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1927年4月12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票价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有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45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抢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

这些“生意人”做着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么多的“生意”可做？

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却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踱上甲板，三三两两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

这些“生意人”，其实是一些“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王明）、李立三、罗亦农（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

那是因为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六年前，1921年7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因此，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二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1925年9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而且，苏联顾问还帮助他制订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

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于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要国民政府迁往南昌，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21日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北洋军阀部队3000人和警察2000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声势大振。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4月12日凌晨1时，上海还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臂缠“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工人纠察队，血洗中国共产党。

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

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20世纪20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