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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古巴的密林中，一个穿紧身衣的阿根廷人，正在给古巴游击队员们讲述游击战术。他的讲课内容，用这样一句口诀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位“游击战专家”，叫格瓦拉。他1952年参加了反对阿根廷庇隆政府的暴动。1954年，他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罗相识，便投身于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在古巴开展游击战争。
格瓦拉著有《游击战》等书。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罗新政权之后，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一切职务，到非洲的扎伊尔、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死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年39岁。
格瓦拉对那“十六字诀”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他说，这“经典”来自中国，来自毛泽东。
“十六字诀”的发明者确是毛泽东，他是在井冈山创立了他的游击理论。毛泽东原本是个文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行。可是，“时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武将不可。
游击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与朱德
当毛泽东遭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叹地说过这么一番话：“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虽说“有点玄乎”，毛泽东毕竟还是学会了“军旅之事”，而且后来居然博得了“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美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不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之中，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
1928年5月，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攻打井冈山附近茶陵县的高陇圩，闯进谭延闿的老家时获得的。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言：“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成了毛泽东自学军事的“课本”。
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容易发热，动不动就来个“一省或数省胜利”。当时，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迷醉于在大城市举行暴动，无非是想照搬苏俄模式——1917年，列宁便是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暴动，攻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一举夺得了全国政权的。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也曾说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之类的话，拟订过进攻长沙的计划，并企望过由此“迅速地取得全国的胜利”。打了几仗之后，毛泽东在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他不能不把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上。
毛泽东十分看中“山大王”们的经验。毛泽东说，“山大王”的力量比红军小得多，“山大王”能够在井冈山存在那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呢？
毛泽东在跟“山大王”王佐的攀谈中，听说了王佐的“师傅”朱聋子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朱聋子的意思是说，打仗本事的好坏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会“打圈”。所谓“打圈”，那就是“官军”上山时，他们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
朱聋子的话，给了毛泽东莫大的启示。毛泽东把朱聋子的“名言”改了两个字：“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加以发展：
打圈是个好经验。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蒋介石爱将朱培德
毛泽东依据《孙子兵法》上“走为上策”作如此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毛泽东这样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就被他的部下接受。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略。“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呢？
井冈山地处两省交界，东为江西，西为湖南。那里流传一句话：“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毛泽东加以解释道，这表明江西人善贾，湖南人善战。湖南兵强，而江西兵弱，多是“客家兵”。毛泽东主张，“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最初把“打”的目标指向江西，打遂川，先是“吃”掉民团三四百人，接着又“吃”掉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这样，在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的部队占领了遂川县城。
就在这时，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企图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部队。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这样，1928年1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跟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游击战术。自从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率部经过多次激战，他已从中得出教训，不能跟强敌硬拼。因此，他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写下《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两人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来。
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杨如轩
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成了一位军事家。