、蔡和森则在第一部读书。李维汉在1923年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亦即后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为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能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会议的出席者有：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河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

在会议记录上，发言者用简称，如“迈”即罗迈（李维汉），“东”即毛泽东，“亦”即罗亦农……内中不时出现一个代号“D”字。经查证，“D”即罗明纳兹。

在原始记录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

在7月4日（12日？）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太五人（注：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太二人。

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 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7月28日开，后因为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

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

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

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辞：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 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

引人瞩目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亦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 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7月4日）的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已经说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Bkeg+p9OKHM6nhZkLX/ZshC1f1OpjQdnd/ssYE+AAS/mySOhbSvXafljT9P4mP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